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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成为保守主义者(中)|罗杰·斯克拉顿

2017-08-10 万吉庆 译 保守主义评论 保守主义评论


按:在上一篇推送中(我为什么成为保守主义者(上)|罗杰·斯克拉顿),我们已对作者斯克拉顿做过介绍,不再赘述。此为第二部分,约36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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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长期以来盛行这样一种观点:即,作为社会和政治信条的保守主义已经不复存在,即使知识分子确实信奉过这种思想。按照这种观点,如果你身为贵族或是生于豪门,你可能“继承”(inherit)了保守主义信念,仿佛你能继承一种语言障碍或是一个哈布斯堡下巴。但是,你根本不可能“得到”(acquire)它们,显然不可能通过理性探索或严肃思考得到它们。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从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的打击中、从对法学研究的反向冲击中恢复过来,并且掌握了一套完整清晰的保守主义信念。可是,我去哪儿寻找保守主义同道,寻找那些阐发保守主义的思想家,寻找那种足够有力、足够权威乃至可以在学术讲坛上论证保守主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理论?


是柏克拯救了我。在当时的大学,柏克尽管不为人熟知,却也没有沦为蠢货、反革命或是荒诞不经。他只是提不起我们的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他完全误解了法国大革命,因此可以作为展示知识分子病理学的例证来研究。学生们仍然可以读他的作品,通常顺带着阅读乏味无比的托马斯·潘恩,时而,你也会听说一种“柏克式”哲学,它是19世纪英国保守主义的一个分支。


注:法国大革命之后,柏克的《法国革命论》(或译《法国大革命反思录》)曾经对欧陆保守主义的复兴产生过重大影响,可参见 柏克与“反启蒙运动”|罗伯特·尼斯比特;不过,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上半期,柏克的影响力明显下降,那是一个“进步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值得一提的是,二战之后,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开始复兴,其中的重要一环便是“柏克热”、“托克维尔热”的出现。


我对柏克的另一层兴趣,源于他的治学之路。他的首部作品关于美学,这一点我们相似。尽管从《论崇高与优美》(Essay on the Sublime and the Beautiful)中,我没有发现足够的哲学价值,不过,在适当的文化气氛下,我发现,它强调了审美的重要意义,以及审美在我们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我推测,这种感触源自我早年对现代建筑的反感,郊区那些毫无个性的盒子简直是对童年时代乡村风景的亵渎。从青年时代起,我已经意识到审美的价值,它不只是一种主观看法,也并非不可争辩,同样也不只对本人才有意义。我认为——尽管不能用一种哲学来证明——审美对世界提出了要求,它来自一种深层的社会需要,它的重要性就像我们的邻人之于我们。而且,在我看来,现代主义美学意味着与过去决裂、故意破坏周遭的景观,并且试图清除历史世界,同时也否定社区、家园和定居点。现代主义建筑试图改造世界,然而它能提供的不过是原子化的个体、对过去的否定,以及金属和实用框架的蚁穴。



因此,就像柏克一样,我从美学跨入到保守主义政治学,其中不无知识上的一致性。我深信在这两个领域,我都在寻找一种失落的家的体验。同时,我还认为,这种失落感背后是一种永恒的信念,即我们可以重拾这些失落之物——未必是重回当初,但是凭借有意识地恢复、重建可以得到它们,以作为我们(因为最初的过失,我们已饱受分离之苦)努力的酬劳。这种信念乃是保守主义的浪漫内核,你可以从柏克、黑格尔那里找到它(尽管表述方式大不相同),也可以在T.S.艾略特(他的诗歌对青年时的我产生了莫大影响)那里发现它。


第一次读到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时,我实际上倾向于接受自由派对法国大革命的人道主义解释,即它是自由对压迫的胜利,是人民从绝对权力的压迫中获得解放。尽管有一些过激行为——诚实的历史学家并不否认这一点——官方的人道主义观点认为,我们应该把过激行为看作新秩序分娩时的阵痛,这一新秩序将会为世界提供一个人民主权的典范。因此,我认为柏克早期的质疑——当时大革命正处于婴儿期,国王尚未被执行死刑,大恐怖尚未开始——不过是对一场令人费解的历史事件的危言耸听。《反思录》吸引我的是它的政治哲学,这一哲学凭借其绝对具体化以及对人类心智——不论是其正常形式还是卑贱形式——的精确解读,明显地与左翼文献(不过是眼下的时髦货)区分出来。柏克没有谈论社会主义,而是在谈论革命。虽然如此,他让我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应许与一种关于人类心智的纯抽象观念携手同行,我们的心理过程与真实生活之间只是一种含糊的关系,不过,这种抽象的人类心智观却有一种几何的精确性。柏克让我相信,社会不应也不可能按照一套计划或一个目标来组织,历史没有方向,而且并不存在所谓的道德或精神进步。


他格外强调了那种新政治形式——即希望按照对自由、平等、博爱(或它们的现代对等物)的理性追求来组织社会的形式——事实上是一种好战的非理性形式。人类绝无可能共同地追求自由、平等和博爱,不只是因为这些事物不可描述或仅仅是抽象地界定,也因为集体理性根本不是这么运作的。人民的理性只有在紧急状态下才会指向共同的目标——或表现为有待克服的威胁,或表现为有待完成的征服。即便如此,如果希望有效实现目标,他们仍然需要组织、等级制和一套指挥机构。在这些情形下,即使确实出现了一种集体理性形式,它的俗称其实是战争。


顺理成章的是,我猛然意识到,任何按照理性来组织社会的企图都会导致同样的状况:即向某些真实或想象的敌人宣战。因此,社会主义文献有一种尖锐、好战的语言风格,这样的事例我在1968年的巴黎已经领教过,它为发生在我窗下的暴行作最后辩护,不过其它事例(始于《共产党宣言》),则是我大学期间所研究的基本对象。左翼的政治科学著作,是一种关于冲突的著作,其主要变量就像列宁所言:谁对谁做了什么?而戴高乐《回忆录》的开篇词则体现了一种爱的语言,关于爱的目标(about an object of love)——在巴黎学生“斗争”的年代,我对后者自发产生了共鸣。戴高乐间接征引了普鲁斯特,从而巧妙地召唤出母爱,同时又流露出一种它会消失的朦胧预感。


柏克的其它三个论断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其一,是对权威和服从的辩护。在柏克看来,权威绝非邪恶和可憎之物(尽管我的同代人这么认为),毋宁说是政治秩序的根基。他辩称,社会并非像法国革命者所想象的那样,由公民的抽象权利结合而来。事实上,它通过权威——即服从的权利而非纯粹的强迫——结合在一起。政治人的首要美德是服从,正是这种性情使得统治成为可能,否则,社会将散化为“个体的尘沙”。这种思想让同代人也让我大为震惊。实际上,柏克持有的是一种老式的社会人观念,作为主权者的臣民(as subject of a sovereign),以对抗新式的国家公民(as citizen of a state)的观念。同样令人震惊的是,柏克在捍卫老式观点的过程中证明了,就确保个体的自由而言,老式的观念比新式的观念——建立在对抽象、普世因而也是虚幻的自由的应许之上——更有效。真正的自由,具体的自由,真正可以界定、主张或授予的自由,不是服从的对立面,而是它的另一面。自由派知识分子所主张的抽象的、虚幻的自由,不过是幼稚的抗命,并会进一步扩散为无政府状态。这些观点让我振奋,因为它向我解释了1968年我在巴黎所看到的一切。但是,当我在1979年发表的著作——《保守主义的含义》(The Meaning of Conservatism)——中表述这些观点时,却毁掉了我的学术生涯。



第二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论断,是对传统、偏见和习俗的巧妙辩护,以及对改革者“开明计划”的反驳。这一辩护再次和我的美学研究契合。在念书时,我便了解到艾略特和F.R.利维斯对艺术和文学传统的精心辩护。艾略特题为“传统和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的文章使我震撼,在文中,他认为传统是一种不断演化、持续的事物,每增添一些新事物都会使它翻新,同时,它既使过去适应当下,又使当下适应过去。这种观念似乎让我理解了艾略特意义上的现代主义(这种现代主义与体现在建筑学中的现代主义可谓截然对立),同时,也拯救了对过去的研究,并且使我对古典艺术、文学和音乐的热爱转变成本人心智(作为现代人)的坚实的一部分。


注: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英国诗人、评论家、剧作家。其作品对二十世纪乃至今日的文学有深远影响。同时,他也是知名的保守主义思想家,这一点不太为国人熟知。


看来,柏克对传统的辩护把这种观念带入到政治世界,并且使得尊重习俗、建制以及稳定的公共行为方式(settled communal ways)成为一种政治美德,而非心安理得的标志(我的同龄人多是这么认为)。按照柏克的理解,偏见是社会人自发的信念和观念体系,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深层经验,柏克对“偏见”咄咄逼人的辩护,向我揭示了某些一直以来习焉不察的事物。柏克使我认识到,我们多数必要的信念,如果仅从我们自身来看,可能没有理由也无可辩解,而且试图为它们辩护只会导致它们的消失。如果用哲学家抽象的理性制度把它们取而代之,我们可能认为自己变得更理性了,为现代生活做了更好的准备。事实上,我们的准备可能会事与愿违,我们的新信念可能更不合理,因为它们的合理性仅仅来自我们自身。对偏见的真正的辩护恰恰在于将它解释为一种偏见,而非是一个论点的理性结论。换言之,对它的辩护不能来自我们自身,而是来自外部,犹如一个人类学家可以为异域部落的习俗和仪式辩护。


下面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性关系上存在一些偏见。这些偏见在不同的社会各不相同;但是,直到最近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人们可以区分出得体与不得体的行为,憎恶赤裸裸的性展示,并且要求在性结合之前的交往中,女性表现出端庄,男性表现出骑士风度。当然,从人类学角度可以找出很充分的理由,比如说,这种方式有助于实现性关系的长期稳定,如果想把孩子顺利融入社会,父母彼此的承诺是必要的。但是,这都不是激励传统的男女行为方式的原因,这种行为受到深层的、不可动摇的偏见的主导,其中,愤怒、羞耻和荣誉才是根本原因。性解放的鼓吹者可以轻松地证明,这些动机是非理性的,正如个人无法为这种动机给出理性解释。从第一人称的角度,他或许会认为性解放是一种理性选择、一种理性的行为准则,因为它显然是从一种理性目标——即性快感——中推导出的实践准则。


(在性关系上)理性确实已经代替了偏见。而结果正如柏克所料。不仅两性的信任关系发生破裂,生殖过程也变得不再稳定——父母双方的承诺开始衰落、虚弱,不仅是对他们彼此而言,也是对其后代而言。与此同时,个体的感受——过去受到传统偏见的支撑而且为传统偏见所满足——现在则完全暴露,并且得不到理性结构框架(the skeletal structures of rationality)的保护。因此,在美国出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状况,在那里,诉讼已经取代常规礼仪,性交之后对“约会强奸罪”的指控,已经取代了性交之前的庄重,而且,在那里,缺乏魅力者的求爱行为常常受到“性骚扰”罪名的惩罚。这个事例可以说明,一旦以理性的名义消除偏见——不考虑偏见自身所扮演的真实的社会功能——将会带来什么。而且,部分是因为对性解放带来的灾难——带来了一个无趣的世界,我逐渐认识到柏克对偏见所做的某种吊诡的辩护实际上有真理存焉。


(未完待续)


延伸阅读:

我为什么成为保守主义者(上)|罗杰·斯克拉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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