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保罗·格雷戈里(Paul R. Gregory)，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本文选自胡佛研究所在线网站，格雷戈里认为，美国的左派政治家一方面鼓吹现在是后意识形态时代，一方面引入欧洲的福利国家政策（以奥巴马医改为典型），后者蕴含的大政府倾向，侵害了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和有限政府的宪政原则。出于国情，涉及中国的两小段文字没有发表，朋友们可参照英文链接阅读。
近日，奥巴马给一位拉丁美洲听众做了即席评论【1】，从中我们可以管窥美国左派是如何准备把美国主流社会导向社会主义。
奥巴马在阿根廷市政厅会议上做了脱稿演讲，其中，他对“左派和右派、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明显分歧”做了低调处理。值得注意是，奥巴马称分歧为“过去的”，好像它们今天不存在似的。照奥巴马的提法，我们大概生活在一个后现代、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世界。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分歧“依然是引人关注的知识争论”，他建议这位阿根廷年轻人：“不必担心它是否契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理论——只需要判断它运作得怎样（you should just decide what works）。”举例为证，奥巴马对古巴的全民医疗保障制度赞誉有加，称之为“巨大的成就”，尽管遗憾地指出古巴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照奥巴马的言外之意：如果古巴能做出明智的选择，可以在不对政治体制做出必要改革的情况下，既能维持医保制度，又能有繁荣的经济。
那么，在这样一个后意识形态的世界，我们该怎么做？照奥巴马的说法，我们必须创造“顺应今日新环境的新形式。”尽管“基于市场”的经济制度最成功，但是“市场不能靠自身运行。它必须有社会、道德、伦理和社群的基础，所以必须要实现包容。”任何制度都不完美；因此，我们必须创造这样的经济制度，借助市场的动力，去制造包容性的和社会、道德、伦理上正确的后果。在奥巴马价值无涉（value-free）的世界，基于“运转效果”的实用性判断应该取代意识形态的考量。
左派的根本性误解
奥巴马似乎没有意识到，意识形态依旧存在并且以深刻的方式塑造着我们的生活。那些基于核心思想原则的社会，不可能根据“运作良好的东西”进行随机组合。
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犹如三腿凳。资本主义或自由企业的三条腿分别是民主或多元的公共选择、奉行不干预政策的国家、保护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的法治。社会主义的三条腿分别是一党制国家、对经济事务的普遍干预，以及缺乏保护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的法治。
资本主义三腿凳比它的社会主义对手，更高更稳。数百年的历史表明，自由企业经济更容易实现增长，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准，带来技术的创新，这一切与卡尔·马克思——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崩溃——的教义相悖。看看德国和韩国：分离之初，朝鲜、韩国的人均收入相同，今天，共产主义朝鲜的生存性收入与65年前相当，而资本主义韩国则增长了10倍，并且拥有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当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时，好奇心重的西德游客拜访了东德高层居住的万德利茨住宅区，他们惊讶地发现东德高级干部的住宅并不比自己的好。实际上，这些干部最大的特权是在住宅区内配备了一所销售西德商品的商店。即便是左派引为“民主社会主义”正面典型的国家，即瑞典和丹麦，也是靠一个世纪的自由企业增长获得的富足，并且当他们偏离（资本主义）模式太远的时候，也得重新回到其基本原则。
奥巴马没有意识到，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会限制它的政策调整空间。法治会挑战独裁者——不论是共产主义的还是其它类型的，诸如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权力。有限政府并不会产生奥巴马及其同道所认为的那种道德的、伦理的以及包容性的效果。在再分配和公平政策上走得太远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必然会失去市场经济的效率。企业家创业的自由以及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公司，显然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相冲突。
为什么苏联体制拒绝移植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
至于奥巴马为什么错了，苏联也可以提供例证。苏联的经验表明公有制、国家经济计划以及苏联共产党专政，是20世纪最大的失败。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强制工业化使共产主义突然出现在世界舞台。苏联领导人发誓要埋葬资本主义。他们承诺实现经济的高增长，消除贫困以及建立工人国家，在其鼎盛之际，曾俘获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今天信奉共产主义经济的国家，其人口不足世界的百分之一，因为60年的经验表明苏联式计划经济兑现不了自己的承诺，而且在此基础上的修修补补也无济于事。
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领导人意识到共产主义经济体制的内在缺陷正在将他们拖入死亡漩涡，他们的调整措施类似于近日奥巴马对阿根廷听众做的建议。他们决定采用资本主义制度中“运转良好”的东西——利润动机和管理自由——结果既得利益集团拒绝了这些资本主义改革，就像是生命有机体的排异反应。
20年后，苏联共产党改革派领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决定重组苏联经济，赋予其“人道社会主义”的新形式。他一方面规定市场价格，拒绝给予市场充分自由，而且未能确立法治，另一方面则允许政治异议存在，废除中央计划体制，释放企业活力。结果造成了一个巨大黑洞，将苏联计划经济残余带入混乱的境地，困扰俄罗斯达数十年之久。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就像今天的桑德斯，曾援引瑞典和丹麦作为自己的榜样。
为什么中国排斥法治？
此处省略675字，完整版可见英文链接：
http://www.hoover.org/research/rise-american-socialism
为什么古巴拒绝引入市场经济？
古巴和苏联、中国相似。古巴共产党是其核心的意识形态制度。古巴宪法第五条声明：
古巴共产党……古巴民族有组织的先锋队，是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负责组织和领导社会力量，最高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如果卡斯特罗兄弟遵循奥巴马的建议，他们应该让私人企业取代其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然而，古巴的国有经济就像是军事企业，由6万人的军人——卡斯特罗的权力支柱——运营。有人声称，军队控制了60%的经济活动，接收了古巴40%的外汇。照奥巴马的逻辑，卡斯特罗兄弟除了自由企业，还应该引入法治、财产权、法律保护、为国外投资创造优惠条件，以及允许一个欣欣向荣的商业阶层。然而，这些改革最终会危及古巴共产党政权的领导地位，因而不许出现。
相反，古巴领导人将极为有限的资源集中于全民医疗保障，以此来转移来访的外国元首（如奥巴马）的注意力，并且为其在美国大学里的意识形态支持者提供“弹药”。一党专政的国家通常会集中力量发展某些重点项目，以此博得世界的称赞。东德靠兴奋剂制造奥运冠军，贫穷的朝鲜不惜重金发展核武器和导弹项目，苏联则拥有空间计划和防御体制以挑战美国，贫困的古巴则投入11%的GDP用于公共卫生，相较而言，加勒比海和拉美国家的投入比例平均为4%。值得一提的是，古巴的医生出国项目（doctors-abroad program）是其主要的出口创汇者。古巴的医保制度不仅有助于提升形象，还是门好生意。
华而不实的军事力量、运动员的成功以及较低的婴儿死亡率，使人们忽视了古巴一党制计划经济中寥寥无几的成就和诸多失败。
资本主义可以从社会主义借鉴什么？
作为左派“革新性总统”，奥巴马相信一个大的、侵入性政府对美国“有益”。在奥巴马领导下，联邦政府倚靠强制力：要求公民购买他们并不想要的产品（奥巴马医改），侵扰茶党等公民团体，并且指导监管机构蓄意扼杀某些经济分支，如煤炭行业，同时补贴在市场定价中不能生存的产业，如绿色能源。
除了这些高压案例，大多数美国人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政府借助税收和管制拥有和行使了巨大的强制权力。相反，他们通常把高压政治和共产主义统治者——诸如斯大林、Mao、卡斯特罗兄弟以及金家王朝联系在一起。美国人很少会思考联邦政府所保有的强制和惩罚权力。
有限政府的宪政原则遭到攻击，尤其在罗斯福、约翰逊以及奥巴马主政时期。联邦政府登记的法案、法规，已经从1960年的14500页，飙升至2015年的82000页。联邦政府的非国防支出占GDP的比例，已经从1960年的8%上升至2016年的18%。联邦政府机构已经超过700个，而且貌似联邦政府也不知道确切数目。联邦政府的税收法（tax code）有75000页。自2016年4月15日起，美国人必须声明自己是否购买了医疗保险。否则，他们必须缴纳罚金。
不像共产主义体制排斥从国外移植（制度），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对政府变得愈来愈大、愈有侵入性、愈有强制性，没有表现出自动的排斥。既得利益集团的说客们操纵制度以图为特殊利益立法。民选官员许诺要维护有限政府，结果却背道而行。代价高昂的法规屈服于狭隘的利益，这些利益通常被包装成对公共利益至关重要。行政和立法分支幕后的政治阴谋变得太复杂，选民们根本无从理解。而且它们还给人留下了不安的印象，政府是为局内人而非人民而运作的。难怪这套制度在2016年刺激了局外的总统候选人参选，这些人发誓要拨乱反正。
自由企业缺乏保护措施
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体制内置了报警器，防止引入自由企业制度，然而有限政府有时则毫无防备。实际上，弗雷泽研究所的经济自由指数（Frasier Institute Economic Freedom Index）表明，自贝拉克·奥巴马总统上台后，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的自由度排行中，已经从第6位跌至2016年的第11位。美国得分的下滑与政府迅猛增长的开支、补贴和紧急援助密切相关，而且美国得分的下滑主要体现在财产权和法治上，这一点需要认真对待。拥有高分值的国家享受着财富和繁荣。有分析家指出：“经济自由并非仅仅关乎少数人的特权，而且关乎多数人的机遇，在较多自由的国家，最穷的人比起较少自由的国家的同类人，收入要高得多。”【2】
奥巴马、桑德斯等左派政治家许诺创造一种制度，把高生活水准、创新、效率和国家强制结合起来，确保“社群”（奥巴马对无产者的委婉说法）在社会、道德和伦理上得到公平对待，许多选民信以为真。然而，这样的制度在历史上不曾出现，未来也不会出现。我们的左派教授们显然没有把这一事实教给伯尼·桑德斯校园里的年轻追随者。
精英媒体以及自由派主导的大学校园，将“资本主义”和“私人企业”等同于无情的公司、贪婪的商人和不平等。他们通过政治正确——被用来压制个人主义和统一思想，以取得平等效果为目标——为左派的事业推波助澜。这些意识形态不仅与最好的经济效果（就全体公民而言）不兼容，而且就其极端主张而言，与受过教育的、开化的人民也不相兼容。……此处省略92个字。http://www.hoover.org/research/rise-american-socialism
奥巴马所谓的“精挑细选有用的东西”（pick and choose what works），言外之意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好，或者更恰当地说，国家强制与个人自由一样好。然而，实用主义、证据乃至基本的逻辑都不支持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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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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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in Young Leaders of the Americas Initiative Town Hall
【2】The Real Reason Behind Slowing U.S.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