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迈克尔·安东

按：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1970～），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官员。原文发表于安东上任之前，只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本文译自《美国事务》，译者摘译了原文的结论部分，对全文感兴趣的，可点击文章左下方的“阅读原文”。另，《美国事务》是一家新晋的美国保守派杂志，值得朋友们留意。

      导   读      

“民主是一朵娇嫩的鲜花。它并非在所有地方都能生长。我们很容易发现，有些地方更适合生长仙人掌和杂草。如果民主之花正在某地努力绽放，而我们又有能力浇灌它，那么，帮助它符合我们的利益，至少我们会考虑这件事。但是，美国的利益在于维持既有民主国家的成功（或防止其失败），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将民主强加在那些几乎注定会失败的地区，这不符合我们的利益，相反，民主一旦在这些国家失败，便会损害我们的威望。”

1945年之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诞生于1945年，当时，它有助于维护美国的和平、威望和繁荣。现在，70余年过去了，时代和形势发生了诸多变化。首先，让我们想一想1945年的情景。安全方面，美国的安全地位不容置疑。我们协助击溃了轴心国，美国的武装力量覆盖了世界半数国家，而且托庇于两大洋，我们有重要的军事缓冲区。不过，我们面临着苏联这个前所未有的劲敌，为威慑和遏制苏联，我们不仅需要组建强大的军队，也有必要成立强大的同盟。

此时，我们的繁荣也不容置疑：美国占据了全球GDP的50％。不过，作为一个商业共和国，我们的经济健康还取决于我们的贸易伙伴。毕竟，你无法把商品卖给破落户。因此，发明一套新的国际经济协议，复兴西欧和东北亚的经济，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译注：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是二战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我们的威望处于巅峰。但是，这种状况并不稳定。放弃我们的盟友，抛弃我们有能力解放的国家，默许苏联的扩张主义，我们很容易丢掉这种威望。因此，维持我们（对盟友）的承诺，甚至努力兑现承诺，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在1945以及随后的数十年，通过缔造和维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我们很好地维护了美国的三大利益。然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当代的捍卫者已经忘了——或者没有完全理解——这一点。他们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看成目的，看成美国利益的永恒体现，事实上，美国创建它不过是回应特定时代的挑战。难不成这些挑战永恒不变？或许有人这么认为，但事实上，较之于1945年，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难道我们必须维持一成不变的外交政策？

现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否依然有助于维护美国的三大利益？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不过一些重大的例外则需要纠正。在冷战结束之际，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有了一套自己的逻辑，即要求原封不动地维持自身，而无需考虑美国的基本利益。重新定位美国的外交政策，未必要完全抛弃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诸多制度，而是要进行明智的改革。它确实不需要扩展为建立一个“普世同质的国家”，尽管有人想这么做。

改革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如何维持美国的安全、富裕和威望？让我们用这种思路改革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首先，我们的贸易政策亟需改革。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将“自由贸易”拔高成圣经——事实上，如电话簿厚度的贸易协议管制了贸易的方方面面，而这些协议多对美国不利。数十年来，美国贸易代表处充斥着自由贸易学说的信徒。但是，自1945年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变迁。至少在某些案例中，当时签订的商业政策（包括其背后的理论动力）已经不适用今日的情形。故而，川普政府对自由贸易意识形态持有怀疑态度，而且基于美国的核心利益和商业现实重估贸易政策，这一点是明智而正确的。

我们也要用更理性的态度看待同盟架构。北约在今天远未过时，不过，我们可以把它改造地更合用。数十年的联合演习、协同能力规则、可以互换的武器系统等，确实不应被草率的抛弃，尤其是这些国家和我们有着深层的历史纽带和共同利益。但是，我们可以明智地反问：一旦最初目标消失后，它的目的何在？是否可以通过改革使它更好地应对当今的威胁，如恐怖主义和大规模非法移民？

我们也必须问道：北约边界的进一步外扩，是否符合我们的战略利益？用美国将士的鲜血保证去捍卫那些地方——我们要花48个小时才能将物资空运到那些绝望的防御阵地——我们收获了什么？致力于那些不可能之事，是否能提升我们的威望？

译注：北约扩张年表。

那些支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扩张的理由似乎很虚弱，而且近年来愈发乖张、极端。这个思想流派——姑且称为“新保守主义者”——坚称，民主国家属于“我们阵营”，而且当其前景逐渐扩张时，整个阵营的健康情况会更好。

也就是说，鉴于民主国家倾向于亲美（至少不反美），而威权主义（具体说就是“暴政”）则更倾向于反美甚至敌视美国利益，所以，世界如果更加民主化，那么美国的境况可能会更好。但是，在某些地区，民主与社会的不稳定高度相关，而这（民主化）会引发战争和混乱，从而违背美国的利益。而且，在另一些地区，民主的修辞和机制——一度被认为是“一人一票”——反而成了扼杀民主的工具，甚至会带来了一个比前“民主”状态更糟糕的暴政。

译注：在中东，通过“一人一票”民主程序选出的很可能是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组织。从某种程度上说，考虑到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传统、文化观念、民间社会的发育程度，外部力量强加的“民主化”未必为福。在美国保守派内部，很多人认为小布什的“大中东民主计划”（输出民主）超出了美国的能力，过于意识形态化，不符合保守派的理念。

追踪自由主义国际秩序1945至1989年的原始脉络，我们会发现，它最初的目的是维持那些业已存在或正受到威胁——要么来自外国政府，要么来自受外国指示的内部颠覆势力——的民主国家。其次，是恢复那些“沦陷国”（译注：通常指受苏联控制的东欧诸国）——的民主，它们的自由受到外国势力侵夺。第三，它主张在那些经济发达、人力资本雄厚、民间机构可以为民主提供生长土壤的国家渐进地推动民主。但是，它从来没打算把民主强加于人——更不认为这种强加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

民主是一朵娇嫩的鲜花。它并非在所有地方都能生长。我们很容易发现，有些地方更适合生长仙人掌和杂草。如果民主之花正在某地努力绽放，而我们又有能力浇灌它，那么，帮助它符合我们的利益，至少我们会考虑这件事。但是，美国的利益在于维持既有民主国家的成功（或防止其失败），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将民主强加在那些几乎注定会失败的地区，这不符合我们的利益，相反，民主一旦在这些国家失败，便会损害我们的威望。

我请求细心的读者留意，我批评的是外交政策建制派，而非特别批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本身。说起来，它在建立之初维护了我们的利益。而且，现在它依然优越于其它选项——比如传统保守主义者的孤立主义外交，或新保守主义者的过度扩张外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后者的隐性合流正在引发混乱。这个错误之所以称不上肆无忌惮，主要源于自冷战结束后，新保守主义者花了大量心力以融合两种公共思想，始之以五角大楼1992年拟定的“沃尔福威茨主义”，继之以2014年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新共和》杂志上的时评，“超级大国不退休”。

译注：1992年，美国时任国防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和副部长斯科特·利比，为1994～1999财政年度拟定的国防计划指导之原始版本，它支持单边主义政策、主张先发制人、阻止其他国家崛起为超级大国，民间将其称之为“沃尔福威茨主义”。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1958～），美国历史学家、专栏作家、外交政策评论员，被认为是新保守主义者，而他自称为“自由派干预主义者”，代表作有 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2003），The World America Made（2012）。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个习语暗示了问题所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无法覆盖整个世界，也不曾有这种机会。后冷战时代，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失误就在于没有看清这一局限。建制派认为，可以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富国俱乐部”这类制度建设，让它在世界范围内运转，然而，这在过去没有奏效，将来也是如此。

即便有人断言，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和维持自由主义秩序，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仍面临一个棘手问题，即美国缺少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我们不得不做出选择。我们需要做出何种选择，依据是什么？

简单说，在实践过程中，“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范围要比整个世界小得多。甚至在1945～1950年，我们创建它时也无意涵盖全球。创建它的用意在于保护美国及其欧洲和亚洲盟友的利益，而且要把共产主义拒之于西半球之外（现代版的“门罗主义”）。中东是后来才纳入这一秩序的，这一过程是分阶段进行的，“苏伊士运河事件”之后，英、法在中东的霸权瓦解，一些最初亲美的阿拉伯国王下台，以及西方（尤其是美国）成为石油净进口 52 29457 52 15535 0 0 1626 0 0:00:18 0:00:09 0:00:09 3585 52 29457 52 15535 0 0 1475 0 0:00:19 0:00:10 0:00:09 3525 52 29457 52 15535 0 0 1347 0 0:00:21 0:00:11 0:00:10 3082。确切说，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扩展到整个世界，始于1991～1992年，美国人犯了“眼高手低”的错误，把意识形态和利益混为一谈。事实上，这种扩张对美国的核心利益——和平、繁荣和威望——并无必要。

当前的不确定性，并非来自川普总统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基本原则的漠视，而是来自外交政策工具和目标之间的明显脱节。为了恢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各机构背后的核心目标，事实上，川普对这些机构非常重视。

美国普通公民意识到，我们的外交政策并没有维护美国的和平、威望和繁荣，而川普的竞选运动正是受这种意识驱动。我们有理由对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抱有希望，他似乎认识到纠正新干预主义者的谬误，并不意味着采取传统保守主义者的孤立主义外交。

尽管围绕着和平、威望和繁荣，我们外交政策的调整尚有许多分歧，不过，关注目的而非手段，将会明显改变美国外交官看待问题的方式。而我们越是及早地做出这种改变，就越能及时地改革这些制度，从而更好地保障美国的安全、威信和富裕。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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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关于传统保守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就美国外交政策的争论，可参考这篇旧文。美国保守主义的前世今生（下）｜ 乔治·纳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