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与欧洲的危机（上）｜维克托·奥尔班

按：作者维克托·奥尔班（Viktor Orban），匈牙利现任总理。本文译自《国家评论》，英文标题“Hungary and the Crisis of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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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的编年史上，2015年将会被视为一个历史节点。我们一向认为欧洲的安全是理所当然的，现在这一切都宣告终结，而且我确信这完全是欧洲人咎由自取。一年半之前，我率先警告大规模移民潮会带来危险。当下，大规模移民已成为既成事实，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否认这点。

为什么是我们匈牙利人——或者说中、东欧人——首先意识到这种威胁？有几个原因或许可以解释。这可能与我们动荡不安的经历有关，自1990年民主转型之后，匈牙利人饱受骚乱、动荡之苦；我们的西欧伙伴近五、六十年经历则大为不同。对他们来说，成功、繁荣、可预期的未来，改善境遇都是稀松平常之事；而且，在我们眼中，一个国界日渐模糊、文化不分彼此、男女界限泯灭，神圣与亵渎无异，自由与责任混淆，高尚意图等同真实行为的世界，不啻于一个意识形态、错觉和现实相混杂的幻境。

危险已经降临

现在的西欧人越来越分不清“实然”和“应然”。相反，我们（中、东欧人）一直用冷峻的常识看待现实。我们深知，现实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这迫使我们得出如下结论，（欧洲）21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将由大规模移民来定义。不久之前，我们还认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过去或者是历史书中的旧闻。我们不是即将面临大规模移民——其人数已经超过某些欧洲国家的总人口——的危险，而是危险已然降临。

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出现平行社会，我们所熟悉的以及我们希望留给后代的欧洲正在被置换。不是所有的新移民都愿意接受我们的生活方式。许多人认为自己的习俗和世界观更有价值、更强大、更有生命力。多年来，我们试着让移民填充劳动力——西欧人不愿从事的制造业岗位——现在发现收效甚微，非欧洲裔居民的失业率比本地人高数倍。在大多数情况下，欧洲国家未能同化数十年来逐渐涌入的亚、非裔移民。现在，我们又怎能指望欧洲国家迅速同化这些新移民，尤其是一次性涌入如此之多？

无可否认，欧洲正在经历人口的老龄化和萎缩。但是如果希望依靠新来的穆斯林移民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将会葬送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安全以及我们自身。除非我们悬崖勒马，否则，一个年老的欧洲和一个年轻的穆斯林世界——一个无法为年轻人提供就业的欧洲和训练不足的穆斯林贫民——之间的紧张局势，将会在欧洲的中心地带失控。

普通欧洲人心里很明白。去年，匈牙利政府委托组织了一次覆盖欧盟28个成员国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0％的欧洲人坚信，逐步增加的恐怖主义、高犯罪率和移民之间有着直接关系。同样是这份调查，63%的欧洲人相信，移民正在改造东道国的文化。非法移民意味着一种威胁，助长了恐怖主义和犯罪。它重塑了欧洲的文化面貌，正在大幅度抹掉（欧洲的）民族文化。

但是瞥一眼欧盟就相关主题发布的公文，我们会发现，尽管欧盟敦促采取措施应对非法移民问题，但是对想要达成的目标一无所知。

目标到底是叫停非法移民（这是我的看法）？还是按照欧洲委员会的主张，仅仅是放慢移民的进度？依我之见，最好是叫停，因为它本身是件坏事。如果欧盟只打算放慢进度，他们不可能将非法移民本身看作坏事。欧洲委员会似乎支持这种看法，移民只是目前采取的形式有害，不过它可能会带来一些益处。

而且事实上，欧盟屡次发文，建议接收高比例的移民，以解决欧洲的人口问题。目前匈牙利正在评估欧洲委员会2016年5月、7月发布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包含七个部分。这些建议未能对那些真正的寻求庇护者和出于经济动机的移民做出明确区分。公文承诺向真正的避难者提供庇护，匈牙利对此表示尊重。但是，我们坚持认为成员国有权决定是否以接纳移民的方式解决国内人口问题或劳动力短缺问题。

那么，匈牙利建议采取何种措施应对这场危机？我们的指导原则应该是什么？

保护我们的文化——既是号召，也是权利

保护外部边界，我们责无旁贷。申根区——成立于1985年，事实上1995年才真正运作——内所有成员国都需履行一项义务，即撤销区域内大部分的边境检查点。如果某个国家无力履行这一义务，它必须让渡给其他国家（解决）。如果某个国家拒绝履行这项义务——可能视其为主权问题——其申根区成员国身份将被中止。

其次，我们必须行动起来，确保将所有的非法移民迅速遣返回原籍国，如果其原籍国不安全，则将其遣返至某个安全的中转国。我们的发展或签证政策不应该扩展至那些不遵守相关法律——这些法律对保护匈牙利公民至关重要——的国家。换言之，欧洲对其他国家的发展和签证政策不应该是无条件的，必须附加条件。

除非能确切知道谁（出于何种原因）想进入我国，否则我们无法保护本国公民。我们有权选择那些我们希望与之共处的移民，有权拒绝不想与之共处的移民。这一权衡原则和保护难民的普遍原则并不冲突。我们接受保护难民的原则，但是，话必须说清楚，首先，我们不想让恐怖分子生活在我们当中；其次，关于人口危机，我们有权选择适当的解决方式。最后，尽管合法移民政策受（欧盟）某些共同规则的管制，但这个问题本质上应该交由各国自由裁量，毕竟成员国的情况各不相同。以匈牙利为例，我们努力把数以万计的罗姆公民整合进劳动力市场。至少13个少数族裔已经在匈牙利国民议会中有了议会代表。布达佩斯的天主教堂与醒目的犹太会堂比邻而居。匈牙利人正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他们有权塑造他们自己的社会，而不必听从一个遥远的、匿名的机构下达的指示。

对我们而言，大规模移民带来的挑战，要求我们保护自己的文化，因为我们是小国（按照美国的标准），而且这也是我们的传统所要求的。匈牙利的文化同质性——我说的是文化同质性而非种族同质性——对我们的未来大有裨益。

在欧盟诸成员国中，匈牙利可能算不上大国，但由于地缘位置，匈牙利不止一次充当了历史性巨变的通道。1989年，德国和匈牙利一起创造了欧洲历史，当时，我们向东德避难者（从共产主义德国绕道奥地利而来）开放西部边境。2015年，德国和匈牙利再次成为欧洲的焦点。2015年夏，抵达匈牙利—塞尔维亚边境的移民每天达上万人之多。他们无视欧洲法律——该法律要求移民在其抵达的第一个国家申请庇护，但是他们进入之后不做申请，径直穿过其他申根区成员国。出于保护欧盟外部边界的责任，我们别无选择只好建起围墙。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