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的一贯性 ｜丘吉尔

编者注：本文摘自《丘吉尔文集：思想与经历》（赵文书等译）。从内容上看，可以作为上一篇推送的延伸阅读。照丘吉尔的看法，“问题的解决不能依靠对某方面适用的推理的内在逻辑性，只能依靠在不同时期对主要情况的正确把握。”执拗于意识形态一致性，于政治实务并非美德；量力而行、相时而动，才是政治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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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船平稳，在事件的急流中掌舵的政治家可能会让自己身体的重心一会儿倾向这边，一会儿又倾向那边。如果比较一下此人在各种场合所持的观点，人们也许会发现它们不仅性质不同，而且可能在精神上自相矛盾，甚至会在方向上完全相反。可是他的目标始终没有改变；他的决心、他的愿望、他的世界观从未改变；然而他对其所采用的方法却无法自圆其说。我们不能说这就是不一贯，他只能在保证不改变主要目标的前提下，随环境变化而变化。曾经被嘲讽为“两面派”的哈利法克斯勋爵有一句名言：“我的改变就像温带的气候变化：有时酷热、有时冰冷。”

编者注：乔治·萨维尔（George Savile, 1st Marquess of Halifax，1633～1695），即哈利法克斯侯爵一世，英国政治家、作家。其智力、品格、风雅、活力乃至幽默，均给同代人以深刻印象，不少人认为他的机敏无人可敌。他对辉格、托利两党的政治态度随形势而变，他欣然接受“trimmer”的名号，trimmer，有骑墙派和见风使舵者的意思。

在这个问题上，柏克是更好的例子。他的《论当前之不满情绪的根源》以及他就美国的怀柔政策所写的文章和所做的演讲，是所有英语国家中自由派长期以来的主要武器库。他的《关于弑君和平论的来函》以及《法国革命论》会继续成为保守派在任何时候都可用以御敌的最有威慑力的武器。他是自由的传道士，也是权威的合伙人。历史很容易证明他这样做的理由和动力，正是诸多问题的巨大变化，才使这位睿智的、真诚的人有了这些完全对立的表白。他从心灵深处厌恶专制和暴政，不管它是出现在一个盛气凌人的君主身上，还是发生在腐败的王室或议会里。他不畏专制的高压，敢于在凶残的暴徒和邪恶的宗派面前，为他那并不存在的自由高声疾呼。不管你认为他是“自由的柏克”，还是“权力的柏克”，你都会感到尽管他不惜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为自己的目标和理想辩护，但他一生追求同一个目标，寻求同一个理想的社会和政府。同一个柏克，面对着来自不同方面、以不同形式出现的相同的危险，于是他为了同一个目的、从同一个军械库里拿出了不同的武器，在不同的地方保卫着自己。

编者注：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18世纪英国著名政治家、现代保守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其代表作为《美洲三书》、《法国革命论》等。

在行动中，总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经常性的变化。一项政策的实施总有遇到困难、再也施行不下去的一天；新因素的涌现会使它显得陈旧，新的不利因素又让它成为一纸空文。当与旧政策完全相反的新解决方案出台时，其势已难以阻挡。采用新政策就必须放弃旧政策。有时，同一个人、同一个政府、同一个政党也会来个180度的大转变。他们这样做可能是出于责任，因为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卸下自己身上的担子，或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在新形势下有所作为。在这种情况下，不一贯性不仅仅是停留在字面上，而且已付诸行动，还理直气壮地公开宣言。放弃高压论就必须有调和论取而代之，而这些观点必定出自同一人之口。但这一切可以得到合情合理、不失体面的解释。政治家会很率直地告诉你：“我们的高压政策失败了，现在我们必须采用怀柔政策”；或者，“我们的怀柔政策失败了，我们现在得采取高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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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外界形势的发展会产生作用外，人的心情变化也会导致不一贯性。“人的心情是变化莫测的。”很少有人在生活中没有心情的变化，也没有几个从事社会活动的人能将这种变化藏而不露。一般说来，年轻人自由奔放，喜欢变革；中年人处事谨慎、愿意折中；老年人则从容不迫，希望稳定。人一生的走向大致是从左倾走向右倾，且常常是从极左至极右。格莱斯顿先生的变化则截然相反，他一生中慢慢地从一个坚强不屈的保守党的希望之星，转变为19世纪最伟大的自由党政治家。这一大转变也代表着心境的巨变。1833年，他以一个年轻议员的身份，凭借反对废除奴隶制的演讲引起了下院的注意。60年代，又以大臣的身份公开支持（美国）南方各州反对北方。到了80年代，他又为保加利亚独立而摇旗呐喊。最后作为一名资深首相，他于90年代，又将自己无人匹敌的精力中最后一息投入到爱尔兰的事业中去了——他这一生的转变堪称宏大。

如果你试图从这种转变中，发现人的野心到底在不知不觉中、永不停息地起着多大作用，那必定吃力不讨好。思想本身具备一种能量，当受到公众大力支持的刺激时，其潜能就会得到释放。当然，反对派的不满以及作为党派领导人所应承担的实际责任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总的说来，数量至少是巨变中的一个因素。拿破仑曾说过：“我的行动总有四五百万人的舆论支持。”如果不怕担玩世不恭的恶名，我们不妨再添上两句：“在一个有议会机构的民主国家里，有时很有必要顺从他人的意见。我是他们的领导，所以我必须听从他们的意见。”现在看来，和那些虽然名气稍小但立场始终如一，因而从未受过指责的人相比，格莱斯顿的政治生涯应该算是刚正不阿的，因为他的一生中几乎找不到最后两种想法的痕迹。

编者注：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 英国自由党政治家，曾四度出任英国首相（1868-1874、 1880-1885、1886以及1892-1894）。

显然，作为一名掌握大局的政治领导人，即使他有毫不动摇的决心和目标，他也必须在解决公众事务时权衡左右，才能提出他的意见。比如说，一个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内的军事实力和军费开支，没有任何绝对规律或自然规律可供参考，这完全是由当时的形势、个人对当时存在的和潜在的威胁国家安全的危险的把握程度决定的。举例来说，如果某位英国大臣在德国发动的那场大战（编者注：即一战）即将爆发之前，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做好海防的紧急准备，又在德国的海军力量被摧垮之后，建议放慢海军建设的节奏、紧缩海防支出，那么此人的主张应被看作是前后不一吗？他可能认为危险已经过去，因此已没必要再紧张备战了；他可能认为筋疲力尽的世界大战之后必是长期的和平；他可能认为金融秩序和经济建设的恢复，远比继续加强军事力量更有必要；他也可能认为在以后的战争中，空军将会取代海军的地位。也许他的前后主张都完全正确，因此实际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人们不难看出，两个时期中的两套观点是有很大差异的。这类问题的解决不能依靠对某方面适用的推理的内在逻辑性，只能依靠在不同时期对主要情况的正确把握。

注：《丘吉尔文集：思想与经历》成书于1932年。小编以为其中有几篇文章值得注意，如《政治上的一贯性》、《竞选回忆录》以及《议会制政府与经济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借来读读。下期预报，明天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美国大选，剧透一下，是关于川普的，据说当年的“大嘴巴”现在越来越靠谱了，欲知详情，请留心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