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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与欧洲的危机(下)|维克托·奥尔班

2017-02-02 万吉庆 译 保守主义评论


按:作者维克托·奥尔班(Viktor Orban),匈牙利现任总理。本文译自《国家评论》,英文标题“Hungary and the Crisis of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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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加强边防是必要的、人道的?


2015年初秋,我们沿申根区外部边境修建了围墙。这是为了保护欧洲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共同内部市场的迁徙自由。保护边界可不是讨巧的事。它和美学无关;你也无法靠鲜花和泰迪熊保护边界。对德国和其他申根区中部国家而言,外部边境离他们有数百公里之遥。这些申根区中部国家依赖外围的成员国保卫边境。正是靠这种方式,我们匈牙利人保卫了欧洲人所珍视的生活方式、经济模式以及安全。



让我再补充一点,或许会让你吃一惊:在欧盟的疆土上,匈牙利所防守的围墙长度位居第五。


现在,在保卫外部边界上,我们已达成共识,而且在相关议题上,我们的分歧也基本弥合。其中一个议题便是,我们需要解决大规模移民的根源问题。我们一致认为,向避难者就近提供援助可能是最好的方式。我们与移民原籍国和中转国的合作关系已取得重大进展。再者,我们力所能及地增加了人道主义援助和财政援助。在此过程中,匈牙利没有辜负任何人。


很不幸,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决非是一个和平过程。当大量的移民寻求新家园时,冲突会随之而来,因为其他人早已定居在这批移民渴望定居的地方。那些先来的定居者会捍卫他们的家园、他们的文化乃至生活方式。现在,抑制大规模移民并非不可能。欧洲作为一个共同体,有5亿人之众,财力充沛、技术先进,完全有能力自卫。同时,我们还对个体移民和(大规模)迁移现象做了明确区分。


个体移民——除恐怖分子外——似乎是一个受母国弊政迫害的人。然而,欧盟目前的政策像是在怂恿大规模移民和“蛇头”,而大规模移民会把我们欧洲拖垮。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有义务——尽管我们对作为受害者的移民不乏同情——将其阻挡在边境之外,此外,我们还应明确声明,非法入境者将被监禁或是驱逐出境。总之,建立围墙保卫边界,阻止非法移民进入,大有必要。在涉及到我们的自身安全时,妇人之仁并不足取。当然,我们必须在法律范围内人道地采取行动,在推崇透明度的同时,我们的决心不容置疑。


归根到底,错不在移民。他们完全按自己的利益行事。问题出在我们欧洲人没有按我们的利益行事。布鲁塞尔的机构相信,凭借单一的手段就能克服难民危机:即在各成员国强制摊派移民配额。匈牙利坚决抵制这种方案。


匈牙利的方案则立足于移民的现实:首先,我们认为在彻底控制边境之前,任何分配移民的方案只会向外界传递一种危险信号,即鼓励和邀请移民前往欧洲。而且,欧洲仍然缺少管理大规模移民的前后一贯的法规。其次,只要蛇头或移民仍然可以自由地挑选最终目的国,那么强制摊派移民配额就不可行。第三,欧盟的方案只会触发下一轮的大规模经济移民潮。我们需要指出,更高的生活水准不能被视为一项基本权利,尽管我们有心如此。


今天发生在欧盟的一切,实在是荒唐至极——找不到更好的字眼了。犹如一艘船正在迎头相撞,船长却忙着指派无烟救生艇,而非避开障碍物;或者就像是在辩论,应该让每间船舱里漏进多少水,而非堵住缺口。


非选举产生的欧盟官僚vs.人民


欧盟无力防御欧洲,这是个坏消息;不过,比这更糟的是,它压根就无意为欧洲布防。在布达佩斯、华沙、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译注:斯洛伐克首都),我们终结了外国人阑入欧盟——如入无人之境——的混乱局面,结果却发现,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蒙欧盟的理解。所以,我们又怎能指望它发自本能地捍卫我们自身、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土地?显然,这应该是它的本职工作。


我们是在2015年发现了这一事实的,当时的舆论气候,一夜之间大变。早上醒来时,我们忽然意识到欧洲出现了一种“欢迎文化”,要求我们改变以往的规则、协议,兑现对难民的承诺。欧洲的领袖们一再强调我们必须提供援助。欧盟最高领导以团结的名义,要求我们开放自己的家园。


即使我们不愿这样做,别人也不能指责我们麻木不仁。因为我们深知援助的第一原则:如果在欧洲帮助他们,他们便会蜂拥而至;相反,如果我们在他们的母国帮助他们,他们便会留在自己的家园。


欧盟看不清这一事实,反而鼓励世界上某些最贫困、最混乱地区的居民前往欧洲,拿他们熟悉的生活做赌注换取更好的生活。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深信,在布鲁塞尔及一些欧洲国家的首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正在对抗多数欧洲人,后者仍然怀有爱国精神和常识。实际上,据我所知,欧洲的主要政治家完全意识到这一鸿沟的存在。如果确实如此的话,这意味着欧洲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欧洲外部,而恰恰在欧洲的内部。对于欧洲的未来,最大的威胁不在于那些试图迁居欧洲的移民,而是我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他们罔顾欧洲人民的意愿,正在执意改造欧洲。


确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欧盟在这一问题上已经分化为两大阵营:统一主义者(unionists)和主权主义者(sovereignists)。前者倡导欧洲合众国,支持强制摊派移民配额,而后者则希望保留一个由众多自由的主权国家组成的欧洲,反对任何形式的摊派配额。这就是为什么强制摊派移民配额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因为它本身不只是一个重要议题,而且还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象征了所有不受欧洲国家欢迎的、破坏性事物。我们决不允许欧盟凌驾于法律之上。我们也决不允许欧盟将自己政策的不良后果转嫁到那些守法公民——他们遵守欧盟的每一项条约和法规——身上。


不过,匈牙利显然遭到了(欧盟的)惩罚。欧洲诸机构的内外部批评者,指责匈牙利悖离了欧洲的政治——包括我们对基督教根基的宪法性声明、我国的人口政策以及我们团结国家的努力。不过,在未来的数年,其他欧洲国家可能会效仿匈牙利的做法,没有人能够排除这种可能性。


当今欧洲所发生的一切,确实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比如发生在柏林基督教市场的屠杀;发生在法国的恐怖袭击;数以千计的移民从贝尔格莱德(译注:塞尔维亚首都)前往匈牙利;英国脱欧;此外还有唐纳德·川普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一切都预示着一个前途未卜的未来。


问题的表症是非法移民、恐怖主义和不确定性。但是,根源在什么地方?


不久之前,德国、法国、英国以及比利时的年轻人被告知,倘若他们完成学业,守法,尊敬父母,勤恳工作,其生活水平不难超过父辈。这也是欧洲梦——欧盟所试图实现的——预示的前景。对1945~1990年间的匈牙利而言,这种前景并不存在,至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但是对欧盟或美国的公民而言,这是常例或者说老生常谈。


现在,如果你再向欧洲的年轻人许诺同样的事物,轻则被当作“耳旁风”,不过,更多的情况下会成为笑柄。


欧洲的领袖们同样丧失了斗志。实际上,以上表症和欧洲精英的危机息息相关。过去五、六十年,西欧的中右派(基督教民主党)和中左派轮流执政。不过,他们的政纲已经日益趋同。欧洲的领袖们似乎出自同一批精英,有着同样的思维,毕业于同样的学校,就职于同样的机构,执行同样的政策。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今天。现在,经济危机已经变成了精英的危机。


尤其重要的是,精英危机——由经济危机发酵而来——已经日益演变成民主本身的危机。现在,相当数量的欧洲人与传统精英的想法大相径庭。这便是当今欧洲不安、焦虑、紧张——每一次恐怖袭击,每一次暴行乃至难以遏制的移民潮加剧了这种局势——的根源。我们变得愈发忧虑,因为我们意识到今天所发生在尼斯、慕尼黑或柏林的恐怖袭击,明天很有可能发生在欧洲的其它角落。


这种不确定性和恐惧感正是当下欧洲人的写照,让我们备受煎熬。恐惧使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民族、家庭和经济参与者——犹如蜷缩的刺猬,完全陷入被动。生活在恐惧中的人完不成大业,只会退缩防御。这种态度实在无助于欧洲维持其主导地位。


川普登场


川普总统目前还没有机会大展身手。我们希望他能交上好运。尽管对国际政治的角斗缺少经验,不过近来他已经提出三项遏制恐怖主义的建议,并且采取了现实主义和解决问题的态度。他说,当务之急是,美国必须组建世界上最好的情报机关,这是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我对此表示同意。在欧洲,我们也应该如此行事,确保我们国家级别的情报机关保持世界一流的水准,这是我们保障我们安全的关键所在。


他的第二项命令是放弃输出民主的政策。这一点,我也同意。为什么非洲移民穿越地中海投奔欧洲?因为在于欧洲人(以及后来的西方世界在联合国的名义下)摧毁了利比亚政权。诚然,它是一个反民主的政权,但至少它成功地维持了边防。我们协助摧毁了利比亚政权,但是却无力建立一个稳定利比亚全局的政府。这样的事情同样发生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如果我们继续执行类似输出民主的政策,我们将进一步加剧地区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移民潮将永无止境。


川普的第三点建议是:加强边防的必要性。欧洲大陆面临的最大压力将会来自非洲。目前移民压力来自叙利亚、利比亚,不过利比亚以南的非洲国家将会带来更持久的压力。让我列举一些数据,到2050年,埃及的人口将会从九千万增长到一亿三千八百万;尼日利亚的人口将会从一亿八千六百万增长到三亿九千万;乌干达的人口将从三千八百万增长到九千三百万;埃塞俄比亚的人口将从一亿二百万增长到两亿两千八百万。根据目前的人口趋势预测未来固然大有问题,不过我们只能依照现有知识未雨绸缪。


川普的建议至少承认了这些威胁,并且提出了应对方案。欧洲面对这些威胁,却没有作出现实性的回应;相反,它的政策重点却在系统阐述不切实际的“欧洲方案”。


在欧盟没有解决方案的情况下,进一步抑制(欧盟)各国的主权将会带来巨大危险。布鲁塞尔无力应对威胁,所以我们只能以个别的、主权国家的方式自卫。所以,对任何旨在将权力从民族国家转移到欧盟的政治举措和建议,我们务必要三思而行。


数十年来,针对欧洲的问题,最常见的一种答案就是“更加欧洲化”(more Europe)。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在许多领域,我们确实需要更加欧洲化,但是在许多领域,我们需要更少的欧洲化。在一些欧洲层次的问题上——比如安全和防务——采取共同行动,我们需要更加欧洲化,这有助于成员国达成目标。但是,在其它问题上,我们则需要更少的欧洲化,比如减少繁文缛节、减轻管制,允许各成员国以竞争的方式实现繁荣。


欧洲人,不论是作为整体人民还是作为各民族,可以实现许多“欧盟”完不成的目标。如果承认这一事实,并且允许成员国“各行其是”,欧盟会发现许多问题将会神奇地消失。


(终)


延伸阅读:

匈牙利与欧洲的危机(上)|维克托·奥尔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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