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者与自由意志主义者：不和睦的表亲（上）｜罗伯特·尼斯比特
按：作者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1913～1996），美国社会学家、保守主义思想家。保守主义在当下鱼龙混杂，尼斯比特从社会学角度对保守主义的阐发具有补偏救弊之效。本文是作者1979年在费城学会（Philadelphia Society）年会上的演讲。全文八千字，分上下两篇发布。上篇主要谈保守主义者与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共同点。下篇主要谈不同点，敬请期待。亦可参见本公号之前的文章《柏克与“反启蒙运动”》，链接见下文。本文译自《现代》（Modern Age）1980年冬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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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普遍认为，作为政治哲学的现代保守主义源于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尤其是他1790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反思录》（下文简称《反思录》——译注）。该书绝不仅是对法国革命及其影响深远的支配个体生命的新权力模式的精彩分析，更凭其旁白和附言而成为有史以来论述政治合法性最为深刻的著作之一。1800年后在欧洲成为一支哲学传统的现代政治保守主义，则源于柏克对社会以及家庭、邻里、行会和教会这些历史形成的团体之权利的坚持，以对抗政府的“专断权力”。柏克认为，只有在社会权威、道德准则和历史传统多元化的背景下，个人自由才可能实现，同时，上述因素有机联系，共同构成了人类精神的“栖息地”和国家权力凌驾于个体的中间障碍。柏克这一理念至今仍是保守主义的题中之义。柏克《反思录》的影响是直接的，欧洲19世纪早期的哲学保守主义著作无不根植于柏克的开创性成果，对此，其作者无一例外都是承认的，他们包括：伯纳德（Bonald）、迈斯特（de Maistre）、小拉梅内（Lamennais）、黑格尔、哈勒（Haller）、多诺索·科尔特斯（Donosoy Cortes）、骚塞（Southey）、柯勒律治（Coleridge）。
埃德蒙·柏克
需要强调的是，《反思录》一书与柏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经历密不可分，但这一经历在当时并不被人认为是典型的保守主义，今天一般也不这样认为。从少年时期开始，柏克就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热情崇拜者，这场革命发生在他出生的40多年前。1760年代与美洲殖民地的矛盾爆发时，柏克毫无保留地站到殖民地一边，他在议会发表的同情美洲人民、谴责英国政府恶行的演讲无疑已成经典。对于殖民地选择发动战争、与英国完全决裂的做法，柏克可能并不认同，但他还是支持那些开拓美洲新大陆的英国人。值得一提的是，就像尊重美洲人民一样，柏克在议会发表的一些最有力的演讲，是为印度及其传统文化鼓与呼，强烈反对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英国首任驻印度总督，译者注）以及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掠夺行为，柏克曾弹劾前者但未能成功。最后，出于对英国和英国路径的热爱，柏克不断批判政府对他的出生地爱尔兰的不公。总之，柏克的密友、铁杆托利党人约翰逊博士，满可以担心柏克的辉格主义。
柏克《美洲三书》收录了他针对美洲问题的三篇演讲
再把目光转向当代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和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它至少能追溯到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也可追溯到18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美国的杰斐逊、英国的亚当·斯密的著作。但在我看来，自由意志主义最确定、最鲜活的来源是J.S.密尔1859年出版的《论自由》，同一年出版的还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该书与古典自由主义和当代自由意志主义都有关联，它提出的“自然选择”这一核心观点，大致说来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所谓的“自由市场”的生物学版本）。
密尔在《论自由》中开篇就提出了著名的“一个极其简单的原则”。密尔写道：“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各别地或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能是自我防卫……若说为了那人自己的好处，不论是物质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好处，那不成为充足的理由。”我认为，密尔提出的“一个极其简单的原则”是当代自由意志主义的核心。尽管如此，有必要注意密尔紧接着对上述原则所作的限定，这个限定在我们这个时代未必会被大多数自由意志主义者所接受。因此，我们得知，这一原则并不适用于法定未成年人，这一限定会被今天很多中学生和大学生嘲笑拒绝。这些原则也不适用于密尔泛称为“处于需要照顾状态”的人，这一状态肯定包括我们社会中以各种形式吃福利的人，以及密尔自己所指的患有慢性疾病和精神不健全的人。密尔断然将那些“落后社会”的人排除于自由原则。他宣称，对于这部分人，专制是必要的，虽然要尽可能开明，直到这些民族通过社会演化达到现代西方社会的文明程度。
J.S.密尔
在后文中，密尔甚至提出自由原则不适用于周围那些他所谓的“让人讨厌的人”。进而他说，“没有人声称行为应和观点一样自由”。在其直白的表述中，密尔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无疑会赋予当代各种色情活动和喧嚣无序、隐含暴力的街头示威以合法性。但从前文引用的限定来看，密尔的合法自由观是否认可当代某些出格行为（不管是道德、政治还是宗教方面的），尚不得而知。不可否认，即便以这种直白抽象方式来表述，密尔提出的这个单一的简单原则只适用于在智力和道德上和密尔相当的人。但这并不影响该原则在过去，尤其是过去半个世纪里，对哲学、社会科学、神学、法律以及近来的大众道德的巨大影响。（环视四顾，谁能否认反主流文化在与美国传统道德的斗争中屡战屡胜？这场斗争始于1950年代，1960年代达到高潮。究其实质，这些斗争都是本着密尔“一个极其简单原则”的精神发动的。密尔本人大概会认真对待他提出的限定，但其他人看到密尔设定的离散、抽象、绝对命令式的原则，并未觉得有类似义务。）
二
以上便是保守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的根基。接下来将讨论在此基础上产生、奠定我们现状的一些发展，这些是更为重要的。根据保守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各自的标准，这些发展都有哪些，它们相同在哪，不同在哪？为清楚起见，我将从这两种思想的共同点说起。
首先，二者都反对政府干预，尤其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府对公民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干预。在这一点上，柏克与密尔以及古往今来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一样坚定（参见他在《反思录》一书中对法国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批评），这种立场延续至今。无疑，相对于自由意志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更愿意在大敌当前的时刻，把上述对大一统政府的态度暂时悬置或抛诸脑后，这一点稍后会讨论，但总体来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守主义被认为与自由意志主义一样，都是以反对国家主义为职志的一种哲学。跟今天的自由主义、进步主义、民粹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相比，自由意志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在对待国家的立场上并无太大差别。
第二，与刚才提到的那些流派相比，对于社会应包含什么样的平等这个问题，保守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存在大量共识。这种平等一言以蔽之，就是“法律面前的”（legal）。就此还得重提柏克和密尔。他们都认为，法律面前的平等对个人自由的蓬勃发展意义重大。当谈到平等问题时，在当代自由意志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著作中，除了偶尔的细微差别或侧重点不同外，未曾发现二者的分歧。而谈到结果平等、社会处境平等或收入财富平等时，二者均表示谴责。
第三，二者都认可自由的必要性，特别是经济自由。历史上看，相比自由意志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有时更会支持某些保护或帮助弱势群体的法律和监管机构，从而侵犯个人的经济自由。有人想到了19世纪的英国托利党，或1940年代晚期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对公租房的态度。鉴于很少有思想彻底的自由意志主义者身居高位，面临各类群体要求这项权利或那项豁免的压力，因此当涉及到政治的实际效果和长远目标时，断不可能用对哪些哲学原则的忠诚，来比较自由意志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
罗伯特·塔夫脱 Robert Taft，罗斯福新政主要反对者之一，威廉·塔夫脱总统之子
第四，两个流派都厌恶战争，尤其是战时社会，我国在威尔逊总统任内的1917至1918年、罗斯福总统（FDR）任内参与二战期间，均见证了这样的社会。自由意志主义者一般会抗议，他们有一定道理。相比保守主义者，彻底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更可能以公开的方式抵制，因为对于前者来说，即使反对战争，但对国家的尊重和爱国主义理念很可能占上风。即便如此，我认为至少在原则方面有足够多的共同基础，可将保守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归到一起。接下来一起回顾一下，从美西战争时保守主义者麦金莱（McKinley，美国第25任总统——译注）的强烈反对，到本世纪以来美国卷入的每一场战争，反对美国参战的声音主要来自一般被认为是保守主义者的经济、社会群体——无论是“中西部孤立主义者”（middle western isolationist）、传统共和党人、中欧民族、小企业，还是那些我们怎么称呼都行的群体。当然，我并没对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反战声音充耳不闻，这些声音可能来自马科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美国作家、评论家。他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对一战后美国的自由派思想产生了影响。——译注）、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美国工人运动领袖，社会主义宣传家，美国社会党创始人——译注）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数甚多的出于自由意志主义和良心自由的拒服兵役者，然而，真正强烈且坚定的反对之声仍来自与商业、教堂、地方社群、家庭和传统道德密切相连的群体。（托克维尔准确地认定，这部分人不愿参与任何外部战争，因为他们预见战争的影响主要是在企业和商业方面，并且也会波及社会和道德。）正是美国社会中的这一大群体，而不是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小圈子，才是威尔逊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都不得不去拉拢、说服、宣传、转化甚至恐吓的群体，以便为美军最终参与欧洲和亚洲的战争铺平道路。
如前所述，自由意志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不喜欢今天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东西，它们明显存在于学校、建制派教会、大学尤其是媒体（主要是电子媒体）之中。顺便提一下，从历史上看，我认为保守主义在反对、规避或对抗这种所谓的自由主义方面，比自由意志主义做的多。这让我回想起，1930年代很多保守主义者公开反对社会保险、农业调整署（AAA）、国家工业复兴署（NRA）以及随心所欲、傲慢自大、将进步自由意志主义（progressive libertarianism）奉为幼儿园教育宝典的全国教育协会。可能有一些自由意志主义者也很活跃，但我想不太起来。可是，我绝不是吹毛求疵。历史自会有公断。那时的美国，保守主义者远多于自由意志主义者，至少公开承认的、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保守主义者要多得多。在接下来的一二十年中，这种情形很可能会逆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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