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克利｜《尤利西斯的自缚》自序
按：冯克利，山大政治学教授、知名翻译家。译有《民主新论》、《学术与政治》、《乌合之众》、《致命的自负》等；著有《尤利西斯的自缚》、《虽败犹荣的先知》等。本文摘自《尤利西斯的自缚》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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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若从最早一篇算起，时间跨度上有二十几年了，都是我在翻译过程中写下的介绍性文字。其中约一半篇目曾收入十年前出版的《尤利西斯的自负——政治思想笔记》里。借这次机会，我把与译事无关的文章删去，又补上了十来篇近年所写的类似文章，以求体裁的统一，也算给读者一个新的交代。蒙主编梁由之兄和出版策划人周青丰兄不弃，这个半旧半新的增订本仍袭旧名，收入中信出版社《梦路书系》第一辑。
我自幼喜读杂书，有一本好书可读的乐趣，一向是来者不拒的。从阅读中得到的感悟虽不能说没有，但因才情不逮，很长时间里只把自己当作一个思想的消费者，并不敢动著述家的雄心。可是读到后来，大体上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吧，遇到自己特别喜爱的西学著作，不知不觉便有了译出来与人分享的冲动，萨托利的《民主新论》、韦伯的《学术与政治》、勒庞的《乌合之众》以及哈耶克等人的著作，便都是这种心情下的产物。不过我最初确实未曾想到，此事会一发不可收拾。粗略统计了一下，如果把自己译的、与人合译的，还有一些为他人校订的都算上，竟已有二十多本。
译书虽然还算勤奋，在写东西上我却是个地道的懒人。这期间写的所谓论文不能说没有，数量也很少。然而即便只做一个译者，也承担着一定的义务，为求读者理解上的方便，在转换文字之外，还得写一点介绍导读性的东西，有时是逼着自己下笔，有时则是应媒体的朋友之邀。我不愿写文章虽是懒惰所致，但自忖读者尚不算愚钝，搭那些思想大师的便车，攀附于译作得以有略施文墨的机会，还能赚得一点儿文名，可以算是傻人有傻福。
这种搭别人便车的习惯虽不值得夸耀，但也反映着我希望摆脱某些思想状态的过程。我这一代人，或许还应算上比我们更年长一代的人，因时代经历的缘故，被政治化的程度极深，关心政治几乎变得跟饮食男女一般自然。盖50年代到70年代，政治于社会几乎无孔不入，即便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常常也会找上门来，这给很多人留下了难以消弭的印记。我每每见到年龄与我相仿的人，无论受过何种教育、有何种职业背景，都喜欢议论时政，便是在那个时代被过度政治化的结果。
虽然不乏关心政治的热情，但至少以我个人的经历看，从那个时代的知识气氛中熏陶出来的人，却不太明白什么是政治。中国旧的价值体系历经百年摧残，早已土崩瓦解，挥洒春秋大义的空间一时大乱，导致整个价值体系的亏空，这使人们关心政治的本钱很贫乏。在那个似乎只有迫害与被迫害决定着人间荣辱的时代，思想的热情往往也变得畸形。强势的一方只欲置对手于死地，却不知对人可以求刑，观念却无法入罪。在这种强烈的对抗气氛中，无论贤与不肖，上下同求，观点貌似不两立，心态则如出一辙。人们热衷于臧否人物，不察世事之良窳，不在乎善恶的人格归属，而在乎程序能否对其有所增抑；不在乎理念之高远，而在乎如何让它无损体面地附着于人际。结果常如奥古斯丁所说，大家都成了“情不自禁的说谎者”。
为摆脱这种窘境，便需要一些重新认识和规范政治的话语，以完成“再政治化”的过程。这是我愿意把一些著作译过来与人分享的动力之一。从学科归属上看，这些经我之手译过来的东西尚不算驳杂，大都属于比较偏“右”的政经法一类。这既是我本人的阅读兴趣所致，也反映着近30年来中国的文科重心从“红色经典”转向重新认识西学的过程。马基亚维里自不必说，如韦伯、勒庞、斯蒂芬和哈耶克诸人的著作，并不是多么“前沿”的新学问，而是被我们一度视为与“人类进步”无涉、必欲抛出窗外而后快的东西。对于这种世风，我曾在《善善相争，无法不行》一文中，发过一番感慨。
若从更大的视角看，西方自60年代学生运动的躁热过后，便逐渐形成了一种回归保守与传统的思想氛围，我的阅读史大体上反映着自己是这股潮流不自觉的尾随者。中国人在70年代末搞改革开放时，面对的便是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与清末国门向世界开放时西学的错乱与乖戾相比，这大概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人谓卓有建树的改革运动，多是返本开新的结果，这于中国也不例外。所以我们看到，这30年来的大趋势，便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起故纸堆来了，先前被扔到窗外的东西，无论中西，现在又纷纷捡了回来。在今日的政治辩论中，以往贴有“右”或“反动”一类标签的东西，俨然又成了一支不可小觑的思想生力军。
但是，思想的热络往往与思想的深刻成反比。老子曰，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换言之，炙炙之教，终归是等而下之的东西。所以埃德蒙·柏克说，太平世道，人是不喜欢讲理论的，有那么多人热衷于政治上的宏大叙事，乃社会危象的可靠征兆。近年来中国的政治学有复兴之势，或许正是危象未已的表现，复兴的背后是未竟之功的焦虑。当此之际，人也就无所逃于当个右派或左派。所以听到有人说我右时，我也淡然处之。我相信教养是既可见于左，也可见于右的。只要讲规矩，明事理，左右无须取消，更不必超越。言与行若能导之以规，这两造之争便能造福于国人，这大概是我读一些保守派经典时最深的感受。自由社会形成于双方的对台戏之中，一家独占，不能与全体国民一起分享的自由，是不能称为自由的。它或可为对抗提供道义的支持，但它最大、也是最正常的功用，是让各方通过竞争磨合，调适出一套公正的规则，以利人们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如果自由精神被逼成治世的猛药，那属于无奈中选择的虎狼方，极易让政治变成“人不得不干的脏活”，就像它易于使人感觉到崇高与伟大一样。
其实，政治的崇高伟大，和作为脏活之间，往往也就一线之隔。错乱之中，罪恶横行，人世间的无端之祸莫不缘此而生。柏拉图曾把我们人类称为“有皮无毛的双足动物”。作为文明人，我们已不习惯于赤身裸体，总需要穿点什么。为免干脏活污了我们有皮无毛的身子，就得穿一点思想观念的外衣，而在保持精神卫生上，华服未必强过褴褛。希望透过书中这些文字介绍的著作，对那些不得不干脏活的人，能够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