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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0年12月6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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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有位老奶奶去世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
美国白宫深夜为她降半旗致哀。
无数年轻人自发聚集到她工作的最高法院,默默地为她哀悼。
她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推特上10分钟就出现了561万条“NO NO NO!”的话题消息,可见有多少人不愿接受她的离去。
她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
不是明星,不是网红,这个87岁的老太太却成了全美国年轻人的偶像。
他们为她写歌,为她出各种茶杯、贴纸的周边,比明星网红的还受欢迎。
甚至还有人把她纹到身上,老人家自己都忍不住要问:纹了身以后不会后悔吗?
在年轻人心里,她是神奇女侠,也是惊奇队长。
这个身高1.5米、体重不足45公斤的瘦小女人,才是真正的超级英雄。
没有她的努力,年轻女性可能没有今天的地位。
可是,她的反对者们,却把她骂得一文不值。
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说:“金斯伯格是最高法院里的耻辱。”
而这个永远戴着框架眼镜、表情平和、声音冷静的女人,到底为什么让人又爱又恨呢? 1933年,金斯伯格出生在纽约的布鲁克林,父亲是俄裔的毛皮贩子,母亲则因为癌症缠绵病榻,家境并不太好。
金斯伯格的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但他们深知教育的重要性。
母亲既慈爱又严厉,她教给金斯伯格两条人生准则:成为淑女,以及保持独立。
淑女的定义不在外表,意味着不要让负面情绪占据心灵。
保持独立能让你活得更自在,“如果你能遇上白马王子当然很好,但必须要学会独立生活。”
而终其一生,金斯伯格都没有忘记过母亲的谆谆教诲。
在金斯伯格高中毕业前一天,母亲去世了,给她留下了足够上大学的遗产。
她非常努力,也非常争气,考入了康奈尔大学,并拿到了奖学金,于是她把遗产留给了父亲。
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金斯伯格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继续深造。
但万万没想到,在这个美国最高学府,她最先遭遇的,不是更广阔的世界,而是性别歧视。
50年代早期哈佛才开始有女生,女生比例仅仅为2%。
在超过500人的班级中,金斯伯格是仅有的9名女生之一,这让女生成为了全班的焦点。
她常常担心自己如果表现不好,因为这不仅丢了自己的脸,也是丢全体女生的脸。
可是在课堂上,老师从来不叫女同学起来回答问题,仿佛她们不存在一样。
她想去拉蒙特图书馆阅览室,也因为自己是女生,而被拒之门外,校工给出的理由是如此无稽却又理直气壮。
有一次,院长为一年级的女生举办了一场晚宴,可在宴会上却问女生们:“如何解释你们占据了一个本应属于男性的法学院席位?”
女生们面面相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明明是考进来的,却成了占别人席位。
而当她毕业的时候,尽管她成绩优秀,全纽约仍然没有一间事务所愿意雇佣她。
金斯伯格没想到会这么难,会有这么多针对女性的阻碍。
而和由于性别歧视造成的种种不公进行抗争,也成了她一生的目标。
那个时候,带有歧视性的法律条文也很多。
比如“丈夫是家庭的主人,女性必须服从”、“丈夫不可因强奸妻子而被起诉”、“雇主可以怀孕为由合理解雇孕妇”……
在大学担任法学教授不足以实现金斯伯格的抱负,她开始作为律师着手处理和性别歧视有关的案件。
她开玩笑说:“大法官们对男女平权几乎一点概念都没有,她只能像个幼稚园老师一样解释给他们听。”
在最高法院的首次辩护,是1973年的弗朗蒂罗案。
弗朗蒂罗是一名女空军少尉,她发现她的男同事们只要结婚就能得到住房津贴,而她却无法享受这一补助,只因为她是一个女人。
于是她提起诉讼,那时候人们都说,好女孩不会与他人争论,好女孩不会提出要求,想想我们现在,好像也还在以不争不抢作为好女孩的标准。
所以弗朗蒂罗遭受了很多谴责:能接纳你进入空军部队已经很宽容了,你还得寸进尺?
可是从头到尾,她只不过想要获得平等对待罢了。
一开始案子败诉了,她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
金斯伯格成为了她的律师,她在庭审辩护时引用了废奴主义者和男女平权倡议者萨拉·格里姆克(Sarah Grimke)的话说:“我不求女性能获得什么额外的好处,我所求的仅是,让男人把他们的脚从我们的脖子上拿开。”
那是一场振聋发聩的庭辩,金斯伯格赢了,这位女空军少尉获得了她应得的权益。
1975年,她接下了温伯格案。
这个案子里,一个男性因为妻子产后去世,不得不成为一名全职照顾孩子的家长。
但当他去社保局申请一份单亲家长能获得的保障金时,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份保障金叫做“母亲的补偿”,可你不是母亲。
她想通过这个案件告诉大家,基于性别的歧视在伤害着每一个人。 作为律师,金斯伯格一共在美国最高法院辩护了6宗争取女权的案件,其中赢了5宗。
她当然知道要改变根深蒂固的观念没那么容易,但她想通过每个独立案件一步步构建起女性平权的观念。
金斯伯格坚定地告诉所有人,她会一遍遍地进行像这样的陈诉和辩论,直到千百遍,她也没觉得能一举成功,因为长久的改变都是一步一步实现的。
她所做的一切,对于美国女性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没有她在70年代做出的努力,今天的女性就不会得到现在的法律地位。
而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让她在1993年,当上了第107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大法官是美帝最受尊敬的事业巅峰,终身任职,绝大多数是男性,金斯伯格是史上第二个女性大法官,一做就做了27年。
克林顿说,在白宫见到她15分钟之后,我就决定提名她。
而这一切,除了金斯伯格本人足够出色,也离不开丈夫马丁60年如一日的支持与欣赏。
金斯伯格和丈夫马丁相遇在大学校园里,那时候,她17岁,他18岁。
他是第一个关注她学识的男孩,五十年代的男性大多对此毫不在意,所以她一下就记住了这个男孩。
他们俩是完全不同的性格,马丁外向,喜欢社交,常常是派对中最耀眼的人物。
而金斯伯格却喜欢安静,连闺蜜八卦都很少参与,她的朋友都说她是个深刻的思想者。
可是说起马丁,金斯伯格会忍不住流露出羞涩但幸福的笑容。
她说:“遇见马丁,是目前为止我生命中发生过的最美好的事。”
因为他们不仅深深相爱,还认可彼此的优秀,支持彼此的事业,是双方最坚强的后盾。
早在大学里的时候,马丁就很欣赏金斯伯格的学识,觉得她可以当上《哈佛法学评论》编辑。
要知道,你必须要在540名学生里排名前25,才有可能得到这个机会。
马丁对她信心满满,同学们却觉得他在说梦话。
他们21岁就结了婚,是真正的校园爱情。
两个人一起进入哈佛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一岁多的宝宝。
后来,读大三的马丁不幸被查出得了癌症,这意味着金斯伯格要担负起照顾两个人的责任,而且还有学业要完成。
于是她雇了一个保姆,保姆四点下班,她就一边照顾女儿,一边照顾生病的马丁,还安排他的朋友来帮他赶上学业的进度。
与此同时,她自己的作业也没落下。
那段时间,她一天只能睡两个小时,这听上去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她是怎么挺过来的。
幸运的是,最后马丁痊愈了,生活终于回归了正轨。
而提起这段日子,金斯伯格也只是淡淡一笑,说感谢这段经历让她学会了如何适应高强度工作。
他们的付出是真正的彼此成就。
马丁刚当上律师的时候,他为了成为律所合伙人而在工作上格外拼搏,那段时间,金斯伯格就主要负责照顾家庭。
而当女性运动日渐抬头,马丁认可妻子为女性争取权益的工作有着不可替代的深远意义,就退后一步,金斯伯格成了事业为先的那个人。
为了支持妻子的事业,他们还举家从纽约搬到了华盛顿。
那个时候,没有人相信竟然有丈夫愿意为妻子做出如此牺牲,要知道,马丁也非常优秀,他当时可是“全纽约最好的税务律师”。
但他们之间确实就是如此,用朋友的话说就是“他们的关系美好得令人羡艳”
金斯伯格竞选大法官的时候,已经60岁了,那时所有人都觉得她会因为年龄太大而落选,只有马丁并不这么想。
他知道金斯伯格安静腼腆又寡言少语,就承担起了为她造势拉票的工作,尽全力调动自己在律师界、学术界的资源。
原本鲁斯在候选名单中只排到22或23位,是马丁的努力让她冲到了第一,最终当选。
对于金斯伯格的工作,他全力支持,因为在他心目中,金斯伯格不只是他的妻子,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法律界的巨人,她在做着非常伟大的事业。
当上大法官之后,金斯伯格非常忙碌,马丁常常会到办公室,把他殚精竭虑的妻子拽回家,“再忙也多少要吃点东西睡一会啊”。
金斯伯格的厨艺很差,他们的女儿开玩笑说,在家里分工很明确,爸爸负责做饭,妈妈负责想吃什么。
2010年,马丁再次患上癌症,这次金斯伯格救不回他了,最爱的人就这样离她而去。
金斯伯格时常翻阅马丁留下来的书信,丈夫写给她的情书收集起来,有一本字典那么厚。
那本册子里,每一页都是他们跨越60年的深情爱意。
金斯伯格曾经得过两次癌症,1999年,她被确诊结肠直肠癌;10年后,她又患上了胰腺癌。
但是病魔并没有把她打倒,手术后她开始做体能锻炼,80多岁的人,甚至还能做平板支撑。
有意思的是,有些年轻人想要向她致敬,就会来最高法院门口做一做平板支撑。
训练结束后,她好像又做好了战斗的准备,要为自己的理想奉献一生。
金斯伯格看上去并不是那种强势的女人,她性格腼腆安静,喜欢看歌剧,还热衷于给自己的法袍搭配各种各样装饰的领子。
法袍的设计其实是为男性准备的,因为他们要寄领带,但金斯伯格偏要把法袍穿出自己的风格。
这个温柔又坚定的女人,没有被歧视的洪流所裹挟,也没有成为空有愤怒的异见者。
她掌握着自己的人生,漠视那些阻碍她的偏见,一步一步地改变着那些她觉得不公的事,实现着自己的理想。
我想每一个女性都能从她的故事中得到力量。
“不要让他们拖你的后腿,伸手去够星空吧。”
现在,轮到你上了。
图文素材来自纪录片《大法官金斯伯格》 翻译:b站@3higga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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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一人一城
从哈佛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这个女人用一生做一件事。
值得欣慰的是,她的坚持引起了千千万万年轻人的共鸣,让她在80岁的时候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网红”。
异见者
R·B·G
去世前,马丁跟挚友聊天:“我此生最大成就,就是支持鲁斯,让她可以成为她现在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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