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慎 vs. 狂热：美法革命比较｜罗素·柯克

按：作者罗素·柯克（Russell Kirk，1918～1994），美国保守派思想家、历史学家，20世纪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重量级人物。代表作有《保守主义的心灵》、《审慎的政治》、《美国秩序的根基》。原文最初发表于《当代评论》（1956年），后为 the imaginative conservative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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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茨断言美国革命——犹如柏克评价1688年光荣革命——“阻止而非制造了一场革命。”美洲殖民者奋起捍卫自己的因袭权利；他们的主张和期望是温和的，建立在对人性和自然权利的真正理解之上；他们的宪法是保守的。相反，法国大革命，则希望重塑人性，再造社会，打碎过去，蔑视历史，拥抱理论教条，匍匐于意识形态巨兽的残暴统治之下。”

近期，美国再版了弗雷德里希·根茨（Friedrich Gentz）的小册子《美法革命比较》，它被人遗忘了一个半世纪之久，或许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纪为革命赋予了新含义。1800年，年仅33岁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成为美国驻普鲁士全权大使。他自学成才，在柏林期间精通德语，翻译了《柏林历史杂志》（1800.4～5）中关于美、法革命的一篇长文，其作者便是新秀文人弗雷德里希·根茨（比少年得志的亚当斯年长三岁），后者是这一著名思想性期刊的创始人、主编和唯一撰稿人。他们二位都是彪炳史册之人：亚当斯将成为美国总统，根茨和梅特涅将成为欧洲保守主义的缔造者。亚当斯向根茨写道，“每一个心系祖国的美国人，看到阁下为美国革命的原则正本清源，驳斥将美法革命原则混为一谈之说，都不禁为之感激不已。”

译注：左一为弗雷德里希·根茨（Friedrich Gentz，1764～1832），普鲁士、德国外交官，政论作家。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1767～1848），美国政治家，担任过外交官、参议员、众议员，美国第六任总统（1825～1829）。

根茨受业于康德，但是柏克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使年纪轻轻的他转向了保守主义原则，并且痛恨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后果。他将《法国大革命反思录》译成德文，第一次对欧洲政治施加影响，并树立起自己的声望。和根茨一样，年轻的亚当斯也深受柏克影响。尽管他试图扮演柏克与潘恩的仲裁者，但最终还是被柏克的主要观点说服了。1791年，他发表了Letters of Publicola，驳斥潘恩的《人的权利》，鞭挞法国大革命，而这惹恼了杰斐逊。年轻的亚当斯写道，美国人民没有陷入激进的抽象原则的陷阱：“幸运，万分幸运的美国人民，他们的绅士风度和德行在保证他们享有自然权利的同时，也维持了国家的和平与安宁；他们的宗教自由原则并非源自那种对宗教无差别的蔑视；他们在议会的平等代表权基于现实的平等，而非基于空想家政客的形而上学冥思。”

因此，亚当斯与根茨思想一致，他透过根茨的论说，看到了美洲殖民地的温和政体——奠基于对因袭权利和习俗的尊重——与法国激进主义平等理论之间最为鲜明、有力的对比。亚当斯认为，就美、法而言，相同的只是“共和国”这个名词。法兰西共和国早已失去了任何真正代议制政府的成分。同年，根茨著作的英译本（亚当斯译）在费城匿名发表，而再版已是1955年的事了。这本小册子的英译本，带有亚当斯的风格，不过在思想和结构上，则带有柏克《反思录》和席勒《三十年战争》的印记，机缘巧合，根茨和亚当斯早年都深受这两本著作的影响。

译注：弗雷德里希·根茨的这本著作，现已有汉译本（刘仲敬译）。

从1791年直到辞世，革命真实而彻底的蠢行——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不存在——一直是根茨思考和行动中的重大主题。1827年，为了捍卫自己的事业，反驳自己心上人的指责，他以最高的诚意概括了自己的原则：

“我在25岁时做出了选择。德国的新式哲学，无疑也包括政治科学领域的新发现，令我心醉神迷。然而在这之前，这些对我而言还很陌生，是法国大革命让我清晰而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我一开始觉得、后来认识到，由于天赋的才干和能力，人们认为我是当权派的辩护士、革新的敌人。人生境遇、周遭境况、人生期许也好，天生的或习得的偏见、世俗的利益也罢，都决定不了这个选择。我早期的所有政治文章，仅限于阅读和学习，当时，我和国内外任何重要政治人物没有任何来往。那些文章让我在上流社会成名，完全是出于自然。”

借助如椽大笔，默默无闻的根茨一跃成为国王们的朋友和“四国同盟”（译注：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英国缔结的同盟）的设计者。最终，他没能战胜革命的巨大威力，但是，他就像身处尤蒂卡的加图（Cato at Utica），为了真理而与命运搏斗。

“我一直清醒地意识到，尽管我的上司们享有威望和权柄，尽管我们取得了一时胜利，然而，时代精神最终可能要比我们更强大；尽管我曾因报刊的毫无节制而彻底鄙视它，但这无损于它凌驾于我们智慧之上的可怕优势；诡计，和强力一样，将与时间巨轮同在。但是，哪怕它某天降临到我头上，也不能阻止我坚定而持久地履行使命；在与命运为敌时，只有卑贱的士兵才会让旗帜倒下。在越发黑暗的时刻，我越有足够的自豪来勉励自己：胜利的事业会取悦诸神，但征服的事业会取悦加图。“

然而，强者不一定常胜。死去的加图在某种程度上战胜了凯撒，20世纪证明了根茨思想的价值。19世纪主流的自由派历史学家一度认为，法国大革命是高尚之举，不可阻挡地朝着一个和平、启蒙、手足情谊主导的世界大踏步前进，他们把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混为一谈，认为它们本质上是同一场进步主义运动的证明。甚至熟读柏克的格莱斯顿也认为，柏克及其学派完全误解了法国大革命的本质。自由派坚持认为，拿破仑只是插曲，是对博爱与光明的力量（体现在法国大革命的教义中）的短暂反动。这需要用20世纪的大灾难及其循环往复——塔尔蒙教授（Talmon）称其为“极权民主”，纽卡斯尔的珀西勋爵称其为“全能民主”——来说服自由派，使其意识到法国革命家们可能在基本原则上犯了错误。

和柏克、两位亚当斯总统一样，根茨意识到到灾难——源自杜尔哥、孔多塞、卢梭和潘恩的谬误——将会不可避免。这本小册子包含了根茨一生的精华。他断言美国革命——犹如柏克评价1688年光荣革命——“阻止而非制造了一场革命。”美洲殖民者奋起捍卫自己的因袭权利；他们的主张和期望是温和的，建立在对人性和自然权利的真正理解之上；他们的宪法是保守的。相反，法国大革命，则希望重塑人性，再造社会，打碎过去，蔑视历史，拥抱理论教条，匍匐于意识形态巨兽的残暴统治之下。审慎和惯例引领着美国人民——他们很容易地保持并延续了英国的代议制政府和个人权利的传统；狂热和空想则带领法国人民走向自我毁灭。在美国革命初期，柏克就声明，殖民者意在保守，而非破坏；他们力图维持从历史经验中获得的自由，而不是要求浮现于空谈哲学家脑海中的虚幻自由；他们“不仅致力于自由，而且致力于基于英国思想和英国原则的自由。抽象自由好比其他纯粹的抽象，是不存在的。自由存在于某些可感知的客体之中。”

根茨一次次触及美、法原则的深层差异——1776年之后的历史进程已经使20世纪的学者清晰地认识到这种差异。例如，他对比了美国人对自然权利的健全认知和法国人对抽象“人权”——“一种魔咒，在不知不觉中解除了国家间、人类间的所有纽带”——的错觉。“上帝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声音”，在法国异化为“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近来纽卡斯尔的珀西勋爵在《民主的异端》（Heresy of Democracy）中对此做了分析。根茨坚称，“人民”为所欲为的虚假权利，将会吞噬掉所有古老而宝贵的、来之不易的群体和个人权利。结果真是如此。美国人民寻求安全，而法国人民通过武装的教义寻求不负责任的权力。“因为美国革命是一场防御性革命，它因进攻而起，所以当它战胜了进攻那一刻，便理所当然地结束了。法国大革命则如实反映了最为暴力的攻击性革命的特性，只要攻击的目标尚存，它就会持续下去，为攻击而蓄势待发。”

现在，历史学家（不拘于自由派或保守派）对大革命的看法，逐渐接近根茨的立场。克林顿·罗西特（Clinton Rossiter）先生写道，“1776年的美国人民，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批捍卫、而非发现开放社会和宪政自由的人；他们的政治信仰，就像诉诸武力一样，出奇得冷静……或许这种政治理论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尽管激进的革命原则可能占据了世界其他地方，而殖民者的心中，充满了对过去的保护和尊重……相比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的政治理念不是设计出来摧毁世界的。”尽管路易斯·哈茨先生与罗西特教授有很多不同之处，但相同的是：“作为世界革命的象征，美国人民并不是真正的世界革命派……他们知道，对自己而言过去已经足够美好了。它（美国独立战争）没有刺激美国人民产生边沁和伏尔泰式的暴怒，而是常常产生一种类似于迈斯特的 ‘天意使然’的神秘感。”

而法国人民对待历史、连续性、永久社会之契约则是完全不同的态度。“法国在君主制下已经饥肠辘辘，疲惫不堪，” 泰纳（Taine）说道，“被社会契约的毒药灌醉了，再加上无数的掺了假或烈度的酒水，所以突然之间就脑瘫了；同时手脚抽搐，语无伦次，器官紊乱，功能失调。此时的她已经度过了狂喜阶段，即将进入忧郁谵妄期；瞧她，有可能胆大妄为、痛苦煎熬、无所不作，有可能开创惊世伟业、制造骇人暴行；而此刻她的向导，也如她一般反复无常，给暴怒的她指出敌人或障碍。”丹尼尔·布尔斯廷先生在《美国政治的天赋》（The Genius of American Politics）中，以一种对历史和政治富有洞见的现代性批判，得出与根茨相同的结论：“美国革命非常独特，既有对英国过往的辩护，又有对美国未来的肯定。英国的历史存在于古老而鲜活的惯例、而非教条之中；美国的未来也不存在于某个理论之中。因此，美国革命是一个审慎的决定，由有原则的人而不是某种理论主张做出的。”但是法国大革命，如托克维尔写的那样，直接从楼梯当间一跃，破窗而出，以便尽快着地。

“它通过倾向于人类的新生，而不是单单改革法国，唤起的激情，连最暴力的政治革命也不曾唤醒过。它激励改宗，发明传道术；进而假定为准宗教——那些见过的人都惊恐万分，更准确地说是变成一种新宗教，这还不算完，的确，它没有上帝、礼拜、来世，但仍有可能像伊斯兰主义那样，可以依靠自己的士兵、使徒和殉道者而遍布世界。”

这就是根茨教给我们的：美、法革命，正是原则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审慎和狂热的对立、因袭权利和空想的对立、历史智慧和乌托邦的对立、自由政府和民主暴政的对立。这些对抗性力量在世界战场上依然存在，英国惯例的权威和美国政治，依旧面对着意识形态的平等化狂热和雅各宾派的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