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宪法：反抗暴政的壁垒（上）｜詹姆斯·皮尔森

按：詹姆斯·皮尔森（James Piereson），美国保守派学者。文章译自《新标准》期刊，点击文章底部左下方的“阅读原文”，可读到英文全文。译文近8000字，分三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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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杂志（The New Yorker）大选前的某一期，封面为一张漫画：电视屏幕上的唐纳德·川普正在发表竞选演说，而台下的乔治·华盛顿和亚伯拉罕·林肯则面露恐慌。杂志的言外之意很明确：倘若林肯先生以及国父们在世，看到一个亿万富翁以人民代言人自居，并角逐总统一职，难免会惊骇不已。

许多评论家（不论左派、右派，还是中立派）同意：国父们设计的宪法，恰恰是为了阻止民粹煽动者攫取总统大权。但值得商榷的是，是否可以断定川普是一个真正的民粹主义者，抑或他不过是一个给人民代言的正牌的候选人，或者，人们只是把自己不喜欢的候选人斥为煽动者。不过，既然川普先生赢得了大选，人们的论调也发生了些许变化，转而依赖宪法的分权制衡，阻止其执行某些政策——竞选期间，川普曾呼吁这类措施。

听到自由派和左派去国父那儿上诉真是大快人心，要知道，他们一贯将宪法斥为18世纪的老古董，认为它过多地保护了少数派利益，对多数派的授权不足。从进步主义者伍德罗·威尔逊和西奥多·罗斯福诟病宪法算起，这种论调大约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在他们看来：权力分立造成了僵局和政府低效；各州在参议院的代表相同，导致小州获得的权力太多，损害了大州利益；联邦制成了各州抵制全国多数派的工具；最高法院的权力超出了民主体制所允许的范围；宪法很难加以修正，而且，对普通人来说又太难理解。不少批评者青睐那种更简单、更民主或更为多数主义的政府架构——类似于英国的议会制度，或加利福尼亚等州决策时采用的发起和公决制度——而非国父们留给我们的这个。在那些制度中，选举中的多数派可以不用过多考量少数派的意见，便将他们的胜利转变为公共政策，这就是上述批评家衡量“民主”或“多数统治”的标准。

许多人认为，这类反宪法的论断从知识角度上讲不乏说服力——除非他们意识到自己成了大选中的输家，此时，宪法的间接性和复杂性成了救命稻草，否则他们难逃多数派的碾压。当下，那些一开始断定川普先生赢不了大选——更别提将共和党变成两院多数党——的全国性媒体或华盛顿要人们就处于这种窘境。许多人昨天还把宪法看成阻挠自己执政的“眼中钉”，今天忽然松了一口气，发现宪法还可以用来制衡对手。他们的信条——化用杜利先生（Mr. Dooley）的名言——或许可以总结为，“扔掉宪法——但是，别那么快！”

制宪者没有用“民粹主义”这种术语，但是他们意识到了这种现象——即，选民们反抗那些（他们所认定的）腐败的、不接地气的精英。举例来说，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对党争和“极富党派性的多数”（factious majorities）——与民粹主义相似——做了广泛、细致的讨论。从很大程度上说，“民粹主义”带来的挑战，构成了制宪辩论中的重要话题，并导致了宪法的出台。不论是好是坏，麦迪逊拟议的宪法框架，没有为某种类型的全民公决——如大多数英国选民可以决定“脱欧”，或者在意大利的公投中，选民们否决了一系列宪法改革——留下余地。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宪法用代表和审议，取代了全民公决和直接民主，相当于为民粹主义设置了防线。

在美国，选民们当然可以决定退出某条约或某联盟，或是废除某项法律，不过，他们只能以间接方式，先选出一个持有同样观点的总统和国会，之后再指望二者能找到足够的共同点，出台这样一套方案——并且确保在后续的选举中维持住这套方案。面对美国宪法，一场民粹主义的“运动”未必能在长期的政治角逐中取胜；而且这场运动还得承受住一系列的选举，从而将选民暂时的“起义”转化成持久的执政多数，然而，在美国这个一个庞大、多元的国家，取得这样的成就并非易事，国父们对此有充分的理解。

我们正处在民粹主义运动之中，不单是美国，国外亦如此。民粹运动为我们反思当代人关于民主和多数统治的假设——与国父们相关的论述做比较——提供了契机。当下，许多人本能地醉心于民主和多数统治，但是他们也担忧“民粹主义”的潜在后果。他们可否做到两全其美？毕竟，民粹主义——依照其贬义——暗示着多数统治未必总是好事，而且正如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章》中所言，既有“坏的”多数，也有“好的”多数。我们如何区分？而且在设计制度时，如何阻止或转移这些“坏的”多数？一旦提出这类问题，我们便进入了麦迪逊和国父们的政治、知识世界。

如果说华盛顿是“国父”，那么，依照时人的看法，詹姆斯·麦迪逊便是“宪法之父”。麦迪逊拟定了第一份宪法草案，在日记中记录了制宪期间的辩论，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若干重要篇章阐释了《宪法》的哲学基础，并设法使其获得批准，之后，他写出了作为宪法修正案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此后，他担任过议员、政党领袖、国务卿以及最终担任了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并且执行和指导了这一制度。在建国元勋中，没有谁像他一样，取得如此光彩夺目的成就。

在今天，麦迪逊以作为《宪法》首席设计者而闻名，然而，这一点也让他成为抨击的对象——有人声称麦迪逊及其同僚给宪法塞进了各种敌视民主统治的规则。这种指责通常指向两个方面：首先，麦迪逊的扩展共和（extended republic）理论，使得很难形成或维持一个（全国）多数；其次，他对宪法之下权力分立的辩护，据称违背了多数统治，而且导致联邦政府的虚弱和低效。

这些批评要么是谬论，要么在论述麦迪逊和国父以及依照宪法本身推论时，过份地夸大其辞。实际上，在革命年代，麦迪逊甫一担任公职，便申明了对民众政府和多数统治的支持，毕竟，从共和主义者的角度看，舍此以外，没有判断政治合法性的客观标准。尽管麦迪逊确实不支持“民粹主义”，不过他这么做主要是出于民粹主义很可能导致不稳定、不可靠，从而危及共和制（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的声誉。麦迪逊并非反对多数统治本身，只是担心多数统治会潜在地滥用权力。据欧文·布兰特（Irving Brant）——麦迪逊的传记作者——所言，麦迪逊终其一生为三大原则而奋斗：各州组成一个强大的联盟以捍卫自由；良心自由以及个人自由；以及一个大体基于民众意志的共和政府。正如格雷格·韦纳（Greg Weiner）在近著——《麦迪逊的节拍器：宪法、多数统治以及美国政治的节奏》（Madison’s Metronome: The Constitution, Majority Rule, and the Tempo of American Politics）——中辩称，麦迪逊强烈支持民众政府和多数统治，但是他希望放慢全国政治的节奏，以便为缜密的审议留下空间。麦迪逊显然赞同托马斯·杰斐逊，后者在首任总统就职演说中指出，“尽管就一切情况而言，大多数人的意志会胜出，不过只有那种合理的意志才是正当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