周恩来的右胳膊

作者：stone

来源：stone的博客

原题：周总理为什么右手老是弯曲的？

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骑马过延河时，江青嫌周恩来等一些老同志骑的慢，挥鞭让马强行从中间跑过，使周恩来的马受惊，摔伤了右臂受伤以后，周恩来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步行来到党校会客室，由中央卫生处派来的医生做了简单的包扎，打上了石膏。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很差，尽管做了力所能及的处理，但还是没有接好。直到8月18日，3位印度大夫再次对周恩来的病情进行了检查，取下石膏后才发现骨折处的愈合很不理想。他的肘部已经不能活动，右臂肌肉开始萎缩。尽管进行了按摩和热敷，右臂仍然无法伸直，只能处于半弯曲状态。于是中共中央决定送周恩来到苏联治疗。周恩来于8月27日离开延安，然后乘蒋介石派来的道格拉斯专机去兰州。

周恩来等人在迪化(即乌鲁木齐)滞留大约一周左右，后乘苏联专机赴苏。周恩来一行顺利到达莫斯科后，1939年9月14日下午由任弼时联系被苏联政府安排到克里姆林宫医院。

据当时正在苏联的师哲回忆说，他被安排给周恩来当翻译，所以他每天都要到医院去。当时苏联政府安排了许多高明的医生为他治疗，先后进行过3次大的会诊，提出两个治疗方案，供周恩来选择：一个是把肘骨拆开，重新接上。这样胳膊可以运动自如，但是治疗过程太痛苦，而且时间长，当然还要冒手术不成功的风险。二是不开刀，采用按摩治疗的方法，这样做所需的时间短，但是坏处是愈合的效果不会太好。由于国内工作太忙，不允许在国外滞留太久的时间，所以周恩来坚持执行第二个方案。

其实，这些回忆并不完全准确，实际上当时苏联医生确实给周恩来做了手术。我们从现存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和研究中心”的档案资料中发现了邓颖超1939年10月8日致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信，这封信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周恩来在医院治疗的经过。据邓颖超的信说，手术是9月19日在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的。这是一次小手术，只切除了一小块突出的骨头。过了一周之后，即25日就已经拆线，经检查伤口已经全部愈合。从拆线的第二天起就开始新的疗程，主要是按摩、烤电、运动和浴疗，目的是使受伤的手臂逐渐恢复运动技能。按照教授和医生们的最初估计，他的手臂将可以弯曲45度。经过了一周卓有成效的治疗，他的手已经可以移动，手部的颤抖也已经减轻。但是，邓颖超在信中指出：根据现有的情况可以肯定，尽管以后手的弯曲程度要比预料的大些，但是要完全恢复将是不可能的，这只手最终将是半残疾的。1939年12月4日，任弼时和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说，周恩来的治疗将在12月底结束，大约在1月中旬回去。

这种治疗过程并不比做手术更轻松。治疗过程中，有时在注射麻药后，医生把他的胳膊强行按在一定的角度上加以固定，简直是痛苦异常，特别是在麻药失效后，病人疼痛难忍。按摩往往也十分痛苦，但是周恩来都以极大的毅力坚持了下来。

周恩来在医院总共住了两个多月，在新年的前几天出院。1940年元旦的晚上还出席了共产国际举行的新年联欢会。出院后，周恩来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但是，在我们所见到的诸多著述中都没有或者很少提及的是，周恩来出院后还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和共产国际一道研究了中共中央的干部问题，分析了中共党的干部状况，同时还就有关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同共产国际进行了磋商。在这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于1940年2月8日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干部问题作了一项决议，无疑这是在中共“七大”召开前，也是共产国际解散之前，共产国际就中共和中国革命问题所作出的最重要的决议之一。

1940年3月，周恩来等人乘火车从莫斯科到阿拉木图，然后乘苏联专机经乌鲁木齐到兰州。同行的有邓颖超、蔡畅、陈郁(伪装的身份是副官)、师哲(伪装的身份是秘书)、任弼时和夫人陈琮英、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即冈野进，化名林哲，伪装的身份是参谋)、印尼的阿里阿罕(化名王大才，伪装的身份是卫士)共9人。为了加强中共和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络，共产国际还交给他们一部电台，由周恩来回国时带回。这方面的工作由任弼时负责，国际还交给任弼时联络讯号、电报密码本，还有小型摄影机等物品。另外，当时共产国际还给中共一些资助。这些东西由任弼时带在身边，入境时便放到周恩来的公文包里，当时他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过境时中苏双方都享有豁免权。周恩来一行的飞机在伊宁稍事停留，顺利地通过了边境检查。到乌鲁木齐时，盛世才亲自到机场迎接，在这里总共停留了一个星期左右。在新疆周恩来再次和盛世才进行了谈判，接见了中共在当地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到兰州又停留了三四天后，3月25日到达延安。

然而，如果历史就是这么直白，那历史也就没有引力了！请看下面这张图片！

这张照片是德新社驻中国记者巴格曼所拍。巴格曼是老牌记者，驻华三十多年。1971 年，他寻机进入中南海，在西花厅门口拍下了这张照片。当时新华社社长穆青要求巴格曼把底片借新华社一用，被巴格曼拒绝。以后，新华社曾多次要求巴格曼提供该照底片，都被巴格曼拒绝。巴格曼的晚年病卧时，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梅兆荣去探望他时，再次提出这张照片的事。梅大使表示中国愿意支付版权费，巴格曼仍然拒绝了。直到 2012 年巴格曼去世，他的儿子在整理他的遗嘱时，才发现巴格曼把这张照片的底片用腊纸包着，旁边写到 ：这张照片是我拍的最令我满意的照片，在我去见上帝之后才能允许家人把这张照片的底片连同版权一起赠送给中国的官方通讯社 —— 新华社。这张照片透露了一个讯息 ：右手是可以放下并且背在身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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