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三书》摘录｜柏克

按：本文摘录自埃德蒙·柏克的《美洲三书》（缪哲 译）。《美洲三书》是柏克论北美殖民地的三篇文字，分别为《论课税于美洲》、《论与美洲的和解》、《致布里斯托长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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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性自天成的豪杰，法律中人的胸襟，是容易狭窄的，器宇是小的，他们精明多，眼界少。……过于精通官衙的事务、却还眼界开阔的人，却可以说少而又少。官衙养成的习惯每使他们认为，事务的内容，远不如处理事务的形式重要。这形式所适用的，是常规的事务；所以，国事倘不脱正常的秩序，出身于官衙的人，事功是斐然可观；而国事一旦失故道，水流涌泄出来，则国事蜩螗，政治翻开新的一局了，旧的典章，绝不足为先例；它需要的人类的知识之伟大，见识的广博，是官衙不曾给的，也不能给的。已故的格伦维尔先生，正是高看了人类之立法的智慧与权威，他以为，许多人也以为，美洲商业的昌盛，得多归功于法律和制度，而自由，却仅有尺寸之功；以条规为商业，以税法为财源，这一号人，天下真是滔滔皆是。第31页。

凡伟大的东西，是不可能合规中矩的；故庞大的贸易，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弊恶。走私与公平的贸易，从某种程度上说，往往如影之随形。这弊恶，与我们昌盛的源头是相通的，我们万不可以文俗吏为心，去制定预防的措施，以为杜绝之计，这一点，应奉作根本的原则才对。第32页。

万一你愚蠢而鲁莽，从无限制的、亦不可限制的无上主权的本性中，演绎出一套虽巧妙、却为你统治的人民所厌恶的推论、结果，那你搅浑了、毒化了你统治的清源，你就是以身作则，教他们以同样的推理，去质疑你主权本身的合法性。野猪被逼急了，会掉头冲向猎人。假如你要的主权，与他们的自由不相容，他们将何去何从呢？他们会把你的主权甩在你的脸上。劝人受奴役，是必不可能成功的。第61、62页。

专制的政权，是一个无能的筹款者。怎样积蓄，怎样榨取，它都一窍不通。第65页。

宽猛混杂的政策有怎样的后果，我不敢保证，这我在前面已说过了；但就整体而言，宽政将更有成功的机会，却可以肯定。一旦您重新获得了美洲人的信任，前路自然就开了。……但无论做什么事，你都要出于精明、审慎的政策之考虑，不要为了怄气，或仇怨。让我们做个男子汉吧。让我们以政治家的气度做事。第66页。

我的主张是：要消除不和的原因，恢复殖民地以前对祖国的不加猜疑的信赖，给你的人民永久的满足，绝不要有分化而治之的图谋，以同一套法案，以同一利益的纽带，使他们相互取得和解，使他们与英国的政府和解。第73页。

和平意味着和解；凡有重大的争端，和解总意味着某种让步，或是甲方，或是乙方。在眼下的局面下，我不难证明（让步的）主张应出自于我们。力量强大，为举世所公认，只因不愿意动用它，就会削弱它的力量，损伤它的形象——天下必无此理。力量强大的一方提出和解，是既体面、又安全的。这样的提议、出自于这样的力量，人将归之于高尚与宽宏的心。第75页。

纵是荷兰人的刚毅，法国人的活跃，英国人机敏、坚定、精明的进取之心，也不曾把这冒险事业中最险恶的一种，推进到这个新民族（即北美殖民者）所达到的高度。而这个新的民族，骨头似乎还软，远没有像成人那样长硬。当我细细地想这些事，当我明白殖民地的事业，能归功于我们之关心的，大体上说是很少，甚至没有一桩，他们并不是在防民如防贼的治术的约束下，被挤迫进了这幸福的状态；相反，这高贵的性格，恰是因为一种明智的、有益的疏忽（salutary neglect），才得以取自己的路径，到达了圆满。每当我反复地思量这些结果、每当我看到它们给予我们的教益之深时，我因权力而感到的骄气，便一落千丈，对人类计划之智慧所抱的自大之情，在我心里烟消云散了。我那严峻的心变得随和起来。即使自由会带来些许的恶果，我也原谅自由的精神。第85、86页。

一个国家，若需要不停地被征服，那是不可能统治的。第87页。

抽象的自由，如其他纯抽象的东西一样，天下是找不见的。自由是内在于某一具体事物的；每个民族，莫不形成自己所钟爱的观点，后来它脱颖而出，变成了衡量他们之幸福与否的标准。您知道，阁下，从最早的时代起，我国为自由而进行的伟大斗争，针对的主要是课税问题。第89页。

造就政府的，不是政府的名称，不是（如过去）总督的大号，也不是（如现在）委员会的牌子，而是服从。这一新的政府，是直接源出于人民的；不是经由成文法之常用的人为中介，被遗留下来的；也不是在英国做成成品后、照原样送去的。殖民地的人，一旦发觉在为自由权而抗争的过程中，竟还有可能享受秩序的好处，则人类中最稳健、最冷静者，当面临这样的考验时，就再也不会觉得抗争有什么可怕了——这就是美洲事态产生的恶劣的先例。第98页。

为了证明美洲人没有自由的权利，我们天天在拼命颠覆自己的自由精神赖以保全的准则。为证明美洲人不该自由，我们被迫去贬低自由本身的价值；不攻击或嘲笑我们的先祖曾为之洒热血的某些原则或情感，我们在与殖民地人的争论中，就休想占一点上风。第99页。

帝国也者，是有别于单个的邦国，或王国的；一个帝国，是众多的邦国在一共同首脑之下的集合体，不论这首脑是一位君主，还是居首席地位的共和国。在这样的政体中，次一级的政区，每有大量的地方特权与豁免权，只有奴役状态之死气沉沉的整齐划一，才能避免这一点。在地方特权与共同的最高权威之间，界线当极端微妙。争端、甚至激烈的争端和严重的敌意，往往无可避免。但是，每一项特权，固然都使它（在这一特权使用的范围里）免受最高权威之运行的约束，但这绝不是对最高权威的否定。一项特权的申明，ex vi termini（就该术语的本意来说）似乎正暗示了高一级权力的存在。……在一个巨大的政区联盟的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一旦发生这种不幸的争吵，最轻率的做法，我看是莫过于帝国的首脑坚持认为：任何违逆它的意愿和行为而申明的特权，都是对它整个权威的否定；第107页。

以为人类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会遵循关于政府或自由的纯理论之原则，而不惜走到其逻辑的结果，这样的想法是大错特错的。在理论上，我们英国人自有原则，以支撑我们宪政体系的任何一支，但在实践中，我们达不到这原则跟前就止步了，甚至远在支撑整个宪政体系的原则之前，我们就止步了。第140页。

所有的政权，人类的每一利益和福乐，每一种善，每一项明智之举，莫不以妥协为基础，以交易为基础。我们权衡各种不便，而取其轻者；我们以此易彼，以便享受另一些权利；我们宁做幸福的公民，不做巧捷的辩客。第140-141页。

人们做事，总是出于同自己的利益相适切的动机，而绝不依据抽象的推论。亚里士多德，这位推理的巨匠，曾严肃而恰当地警告我们说，在人性的辩论中，像这一类有着几何学之精确的东西，是骗人的货色，是所有诡辩中最谬妄的。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