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霍尔：美国是否有一个基督教的立国根基？（上）

译者按：马克·大卫·霍尔博士（Mark David Hall, Ph.D.），美国乔治福克斯大学政治学教授。英文标题“Did America Have a Christian Founding?”，摘自遗产基金会网站，全文参见原文链接。

自美国诞生之日起，宗教在共和政体中的角色一直是个争议性问题。尤其是辩论到宗教自由和适当的政教关系时，火药味就更浓了。说到这些问题，辩论双方常常依据国父们的意图罗织论点，不过遗憾的是，国父们的见解常常遭到曲解。

美国是否有一个基督教的立国根基？关于此问题，有两个流行答案——“显然没有！”和“显然有！”——二者都曲解了国父们的见解。事实上，确有大量证据表明，国父们受到基督教价值观的影响，并且从许多方面讲，国父们的见解在当下很可能会引发政治和法律上的争议。

两种常见但是错误的答案

持“显然不是”观点的人认为，美国的国父们受世俗价值观以及个人、阶级或国家利益的驱动。这些学者不否认国父们是宗教徒，但他们认为，国父们大都是自然神论者——即那种拒绝基督教的某些教义，认为上帝不干预人类和国家的事务的人。

举例说来，历史学家Frank Lambert写道，“启蒙运动和自然神论，对美国共和政体（尤其是其中的政教关系）诞生的意义，再怎么高估都不为过。”类似还有，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Geoffrey Stone断言，“自然神论信仰，在美国共和政体的建立过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而且“建国那一代人通过启蒙运动的透镜（对正统基督教存有深刻的怀疑），来看待宗教尤其是宗教与政府的关系。”Edwin Gaustad，Steven Waldman, Richard Hughes, Steven Keillor, David Holmes, Brooke Allen以及其他学者也持相同观点。【1】

除了断言国父们是自然神论者外，这些作者还普遍认为国父们放弃了（清教徒）祖先狭隘的政教观念，接受了宗教自由。他们也承认，有一些国父们认为行政当局理应支持宗教，不过他们辩称，鉴于杰斐逊和麦迪逊的主张——即教会和国家中间应该有一堵隔离墙——写入了宪法并且得到了第一修正案的强化，上述主张变得无关紧要。我们注意到这个故事存在许多重大缺陷。

对该问题的第二种答案，是由那些受欢迎的基督徒作家提供的，他们分别是Peter Marshall, David Manuel, John Eidsmoe, Tim LaHaye, William J. Federer, David Barton, and Gary DeMar。他们认为美国不仅有基督教的立国根基，而且几乎所有的国父们都是虔诚的、正统的基督徒，他们自觉地从宗教信念中汲取灵感，以回应政治问题。

为了支撑自己的论断，这些作者们非常乐于搜寻国父们援引过的宗教格言。以至于倘若某个国父在其生命的任一阶段，发表过任何宗教性观点，都会被视为正统的甚至是福音派基督徒国父。举例而言，Tim LaHaye用这种方法论总结道，约翰·亚当斯“服膺耶稣基督，并用圣经的原则治理国家”，而乔治·华盛顿，如果活在今天的话，“将会自愿地与信奉圣经的福音派基督徒（它对我们国家产生了如此正面的影响）联合。”【2】这同样是个糟糕的故事。

何谓基督教的立国根基？

为了回答“美国是否有一个基督教的立国根基？” 显然，我们必须要理解这个命题。首先，让我们思考一下，到底是什么构成了基督教的立国根基？

有一种可能性非常简单，即国父们自认为是基督徒。显然，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在1776年，每一位欧洲裔美国人，除了2500名犹太人，都自视为基督徒。而且，大约98%的殖民者是新教徒，剩下的1.9%是罗马天主教徒。【3】但这一事实不见得引人关注。这些男男女女可能是糟糕的基督徒，他们可能尽管是基督徒，却受到非基督教理念的重大影响，或者他们可能一直是基督徒，却自觉地尝试创造一个世俗的政治秩序。

其次，我们可能是指，国父们都是些真诚的基督徒（sincere Christians）。但是，对学者或任何人而言，何为真诚（sincerity），殊难判断。在多数情况下，缺乏可信的历史记录。即便我们能够断定某位国父是教会成员，定期礼拜，甚至是教会里的干事，这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他是一位真诚的基督徒。他这么做，或许只是因为社会期待他如此做。

第三，我们可能是指，国父们是正统的基督徒。在一些情况下确实如此——诸如塞缪尔·亚当斯、帕特里克·亨利、约翰·杰伊、罗杰·谢尔曼以及约翰·威瑟斯彭（John Witherspoon）——有大量证据表明，这些国父们接受并且明确阐述了正统的基督教观念。但是仍旧缺乏足够的证据，因此，我们没有十足的把握说所有的国父都是正统的基督徒。

注：约翰·诺克斯·威瑟斯彭（1723-1794），苏格兰裔美国人，长老会牧师，作为唯一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神职人员和大学校长，威瑟斯庞在北美推动新道德哲学的努力，对美国建国时期的价值观转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虽然许多有影响力的学者断言，国父们都是自然神论者。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建国时代事实上只有极少数公民领袖——特别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伊顿·阿伦、托马斯·杰斐逊以及（如果我们把他算作美国人的话）托马斯·潘恩——称得上是自然神论者。而且，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说，即便是这些国父们，在许多方面也受到了基督教价值观的影响——而且，他们并没有主张在教会和国家进行严格地分离。【4】

第四种可能性是，国父们在他们的私人或公共生活中，以基督徒的身份行事。一些历史学家辩称，美国的立国根基不是基督教的，因为有一些国父们并没有加入教会、领圣餐或是对他们的配偶保持忠诚。而且，在担任公职时，他们并没有以基督徒的风格行事，因为他们与英国打了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并且没有立即废除奴隶制。【5】

某些情况下，这类批评并没有考虑到历史背景，诸如在18世纪的美国，加入加尔文教派教会并非易事。在其它情况下，他们忽视了传统的基督教教义，即使圣徒也会犯罪。如果道德完美是成为基督徒的标准，恐怕任何人都无法成为基督徒。尤其过分的是，以对21世纪的基督徒显而易见的具体政策后果论断国父们，这显然是非历史的。

当然这不是说，圣经的原则是相对主义的，但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它们对特定问题的运用可能很多样化或不是那么清晰。举一个当代的例子，恐怕我们不能以某人支持（反对）减税或全民医保政策，就称其为优秀的基督徒政治家。

最后的一种可能是指，国父们都受到基督教价值观的影响。学者们花了大量时间来识别这种影响。他们一本书接一本书的阐述，国父们是否更多地受到洛克式自由主义、古典共和主义或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影响等等。

我相信，对于理解“美国是否有一个基督教的立国根基”这个问题，这种方法是恰当的。当我们这样做时，需要指出那些挂名的基督徒可能受到了基督教价值观的影响，就像正统的基督徒可能会受到非基督教价值观的影响一样。我相信，有一个极好的案例能够证明，基督教价值观对国父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

在开始之前，我需要强调一下，我并非主张只有基督教价值观对美国的国父们产生了重大影响，或者说它以同一种风格影响了所有的国父。显然，在建国时代，基督教对国父们的知识影响形式迥异，不过其中常有重叠之处。【7】国父们还受到盎格鲁—美利坚的政治、法律传统以及自身政治经验的影响，而且像所有人一样，他们还受到各式各样的个人、阶级或国家利益的驱动。我的看法仅在于表明：正统的基督教价值观对美国国父们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常常受到美国建国史学者的忽视。

未完待续，参考注释详见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