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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新民族主义|马修·康特奈提

2017-03-06 马红邑 译 保守主义评论 保守主义评论

按:作者马修·康特奈提(Matthew Continetti),华盛顿自由灯塔报主编。本文最先刊发于《华盛顿自由灯塔报》,后为《国家评论》转载。英文标题为 “The New Nationalism in America”。对英文原文感兴趣的朋友,可点击文章左下方的“阅读原文”。



        导     读        


“不过,我们的知识分子和政客,将过去数十年的意识形态视作唯一的选择,将那些政策看作唯一的方式。他们感怀于自认为栖身的现实,其实早已远去。况且,这一怀旧使知识分子和政客们如此脱离现实,乃至于完全误判了经济危机、阿拉伯之春、英国脱欧以及唐纳德·川普的崛起与胜利。”



1980年里根竞选之前,美国的保守派曾进行了持续数十年的知识活动和政治运动。小威廉·巴克利在1955年创办了《国家评论》。将近十年后,《国家评论》的发行人威廉·拉什(William Rusher)帮助策划了巴里·戈德华特的总统提名。次年,即1965年,巴克利竞选纽约市长,而当时仍是反共左派成员的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创办了《公共利益》杂志。一年后,里根当选为加州州长。20世纪70年代见证了一系列单一议题利益团体的兴起,而它们组成了后来的“新右派”。第一届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1973年召开。1977年,就在共和党提名中输给时任总统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d)的一年后,里根在大会上致辞,“我所说的新共和党,将容纳那些利益与共和主义原则相一致的,在工厂中劳作的男女工人、农民和巡警们,以及无数可能从未想加入共和党的美国人民。”当里根总统1981年就职时,他可以依靠积淀了长达25年的保守主义思想、争论、修辞、政策建议以及政治经验。那时,(保守主义)运动在先,选民追随在后。



今天,这一情况反过来了。尽管面对诸多保守派知识分子和政党活动家反对,但唐纳德·川普依然赢得了共和党提名以及美国总统选举。虽然他的政府很大程度上依赖像“传统基金会”这样的机构,但他在明显偏离建制派保守主义的某些方面表述得仍然很模糊。在贸易、移民、政府补贴、美国优先以及在伊拉克战争方面,川普的立场足够清晰。所不易确定的是,他的那些姿态背后是否拥有一个清晰的世界观、他的世界观是什么、蕴含着哪些政治行动。在川普当选这件事上,选民的投票先于(保守主义)运动。因此,对于川普政府慌乱开局的一种解释是,他无法像里根那样可以从多年的智识成果和政策研究中汲取经验。


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一份关于政策与政治思想的季刊——《美国事务》(American Affairs)的创刊号于周二纽约的一个招待会上发布。我认为这份杂志充满生气、引人思考,并且时有洞见。在他们的使命陈述中,编辑们拒绝“那种误导和自满的共识”,这种共识把(选民)对社会问题的广泛抗议,误认为是民粹主义的怀旧。“不过我们的知识分子和政客屈从于一种更加虚弱的怀旧,”编辑们说,“它将过去数十年的意识形态视作唯一的选择,将那些政策看作唯一的方式。他们感怀于自认为栖身的现实,其实早已远去。”况且,这一怀旧使知识分子和政客们如此脱离现实,乃至于完全误判了经济危机、阿拉伯之春、英国脱欧以及唐纳德·川普的崛起与胜利。


川普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他手中那幅更大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画布时常让人难以琢磨。《美国事务》源于一个名为“美国的伟大”(Journal of American Greatness) 的博客,其目标,用其最知名供稿人的话说,是提供一种“合理的、清晰的川普主义”。但《美国事务》的创刊号有一个好,就是它很少提及川普。他只是一个现象,从属于一股更为强大、正在动摇后冷战时代世界基础的力量。应该理解并搞清楚的不是川普主义,而是背后这个更大的概念。我指的是民族主义。



乔治城大学的乔舒亚·米歇尔教授(Joshua Mitchell)认为“把全球化与身份政治绑定在一起的,是基于如下判断,即国家主权不是关于如何治理集体生活的终极答案。”他说:“让我们勇敢地指出实质吧,这一反对国家主权的论断其实是1989年后世界秩序原则的生动体现,而这种秩序此刻正在我们眼前崩溃。”当冷战结束时,米歇尔道,凯旋的华盛顿、伦敦和布鲁塞尔的精英们开始构建一个新世界,其中跟国家认同相关联的事物被削弱甚至切断了。个体将从属于一个超越民族的组织——成为“世界公民”、跨国公司或非政府组织的雇员、达沃斯的信徒、欧盟的国民——或者从属于某些带着连字符的组织。资本、商品以及人员将穿梭往来于世界各地以寻求最高的回报。拥有巨大力量的美国将管辖这个新世界的秩序,执行国家保护其公民的责任。


但这是有代价的。编辑朱利叶斯·克林(Julius Krein)认为,全球经济下“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政治权力与政治共同体也随之自然地割裂了。”


权力日益从代表着政治共同体当选的个体转移到未经选举但有资格担任负责管理政府职务的行政官员身上——也就是迎合市场的需求。像所有的经理人一样,他们从管理技能和符合职务要求的证书,而不是从民主的合法性中获得权力。他们对决定其任职资格的其他管理者负责而不是对政治共同体负责。


这种责任的缺失已在过去的十六年间一再地凸显。最早9·11事件发生后,无人被解职。而后证明萨达姆并不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有人被解职。经济濒临崩溃——而银行被政府救出。政府的医保改革只让私人市场变得更糟。帝国主义的环境与金融管制,自由派的福利与最低工资政策,还有日益加深的全球经济一体化都加剧了美国农业与工人阶级的凋敝。“之前数十年那种对经济、外交政策和技术的乐观主义精神如今业已消失,”克林写道,“保持现状已经成为唯一的愿望——主要是保持当前精英阶级的特权,即便无人承认,这一点对选民来说也越发明显。”


直到最近几年,全球各地的选民才重新发现国家可以作为一种手段,来打击这个富裕、脱离社会、冷漠又自私自利的世界种姓。伦敦、华盛顿以及巴黎对出人意料、甚或时而粗鲁的爱国主义现象,对同享语言、历史和文化的单一政治团体的选民登记感到震惊。曾被认为是逆流和历史倒退的民族主义,在21世纪初期重新以国际政治潮流的先锋出场。这就是推动川普入主白宫的运动。这就是《美国事务》的编辑和作者们所必须阐明、提炼并转化为社会、文化、经济和外交政策的运动。


那么实践效果如何呢?创刊号的内容更倾向于具体政策而非抽象概念。克莱德·普莱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提出建议缩小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大卫·古德曼(David P. Goldman)要求增加防卫研究与发展的投入。亚当·阿达特·桑德尔(Adam Adatto Sandel)建议“各行各业的工人”应该“在贸易谈判中被代表。”并且,“除非只是作为思想实验,代表应该围绕行业而不是国家或地区进行重组”。


尤为重要的是,民族主义意味着区分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与非成员,并且主张优待前者而非后者。这一区分使很多人深感不适。瞧瞧那些围绕着川普政府针对难民、敏感国家出入境和非法移民政策的大标题。看看最近《国家评论》上围绕拉梅什·珀奴和里奇·劳里对民族主义有限辩护的争论。有些保守主义者似乎认为不存在什么美国人民(American People),而只有一种美国观念。但这是走回头路。没有人民,哪儿来的观念。美国人或许来自全球各地,我们可能承认每一个宗教,但把我们凝聚在一起的,不只是我们的建国文献,还有林肯所言的神秘的记忆之弦,通过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它的自然风光、居民和历史,通过我们人民所达到的成就、付出的牺牲以及经历的苦难。


有一些不便也是正常的。这就是今天的情况。减少非法移民,改革移民政策以优先那些熟练工人和准公民,在贸易谈判中申明国家的特权,在军事和防卫研究上投资,“押宝于观念”而不是在社保、官僚和寻租上,通过普及我们共同的语言、文学、艺术、电影、电视和音乐来挽救民族共同体的观念——这是一个民族主义进程的开始。但这仅仅只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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