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拉克·奥巴马：不及格的总统任期 | 理查德·爱泼斯坦
本文译自 Hoover Institution，英文标题 Barack Obama's Failed Presidency
作者Richard A. Epstein，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自由意志主义者。这篇文章发表于七月初，至今依然是“Defining Ideas”版面最受欢迎的文章之一。
蔡华旗 译 万吉庆 校
7月4日（译注：美国独立纪念日）之后，盘点贝拉克·奥巴马的总统任期可谓正当其时。余下的六个月任期里，他基本上不会改弦易辙，历史会按照他目前的执政记录对其评判。这份记录显示，在过去八年里，他那浮夸的承诺和少得可怜的政绩形成了鲜明对比。
讽刺的是，奥巴马最风光的时刻来自当选之前。2008年7月，他锁定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年轻的奥巴马口若悬河地谈到，作为未来的世界级人物，自己将扮演何种角色：
“我百分之百地肯定，当回顾历史时，我们会告诉自己的孩子，正是在这一刻，我们开始向病人提供医护，向失业者提供工作；正是在这一刻，海平面的上升趋势得到遏制，我们的星球开始得到医治；正是在这一刻，我们结束了一场战争，捍卫了国家，并且恢复了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后、最美好的希望的形象。”
奥马巴在那篇演讲中，用了一连串“我们”，但用得太过频繁，以至于第一人称复数（We）听起来更像是第一人称单数（I），仿佛他的被提名意味着空前绝后。他演说起来，仿佛在他“开始”改革前，不曾有人对这类议题发表过看法，而在他未来的执政中则“保证可以”全面开花。此时的奥巴马是耽于高尚目标的梦想家。但是，幻想不等于治国术，而且后者的缺乏导致他不能以妥当的方式应对自己设定的挑战。
奥巴马在任期内的表现为何远不及他的理想，这是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就任何总统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判断何种议题属于政府行动的范围，何种议题应留待私人部门去做。任何明智的答案都会从两种假设开始，然而奥巴马的进步主义心态与这两种假设格格不入。首先，政府应避免干预经济事务，允许竞争创新的力量做大“社会蛋糕”，此过程会惠及人人。其次，政府应运用国家力量捍卫国家及其盟友免受外部侵略。奥巴马颠倒了这对关键性关系——这是个根本错误。在国内经济事务中，他非常愿意用强制力反对自己不喜欢的集团，而面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劲敌，他却不情愿强硬回击。
在执政中，这种级别的失误，不可能以边际调整的方式加以纠正。遗憾的是，较之于奥巴马上台前，今日的美国在经济上更为虚弱，在社会上更为分裂，在国际上更不受尊敬。除个别情形外，奥巴马在他宣布要开创新纪元的所有领域，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想一想：
奥巴马如何向病人提供医护？在这个问题，就像在众多经济和社会议题上，他面临着关键抉择：要么寻求消除市场壁垒，要么强加一套管制、税收和排斥制度。前者会促进增长，减少行政和管制威胁。后者在增加行政和合规成本的同时，牺牲了潜在的贸易利益。
他大肆吹嘘的医保改革违背了任何健全的经济学常识。其强制性给付项目比任何私营保险项目更为高昂。针对现有私营保险项目的标准日渐严苛，导致许多企业关门或是削减业务。奥巴马政府坚持要求，企业管理费应该控制在总支出的预定比例以内，这意味着对企业各职能权衡完全不懂的局外人参与到企业的具体管理。为数众多的被保险人被迫放弃合理的私营保险项目，参与到有限的公营保险项目（以接受高额补贴为典型特征）中。奥巴马及其支持者忽视了保险业中的逆向选择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年轻、健康的人群似乎是急于加入医保计划，这些计划迫使他们向老年参保人贡献大量的补贴。恰恰相反，这些健康人群直到迫切需要高昂的医疗服务时，才参与一些保险项目。出于一时突发的意识形态，奥巴马政府没有顾及已有医疗状况的承保范围所需的更长的等待期，或者所需被保险人的最小周期。在最好的情况下，这项改革会遇到猛烈抵触，至于前途则生死未卜。
当我们谈及为“失业者”提供“好工作”时，情况并没有好到哪里。总统的政策对劳工市场造成了严重破坏。正确的分析始于最简单的洞见：面向雇主的任何管制或课税都必然限制雇员的所得。因此，在竞争性的劳动市场上，政府应该执行已有的合同，而不是重写合同。我们不幸的“新政”包含许多扰乱劳动力市场的法律，而这些市场却是没有哪个总统可以随意废除的。但是总统可以运用他巨大的行政裁量权减轻他们的负担。
奥巴马不是这样的总统。就在最近，基于1938年的《公平劳动标准法案》，劳动部公布了新的加班规定，其中涉及的工人最低工资标准不低于每年47476美元，这是之前每年23660美元的两倍。这部《公平劳动标准法案》是一项无端干涉，而它对当下不稳定的经济造成的扭曲更为严重。从最低限度上讲，这部新规给公、私部门的雇主强加了沉重的遵从成本（compliance costs，译注：被管制者为了要符合管制规定所需花费的人力与资源的成本），事实上迫使他们重新考虑职位分类。它甚至使得官方的报酬计算单位（“小时”）在实际操作中更加不适用。这里有三个例子：第一，科技初创企业在股票和股票期权上提供了许多报酬，这些报酬为管理目的的估值被《公平劳动标准法案》限制在了工资的10%，这就迫使资金匮乏的公司重新制定整个商业规划。第二，大学毕业生和博士后为保证教育和工作而工作很长时间。然而一旦他们因为加班时间保护而成了按小时获得收入者，那么没有人知道他们该去哪里找到兼职。最后，整个“零工”经济是在零碎的根基上运转的，因为优步（Uber）和任务兔子（Task Rabbit，译注：一跑腿网站，人们可以在网站上发布工作内容，跑腿者可以领取任务，完成任务后还能获得相应的报酬）都无法远程管理员工的工作时间。
此外，奥巴马政府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工会成员，比如要求进行草草了事的选举，限制雇主的言论，以及像加盟商的老板一样对待麦当劳这样的特许专营授权公司。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劳工垄断，奥巴马政府对劳工市场进行了不合时宜的干预，导致其在自由贸易中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立场。奥巴马总统已经支持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但经常是打着重商主义“公平贸易”的幌子。结果是自我拆台。失业率确实有所下降，然而同时下降的还有劳动力的市场参与以及家庭收入的中位数。
当涉及到全球变暖与环境问题这种非常复杂的议题时，总统的政策也变得软弱无力。大多数人认为，在其它因素不改变的情况下，二氧化碳的增加将会引起全球温度的整体上升。但是，这是如何实现的呢？过去15年内相对平缓的温度读数是短暂失调还是整体趋势呢？即使总统将全球变暖置于议程的优先位置，他忽视了这些问题，这就导致了他主持下的环境保护署拒绝修订那些许可规则，该规则允许低碳排放的工厂替换仍在运营中的陈旧的燃煤工厂。
就外交事务而言，绝对是十足的灾难。放眼望去，各处的形势（俄罗斯、中国、中东）都比奥巴马上任前要更危险。这是奥巴马不愿意将军事事务交付给将军们的必然结果，而且在出动地面部队阻止中东地区的暴力上，几乎可以明确地说，奥巴马“越界”管理了。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地，乔治·W·布什在2009年留给奥巴马的相对稳定变得分崩离析，与此同时，伊朗的国力崛起。ISIS几乎每天都在犯下暴行，就在最近，他们还活跃在巴格达和孟加拉国。动荡已经引起了欧洲与整个中东地区的移民危机。（奥巴马）为叙利亚划的红线丝毫不起作用，ISIS组织在中东地区各处建立了许多固定基地为恐怖活动提供跳板，而且这些活动已经渗入美国，就在前不久，还发生在奥兰多。（美国的）衰弱加剧了全球性密谋活动、暂时的结盟以及政治不稳定。然而奥巴马一味地承诺要削减军事能力，而且不在中东地区动用地面部队，结果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使得俄罗斯迫不及待地要填充进来。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确实不复存在了。
奥巴马也没有处理好另一个问题（与他的感情紧密相关）：种族关系。他非但没有强化道德领导，反倒激化了矛盾。例如，他声称，“如果我有个儿子，他会长得像崔温（Trayvon）”。甚至在他的司法部将杀害迈克尔·布朗的戴伦·威尔森无罪开释后，还尖锐谴责了密苏里州弗格森市，声称其（警察）贴罚单的行为有种族歧视之嫌。“弗格森效应”使得维护非裔美国社区的治安更加艰难。全国的犯罪率都在上升也就不足为奇了，甚至是在芝加哥这样有着严格但基本上不起作用的枪支管控法的城市，奥巴马不屈不挠地支持这种法规，却从不解释它们是否能取得预期效果。
所有的这些社会弊病，显示了奥巴马总统多么缺乏领导才华。可悲的是，他留下了一堆“烂摊子”，而我们却只能在克林顿·希拉里与唐纳德·川普两个不理想的候选人中间做出选择，然而他们都不具备相应的能力和性情，来纠正过去八年来奥巴马总统在国内外制造的诸多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