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克利｜关于保守主义的一点附言

按：作者冯克利，翻译家、山大政治学教授。本文摘自《打了折扣的民主：从萨托利<民主新论>说开去》，原载于1990年12月香港《法言》双月刊。另见《尤利西斯的自缚》（冯克利著），第18～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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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论述看，我们是大可以把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划入保守主义阵营的。他强调权威，坦然认可精英政治，力陈决策质量与效率的重要，尊重经验与历史，都清楚表明他同历史悠久的西方保守主义传统相去不远。那么，保守主义为何能在近代以来求新求变的时代潮流中始终立住脚跟，甚而在20世纪80年代能够大行其道？此问题之解，我们或可由观察启蒙运动之缺失得之。启蒙运动的信念是，基于理性与对自然法则的洞悉，可以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恩格斯所谓人类一切事务皆要接受理性法庭的审判，即典型地表达着这一层意思。

译注：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1924～），当代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代表作为《民主新论》（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但是在保守主义者看来，这种信念是既违反经验世界的可能，也会贻害无穷的。守旧乃人的固有天性之一，新鲜事物固然可悦人心目，但全新的环境也足以破坏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带来调适上的无尽痛苦。进而言之，理性主义对社会发展规律持乐观进取的态度，往往使它相信过去经验中的种种不平与丑恶，可以用“全面而合理的计划”铲除之。于是如何“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便成了政治家处世立言的急务。但对保守主义者来说，成规不管多么不完善，一经被完全打破，起而代之的便十有八九是强权，其“全面计划”一旦实施，甚至会把人们已有的自由和权利也纳入操作之中。像隐私权、生活方式的自决、原有利益均衡的相对稳定等等，都有可能在理性计划的名义下消失。这种保守主义给后世自由主义传统的重大启发就是，无限制的民主并不是保障个人自由的可靠手段。如果民主以多数人的意志为由而践踏了每一个人的自由（因为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少数中的一员），这种民主便是没有价值的。

从这里我们又可以得出一点意蕴深长的认识：同一般人的看法相反，现代民主的真谛并不是保护多数，因为民主制度下的多数永远是赢家，因此无需加以保护。倒是永远会输的少数，才是民主为自身的存在而真正要保护的对象，不然赢者全赢，输者全输，必导致权力约束的消失，极端思想横行，多元社会的稳定难以为继，此乃民主政治博弈的大忌。托克维尔早在一百多年前的经典之作《美国的民主》中，就曾向世人发出告诫说：

民主国家的公民把自己同周围国家的人比较时，会自豪地感到他和他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然而当他放眼全体同伴，就会马上被自己微不足道和软弱无力的感觉所压倒。……因此，公众在民主的人民中间有一种独特的权力，这种权力在贵族制国家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因为它不是说服而强迫别人接受某种观点，把全体的想法这种巨大的压力强加于每一个人的思想。

如想理解萨托利为何要给民主和多数原则施加种种的限制，此番话或可作为一个最好的注解。

当然，我们切不可以为，保守主义是抗拒变革的同义词，严格说来，保守主义既不反对民主，也不反对变革。前面提到的保守主义大师柏克，就是当时一位为美国人反抗英王作有力辩护和捍卫政党民主最著名的人物。保守主义所反对的，只是切断同传统一切关系的“决裂式变革”。事实上，对于“社会在历史中成长”这种观念的形成，保守主义真可谓功莫大焉。成长即已蕴含着改变与进步，但这要在一个有机发展的过程中才算合理。柏克曾言，“（我）决不排除办法的改变，但甚至当我改变办法时，我也应着眼于保存原有的优点。万一出现令人不满的严重情况，我也有补救的余地。”通观西方对待社会变革持小心谨慎的态度，本是一项古老的智慧。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经验乃是健全的政治最可靠的保证，民主发展到极致，便会同最坏的政体一样暴虐。萨托利自称花费十年心血撰成此书，其用心无非是要提醒人们，莫因当今科学、理性和消除贫困的巨大成就，而忘却这些古人的教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