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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 |天堂里的异乡人:安·兰德自由理念的非美渊源

2016-12-24 刘仲敬 保守主义评论 保守主义评论


按:刘仲敬,知名历史学者、翻译家,著有《民国纪事本末》、《经与史》、《从华夏到中国》、《守先待后》等,译有休谟《英国史》、麦考莱《英国史》等。本文转自“冬川豆种子不死”,已取得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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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永远的试金石 


“我们判断某个国家是否真是个自由的国家,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检验一下少数派享有安全的程度。”阿克顿勋爵如是说。“自由的挚友向来寥寥无几,胜利全都归功于少数人。他们依靠与从旁协助的人结成联盟而获胜,而这些人常常抱有和他们不同的目的。”人们太习惯将阿克顿视为英格兰宪政自由的化身,常常忘记他自己就是一位天主教徒。立宪君主制的伟大传统建立在(针对天主教徒的)1679年《排斥法案》和1701年《王位继承法》基础上。每一位英国天主教徒都是从每年115日焚烧盖伊·福克斯模拟像的儿童游戏中学到第一堂政治课的。地道的英国人总是认为:各种自由(liberties)是各种特权(privileges)的最贴切近义词。地道的少数派却会认为:只有一种自由,就是各种特权(privileges)的夹缝。 


根据这种定义,英国天主教徒远远称不上自由最好的试金石。几乎没有几个人类团体能跟犹太人竞争自由试金石的危险荣誉。历史证明这块试金石相当可靠。英国犹太人的解放在克伦威尔时代实现,法国犹太人的解放在拿破仑时代实现。俄罗斯帝国的犹太区变成了十九世纪欧洲自由派心目中的反面图腾,几乎不下于沙皇本身。 


190522日,安·兰德(Ayn Rand,1905~1982,原名阿丽萨·济诺维耶芙娜·罗森鲍姆)在圣彼得堡出生。她在俄罗斯犹太社区度过了童年和青年。一般来说,很少有人能在成年以后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和认同模式。安·兰德未能免俗,但历史给她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将她和她的事业带到了美国。兰德的大部分著作在美国发表,以美式个人主义为标榜。她本人又有极为强烈的政治欲望,酷爱党同伐异。即使在美国,政治活动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安·兰德的形象也经常遮蔽了思想家安·兰德的意见。大多数中国批评家、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将她纳入美国政治思想史的光谱,放在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1926~1995)的自由意志主义和戈德沃特(Barry Goldwater,1909~1998)的保守主义之间,用英美传统解释她的生平和学说。这种做法颇有郢书燕说的味道。其实,兰德早已在1936年的自传草稿中暴露了自己思想的“非美”性质:“地球上有那么多的国家,我却出生在最不适合一个狂热自由主义者生存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俄罗斯。”你能想象一个真正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会自称“狂热自由主义者”吗?狂热的清教徒、狂热的天主教徒、狂热的民主派、狂热的激进派、狂热的共和主义者、狂热的社会主义者、狂热的种族主义者……都有可能。然而,狂热的自由主义者?有没有搞错? 


编者注:安·兰德(Ayn Rand,1905~1982),俄裔美国人,小说家、哲学家。最知名的两部小说为《源泉》和《阿特拉斯耸耸肩》。她认为理性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方式,排斥信仰和宗教。在美国右派思想家中饱受争议。


确实有一种狂热的自由主义者,甚至还有一种激进的立宪派!当然,他们不在英语世界。他们在神圣的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俄罗斯,1905年革命的俄罗斯,二月革命的俄罗斯,柏林、巴黎和美洲的“白俄”侨民社区。他们的自由不象英国人那样,充满了封建和特权的气息;不象美国人那样,充满了殖民拓荒者的新教和虔诚气息。他们的感情认同和政治修辞带有浓厚的革命乌托邦色彩。索尔仁尼琴在《红轮》中这样描绘他们:这些杰出的律师和演说家更在意听众的欢呼,而不是纲领的实现。斯托雷平政府徒劳地请求这些社会贤达接受大臣的职位,但他们对实际责任避之唯恐不及。最后,他们面对驱散苏维埃和议会的布尔什维克水兵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地表示退出会议,以示抗议!(他们原先也是这么对付沙皇的。效果令人满意,自然会习惯成自然!)纳博科夫(临时政府国务秘书的儿子)在《说吧,记忆》中提到,俄国流亡者永恒的话题是:俄国知识分子经过了一百多年争取自由的英勇斗争,正要大功告成的时候,竟然落到如此下场。他们看到:自由主义者的理想国家——美国居然充满了巴比特式市侩精神,年轻人认为读书仅仅是谋取更高薪水的手段,不禁痛心疾首。(赫尔岑早就预见到这种情况。) 


从精神气质上讲,俄罗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是十二月党人的孩子,无法摆脱追求绝对境界的道德激情。从人员背景上讲,这两个群体都充满了犹太人、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帝国歧视的各少数民族。犹太人格外地多,占据了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位置”。在这个大多数人口由文盲和农民组成的国度,犹太人是城市化水平最高、教育水平最高的族群。(尽管俄罗斯帝国法律尽量限制他们受教育,正如明清帝国尽量限制苏州考生,以免他们在公平竞争中将北方考生完全赶出士大夫行列。)于是,反对俄罗斯专制制度的斗争变得非常象少数民族大联盟反对大俄罗斯民族的斗争。俄罗斯民族主义把反自由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犹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俄罗斯人民联盟是他们的政治组织。西方世界心目中的反犹暴行其实是这场斗争的余波。罗森鲍姆一家也是其中的受害者。如果我们忽视安·兰德和托洛茨基、曼德尔施塔姆(他们也是犹太人)产生于同一个思想苗圃,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就很难理解她对理想国的热爱(埃德蒙·柏克会怎么说呢?)、对绝对理性的追求(休谟能相信吗?)、对传统和宗教的不屑一顾。(爱德华·科克会忍无可忍的!)当然,这不是说兰德是伪自由主义者。恰好相反:一个人只有面对自己老家没有的东西,才会表现出这样彻底而决绝的热爱。 


安·兰德后来描绘自己的早年生活,酷似纳博科夫在《塞巴斯蒂安·奈特传》中嘲笑的那位传记作家。他们都一味夸张俄罗斯帝国的封闭、专制、压抑,迎合西方普通民众对俄罗斯的妖魔化想象。她留在苏联的妹妹诺拉对此极为反感,尖刻地指责阿丽萨醉心于塑造自己的光辉形象而厚颜无耻地篡改历史。兰德甚至说:她厌恶俄罗斯的一切。如前所述,这当然并非事实。她从来没有完全摆脱俄罗斯的精神气质,正如她从来没有丧失对俄国古典音乐的热爱。她少年时的俄罗斯帝国当然不是她笔下的模样。这里没有英美那种正规、合法的政治自由,却有(或者不如说,刺激了)奇特、非法的思想自由。思想激荡的程度无疑远远超过波澜不惊的英美主流社会。正因为法律是专制的;所以社会对违法者格外宽容、甚至同情,意识不到反政府与反社会的差异。正因为思想不可能付诸实施,不可能通过现实后果判断其优劣;所以公众只能根据思想的彻底性、抽象性和逻辑自洽性下结论,政治哲学一再沦为审美偏好的附庸。

 

这种思想氛围对兰德的认知结构塑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即使在移民美国以后,她都很难改变俄国知识分子的习惯:著书立说,强调理论的彻底和逻辑的正确,攻击其他不够彻底和正确的理论;却不大考虑社会和政治活动的最大投入—效用比,后者是美国政治经纪人最关心的问题。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术语说,她缺乏有机性。跟她思想接近的美国人肯定会积极参加社区和教会的活动,自然而然会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最后多半会在政治史上留名;却很可能除了“健全常识”以外,创造不出任何值得一提的著作或理论。相应地,美国公众对知识分子及其理论也没有多少尊重。这两者受到英雄或先知式的崇拜,总是发生在缺乏政治自由的地方。可以说,这是自由社会和非自由社会的标志性差异。以下的评价对兰德大概不算不公平:她是热爱自由的思想家,却是民主社会的局外人。她的生活始于俄国准知识分子的小圈子,终于美国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的小圈子,很少出圈。两国的主流政治社会对她来说都仅仅是背景。无论在哪个国家,她都是异乡异客。


阿丽萨(兰德)自幼梦想成为文人,十岁就开始写作;毕生不渝,明显怀有超乎功利的寄托。这种理想在俄罗斯非常典型,因为专制国家的国民更重视崇高的观念、更鄙视市侩的计算。她从来无法设想一个没有读者的世界。兰德和纳博科夫从小都在斯托由宁私立学校(等于现在的小学和中学合校)上学,教员包括文学家吉皮乌斯(Zinaida Gipius,1869~1945)和哲学家罗斯基(Nikola Lossky,1870~1965)。二者都是“白银时代”的名士。学校创始人斯托由宁夫妇是大文豪费奥多·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朋友,也是俄罗斯自由派的中流砥柱。他的学校水平高,收费贵,思想自由,男女合校,不执行限制犹太人的官方政策,当然也不执行思想审查的官方政策。阿丽萨来到这所学校,就是犹太家庭重视教育的证明。当时的大多数俄罗斯东正教家庭肯定会认为:女孩子让本村神甫教一点读写算就蛮不错了。京城精英学校的学费足够让他们在老家造房、买地、买马,象老爷一样过好日子。

 

如果把这些情况翻译成中国人理解的语言,那就会是下面这样。安·兰德从小在蔡元培举办的中(小)学读书,朱自清和俞平伯给她上课,白先勇是她的同学。他们的学校实行男女合校比牛津和哈佛早六十年,英国国教会绝不会允许的各种异端思想都可以畅通无阻。革命后,流亡者兰德向美国听众严厉谴责旧中国的愚昧、野蛮、落后、压抑、背离国际主流文明。她的听众大部分是中西部农民子弟。他们的中小学教师就是本州神学院培养出来的牧师。州立大学以本州自豪的农学和工学为主,人文学科几乎是空白。他们的家人和朋友都是正直诚实、读书不多的基督徒,不大能区别达尔文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信奉无神论的古罗马皇帝,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这些人都不讲道德。他们听完兰德的讲座,深深感到生活在自由文明的美国是多么幸运的事情。老同学白先勇闻讯,笑得满地打滚。 


阿丽萨的文学生涯从十岁就开始了。象所有的文学新手一样,她这些小说都有几分自恋的色彩。然而,有一点值得注意:小说的主人公是英国人,故事充满了针对英国的认同感和爱国主义。伍德豪斯、吉卜林和萨基那种近乎玫瑰色的“英格兰品质”崇拜弥漫全书,没有露出丝毫破绽,能让读者想到作者可能是外国人。这些作品如果放在《海角一乐园》作者的名下,大概不会引起任何怀疑;没有什么能让人联想起俄罗斯或犹太人那种挥之不去的阴郁、深邃的背影。即使在日后更加成熟的作品中,兰德这个特点始终不渝。这是一个异乡人的作品,她的家园永远不在她生活的地方。她的认同指向她最缺乏经验认识的地方,因此总有一种强烈的平面感、油墨未干感。她的理想国始终是一个没有阴影、没有纵深的地方,观念的投影多、经验的血肉少。 


并不令人意外,童年时代的阿丽萨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思辨型”或“僧侣型”学生——他们成绩畸高、鹤立鸡群,不善交际、形单影只。他们越是在具体的生活中笨手笨脚,就越是喜爱抽象思维的世界。在那里,他们所向无敌,以酣畅淋漓的快感遮蔽了现实的挫败感。他们不爱野草丛生的达尔文世界,只爱条理分明的柏拉图世界。他们总想用理想矫正经验,而不是用经验修正理想。典型的青少年激进派就是这种性格类型。萨文科夫(Savinkov, 1879~1925)就是从这样的苗圃中产生的,他的英雄人物总是横刀跃马、斩断一切社会羁绊。兰德的个人主义英雄在理论上是萨文科夫的死对头,在气质上却是亲兄弟;他们都非常鄙视社会习俗和感情纽带,坚持用逻辑正确的利剑清除不合理的经验现象。唯一差别在于:兰德斩断的不合理现象是集体主义和庸人对天才的嫉妒。 


阿丽萨从小非常喜欢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阿罗史密斯》,似乎以某种方式预见到了自己的命运。中国读者不太熟悉本书,因此不妨略加介绍。此书是功利主义者、进步主义者、专家治国论者小册子的文学投影,集中嘲笑三种事物:小布尔乔亚社会的虚伪性、盎格鲁传统的虚伪性、基督教新教传统的虚伪性。主人公自然是一位新兴的医学科研人员,在科学精神和进步信仰的支持下,快乐地享受特立独行的优越感。毫无疑问,这种文学类型就是五四领袖人物的真正偶像。他们的理想一旦实现,就会是费边社的某种修订版:一个家长式管理的吏治国家,只不过统治者由善良的科学家取代。在真实发生的历史中,刘易斯·门肯一流人物只是英美社会的边缘人。这个社会的支柱仍然是他们的三大嘲弄对象。只有在这种社会中,进步主义者的德赛两先生和兰德的理性个人主义才能作为点缀而存在。 


理性个人主义约翰·高尔特(《阿特拉斯耸肩》主人翁)和霍华德·洛克(《源泉》主人翁)是骄傲的反叛者,不信宗教、鄙视传统、嘲笑庸众,仅仅忠于真理。也就是说,他们绝对信任自己的推理能力。如果他们的推理结果跟社会演化(请注意是英美近代社会而并非美丽新世界)相悖(大多数情况都是这样),他们就不仅不屑于虚伪的妥协,不惮于危险的对抗,热衷于集结志同道合的优秀人物、建立自己的理想社区。对五四以后的中国读者而言,这样的形象实在谈不上陌生。如果他们没有从理论上激进地反对激进派,自己就会成为最合格的激进派。 


当然,在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每个文学青年和大学生的自我形象都是这样的。这个自我形象是他们真正的信仰,没有任何挫败能动摇他们的优越感。正因为如此,他们很难融入任何社会,甚至根本不想融入任何社会。年轻的阿丽萨在斯托由宁学校是这样,年老的兰德在美国也是这样。“究其本质,我的哲学是作为一种勇敢存在的人的观念。这个人自己的幸福是他生活的道德目的,丰富的成就是他最高贵的工作,理性是他唯一的神。”上帝的光指引朴茨茅斯的清教徒,自我的光指引新个体主义的信徒。不为宗师,便为虚无。

 

小编题外话:安兰德在美国右派思想家中是一个边缘人物,因其激进的无神论主张、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这和英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受到巴克利(《国家评论》杂志的创始人)等主流右派人物的排斥。相对于美国其他的右派思想家,安兰德目前在中国受到的关注度颇高,所以推送这篇文章,提供更多的知识背景供朋友们参考。本文摘自刘仲敬《守先待后:思想、格局与传统》一书,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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