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 ｜ 时间与习惯：大卫·休谟的托利史观
按：刘仲敬，知名历史学者、翻译家，著有《民国纪事本末》、《经与史》、《从华夏到中国》等，译有休谟《英国史》、麦考莱《英国史》等。本文转自“冬川豆”，已取得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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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是英国政争最激烈的时代，接下来的18世纪则是英国政治思想和历史巨著最繁荣的时代。如果说国本斗争（“英格兰古老自由”）磨砺了英国人的敏感性，构成这次创作高峰的基础，大概并不过分，因为这个民族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都不以思辨的爱好著称。斯宾格勒说过：在一个民族的生命周期中，英雄时刻至多一两次。思辨时刻也不会比这更多。
大卫·休谟的《英国史》就是照亮和造就“英格兰古老自由”的一点火花。休谟的《英国史》体现英格兰法统的积累和生成，《人性论》梳理正义规则的生成；托利史观是经验主义哲学的具体化，《英国史》是《人性论》的具体化。他的思想脉胳大略如下：正义规则不是原始契约或相互承诺的产物，而是逐渐发生的规则，“通过缓慢的过程，通过一再经验到破坏这个规则引起的不便，才获得效力”。正义是反复尝试—错误—修正的结果，属于经验事实而非先验前提。各民族的正义规则更有可能是地方性习俗和偶然进化的产物，而不大可能是理性的有意发明。“社会中的人性”不是先验性或普世性的存在。它和正义规则一样，是历史经验的产物，在宪制演变的过程中可以有非常不同的表现。英格兰的历史就是英格兰地方性正义规则的成长史，英格兰古老宪法或英格兰古老自由就是这种地方性规则的别名。
关键词：时间与习惯。自由体现于自发生长的习惯法。武断体现于意志对习俗、推理对传统、成文法对习惯法的破坏。英格兰古老自由只能是习俗对契约、经验对理性的胜利。至此，盎格鲁保守主义证明：它是盎格鲁自由主义的土壤，却跟盎格鲁传统以外的任何其他保守主义话不投机。在法国式自由主义通过边沁和穆勒侵蚀英格兰传统以后，盎格鲁保守主义者一再证明：他们才是最好的自由主义者。
百年来，自居自由派、欧化派的中国人很少尊重时间与习惯。事实上，他们当作“进步”引进的事物；在盎格鲁传统中大抵是自由的反面。种瓜者不能得豆。如果你误解历史脉胳，细节的精密并不能挽救你。
刊落细节之后，《英国史》的脉络可以简化为：从封建自由到立宪自由。
日耳曼蛮夷步入文明世界，将部落组织直接变形为封建体系。“国王、贵族与人民”是“酋长、长老和人民”天然的政治后身。
简陋的文明没有不同于私人事务的公共事务，更不知有公共财政。“人君自食其邑”是封建欧洲的通则，能否从采邑取得租赋是领主与其封臣的私人契约关系，与其他人无关。各阶级老死不相往来，王国或采邑的事务是国王或领主的私人事务，与其他人无关。
不存在进步的概念。社会秩序公认为永恒，法律是全能上帝的意志和古老风俗的总结，立法者只能发现法律，不能制定法律。为了改变既有的社会秩序而制定新法，不仅是危险的创新，而且带有亵渎神明的味道。
各方发生冲突时，以战争、决斗、司法来裁决。三者的区别只是规模大小不同，司法就是一种比较规范的决斗形式。法庭不是凌驾于冲突各方之上的管理者，而是居于冲突各方之外的仲裁者。司法多元，冲突各方常常有选择不同司法体系的余地。不同司法体系常常会为了吸引顾客—当事人而优化法律和程序，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法律和程序会积累为成例。领主与封臣经常发生战争、决斗或诉讼。司法裁决缺乏强制力，结局往往是一方或各方挑起新的战争、决斗或诉讼。因此，战争、决斗和诉讼都是封建西欧的自然状态，和平反而是特例。因此法学家是教士之外最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其声势通常仅次于教士与贵族。
当封建体系没有预料和准备的新事务出现，不属于任何阶级的传统范围，超过封建体系能够负担的程度时；各阶级选出代表，开会讨论如何分担费用。这就是国会或等级会议。公共事务就是这样起源的，最主要的公共事务就是筹款。
当政府征税和用税必须经纳税者（可以是纳税各阶级或法人团体，不一定是纳税人）同意和管理时，自由或立宪政体（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诞生了。
阶级森严，尊卑判然，但没有一个凌驾于各阶级之上、外在于社会（Society）的强大政权，社会或者不如说诸社团（Societies）依据王国的法统（Legal Constituted Authority）和各阶级的法权（Legal Rights）自我治理。各阶级的利益诉求是以争夺法统、保卫法权的形式进行的，二者的基础都来自历史权利（Historical Rights）。各阶级并非不关心利益，但它们知道，有了诸特权与诸自由（Privileges and Liberties），面包和其他一切都会随之而来。国会是各阶级代表及各法人团体代表举行利益博弈的场所。国会就是自由，因为自由就是各阶级博弈的产物，立宪政体就是各阶级的力量平衡。
这种自由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阶级社会以不平等为原则，但并非一切不平等社会都能产生自由。在东方的吏治国家中，尊卑和财富〔不是财产或财产权（property）〕的不平等远远超过阶级分明的封建社会，全能国家面对散沙社会，国家和社会界限森严，但社会各阶级的分野模糊混乱，没有明显的阶级意识，尤其没有封建欧洲能自我治理的阶级组织。可以说，这个社会有尊卑贫富，却没有作为诸特权与诸自由（Privileges and Liberties）主体的阶级，甚至连这两个词都只能在欧洲语言中才能读出原有的含义。
在这个社会中，君主只是游民无产者中的幸运儿，不需要法统依据，可以通过赤裸暴力取得，离开赤裸暴力就会一无所有。贵族只是得宠官僚的荣誉称号，没有离开政权以后仍然可以分庭抗礼的独立阶级力量。城市只是乡镇中人口较多的，没有自治组织和宪章。平民群众更换身份就像更换衣服，因为没有严密的阶级组织可以保护并约束他。斗争不在有组织和法权的各阶级之间，而在原子化的个人之间；不为权利，而为生物学层面上（幸运儿的）富贵或（不幸者的）温饱。它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组织资源（包括阶级）极端匮乏。
这个社会早已越过自己的封建时期，进入文明的暮年。吏治国家产生的目的本来是仲裁各阶级的冲突；但它越来越强大，超过了所有阶级力量的总和。吏治国家早已折断了各阶级的骨骼，吞食了它们的血肉，把残骸化为原子化的个人；因为任何组织资源都可能是它的潜在威胁。在外部观察者的眼中，这个庞然大物没有骨骼、没有组织器官的分化，由面目雷同的阿米巴（编者注：Amoeba，单细胞生物，此处喻原子化的个体）直接聚集而成。
吏治国家是最后的组织资源；一旦解体，社会就会瓦解为阿米巴状态。吏治国家是社会最大的诅咒，也是唯一的救星。吏治国家是最后一道符咒，将无政府状态禁锢在胆瓶中。吏治国家是社会丧失自我治理能力后，赖以延续残年的外部起搏器。有人幻想：有了先进、精密的起搏器，心脏就会强大；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另一些人幻想：打倒起搏器，心脏就会强大；这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错误。如果你在和平时期就离不开起搏器，尽可能维持现状就是最好的选择。
这个社会却享有一种奴役的平等，平等程度往往超过享有法权的阶级社会。在没有法统的地方，命运有最大限度的不可预测性。末路王孙青衣行酒，里巷小儿干禄公卿，皆为司空见惯，不会受到阶级或任何组织规则的限制或保护。没有规则就是最大的规则。这种平等的代价之一，就是王侯将相无种，大位人人可欲。因此，全民互为假想敌，统治术变成全民族主要，甚至唯一的科学。其实“借鉴历史”的崇高地位就是统治术的一部分。
不过，如果你真正理解盎格鲁保守主义，你就不会相信“英格兰古老自由”是某种可以借鉴或引进的东西，这些想法本身就是理性的僭妄。托利史学不会教你救国策或富强术，只会教你敬畏和谦卑。
注：本文亦见大卫·休谟《英国史VI》（刘仲敬 译）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