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成为保守主义者（下）｜罗杰·斯克拉顿

按：本文为罗杰·斯克拉顿《我为什么成为保守主义者》长文的最后一部分，约3000字。简单介绍一下：斯克拉顿，英国知名保守主义思想家，现为智库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从保守主义思想谱系上看，似乎可以把他归入传统主义者，除政治哲学外，他对美学素有研究。代表作包括：《保守主义的含义》（已有汉译本）、《性欲》、《音乐美学》以及《如何成为保守主义者》。本文译自美国保守派期刊《新标准》。英文全文见文末左下方的“阅读原文”。昨天的译文把捷克几位音乐家的译名翻错了，经一位老师指正，本文参考维基百科做了重新修正，内容未做调整。前两部分见：我为什么成为保守主义者（上）；我为什么成为保守主义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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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论断，即柏克对社会契约论的回应，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辩称，尽管可以把社会看成一份契约，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份契约的当事人还包括死者和未出生的人。卢梭式社会契约观使当代人凌驾于前人和后人之上。无怪乎，这种观念在大革命时期直接引发了对历史遗产的大肆挥霍，并导致（后来的）文化和生态灾难。从这一意义上讲，柏克可能率先意识到了现代政治的主要危险。在柏克看来，那种自以为是的对祖先的轻蔑（以法国革命者为典型），同时也是对未出生者继承权的剥夺。如果理解无误的话，他声称，社会实际上是死者、生者和未出生者之间的伙伴关系，离开了他所声称的“世袭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权利既可以是争取的也可以是继承的），死者和未出生者的权利便被剥夺了。实际上，按照柏克的看法，在生者垄断一切特权的世界，尊重死者是保障未出生者的唯一真实方式。其实，柏克所欣赏的社会并非是一份契约，而是一份信托，活着的成员是这份遗产的受托人，他们有义务增进遗产并将其传递给后人。

这些观念比柏克的其他观念更让我振奋，就我本人而言，它们无比清晰地阐明了我在1968年的一些隐约的直觉，当时，我目睹了窗外的骚乱并联想到瓦莱里的《海边墓地》。我对解放的呼吁有一种本能的怀疑，对进步和寡廉鲜耻的信念——在未来，这些信念主导并败坏了现代政治——更是满腹疑窦，不过，柏克巧妙而冷静的思考澄清了我的疑虑。事实上，柏克发出了一种古老的柏拉图式呼吁（old Platonic cry），呼吁一种政治形式或一种关照形式——即“关照灵魂”（柏拉图语），同时，它也意味着关照那些不在场的先辈和后人。1968一代人的谬论则不然：它是一种青春期的满不在乎，为了一时的快意（除了带来混乱不会有什么持久意义），宁愿抛掷所有的习俗、制度和成就。

在首次造访共产主义欧洲（译注：即苏联控制下的东欧）之后，我开始领悟并赞同柏克所传达的负能量。过去，我只领会了他的“正面论题”——对偏见、传统、传承乃至对一种托管政治（历史、未来与当下具有同等的分量）的辩护——不过，没有领悟到柏克深层的“负面论题”（negative thesis），以及他对地狱的管窥，这都体现在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中。记得我说过，我以前赞同自由派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人道主义解释，然而，对那些能够明显驳倒这种观点的事实（它们证明了柏克惊人的先见之明）却一无所知。在见识到共#主义后，我才彻底醒悟。

或许，共#主义最令人着迷也最令人恐惧的一点是，它有能力把事实从人类事务中抹去，并迫使所有人“生活在谎言之中”，就像哈维尔总统所言。乔治·奥威尔在一部充满预见性的小说（译注：《1984》）中对此有过描述；但是，西方读者们又有几人知道该预言在东欧已经多大程度上成真。对我而言，它就像一个晴天霹雳，1979年我第一次造访捷克时体会到当地人的处境，在这里，人民随时都有可能从历史书中消失，不可以公开发表事实，Party不仅决定明天发生什么，还决定昨天发生了什么，甚至可以决定在它的领袖出生前发生过什么。我意识到，这就是柏克在1790年向那些半信半疑的读者所描述的。两百年之后，这种情形依旧存在，当然，怀疑的也大有人在。

一直到1979年，我对共#主义的认识完全是理论上的。我不喜欢我读到的（关于它的）一切，显然，也敌视那种社会主义的平等观和政府管控，这种情况我在法国、英国已经领教过。但是，我对真实的共#主义生活一无所知。对于当时的捷克，我对它的了解仅限于它的音乐——即贝德里赫·斯美塔那（Smetana）、安东宁·德沃夏克（Dvořák）以及莱奥什·雅那切克（Janáček）等人的音乐，我很感激他们带给我的欢乐。当然，我也读过卡夫卡和哈谢克（Hašek）——不过，他们属于另一个世界，一个垂暮帝国的世界（译注：奥匈帝国），而且，也是到了以后，我才发现他们也是先知，他们描述的不是所处城市的现状而是它的未来。

注：贝德里赫·斯美塔那（Bedřich Smetana，1824~1884)，生于波希米亚利托米什尔，卒于布拉格，捷克作曲家。他的音乐成功发扬了捷克民族文化，和捷克的独立密不可分，因此被誉为捷克音乐之父。（详见维基百科）

在布拉格，我受邀在一场私人研讨会上发表演讲。研讨会由朱利叶斯·陶民（Julius Tomin）发起，这位布拉格的哲学家利用了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据说，该协议要求捷克政府维护信息自由以及《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基本权利。事实上，《赫尔辛基协议》成了一个闹剧，Communists用它来识别潜在的麻烦制造者，同时又伪装出文明政府的面孔以糊弄轻信的西方知识分子。尽管如此，我还是收到了通知，陶民博士的研讨会将如期举行，他们欢迎我，毋宁说期待我的出席。

寂静而荒芜的街道上站着几个人，像是在执行秘密公务，四处张贴的Party的口号和标志让建筑物面目全非，越过这些街道，我来到了那所住宅。公寓楼梯同样破败不堪。空气中弥漫着死一般的沉寂，仿佛一场空袭将要发生，而这座城市像是在躲避即将到来的毁灭。不过，在公寓外，我碰到了两个警察，在我按门铃时，他们抓住我并要我出示证件。陶民博士走出来，和他们争执，我则被推搡下楼梯。不过，在他们争吵时，我越过门卫，径直走入房间。我发现屋子里坐满了人，不出所料，还是一片沉寂。这时候，我才意识到确实要发生空袭了，而那个空袭正是我本人。

饱受重创的布拉格知识阶层的残存者济济一堂：他们是身着破烂背心的老教授；长发诗人；面带稚气的学生（因父母的政治“罪行”而被剥夺读大学的资格）；身着便衣的神父和信徒；小说家和神学家；一位准拉比；甚至还有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为希望所缓和的苦难；看到了一种希望热心人来援助他们的迫切愿望。我发现他们从事同一种职业，都属于某种司炉工（stoker）。有人是医院的司炉工；有人是公寓楼的司炉工；有一位在火车站，另一位在学校。还有人在没有锅炉的地方做司炉工，在我看来，这些虚构的锅炉工成了共产主义经济的一个贴切的象征。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异议人士”：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人后来成了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批民选领袖。我们可以说一见如故。在他们眼中，最重大的事情莫过于民族文化的存亡。即便被剥夺了物质便利和职务升迁，他们仍然一心思考国家以及它的历史、思考捷克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自从帕拉茨基以来，捷克人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他们被禁止发表文章；当局把他们“雪藏”起来，并决定把他们从历史书上抹去。可以说，这些异议人士深刻地感受到记忆的价值。他们的生活实际上正是在操练柏拉图所说的回忆（anamnesis）：为那些早已忘却的事物赋予意识。我被这种痛苦的野心所感染，迫不及待加入他们的行列，并且试图让世界了解到他们的处境。

注：帕拉茨基（František Palacký，1798~1876），捷克历史学家、政治家，是捷克民族复兴运动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被尊为“国父”。

简单说，接下来的十年，我每天都会思考共#主义，思考平等与博爱的神话——它们所蕴涵的压迫性套路早在法国大革命中就显露无疑。我逐渐认识到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不只是当代史的一部分。它就像弥尔顿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是对一部分人类心智的探索：这一部分一向期待着人们的探访，但是，重回世界（它的美好已经被对地狱的回忆所玷污）的方式是一种奇迹。简单说，我见识到撒旦和他的作品——正是同一种认识给柏克以深层震撼。最后，我意识到了柏克哲学的积极方面，它是对这种认识的回应，是对人类所能希望的最好方面的描述，是对我们尘世生活的唯一的和充分的辩护。

此后，我充分理解了保守主义不只是一种政治信条，它还是一种对人类社会的持久认识，它的真理一向难以理解，即使理解也难以言传，况且，比言传更难的是付诸行动。而且，在宗教情感追随时尚潮流（whims of fashion）之日，在全球经济扰乱我们的地方性忠诚之际，在拜金主义和奢侈品占据我们注意力之时，践行保守主义变得尤为困难。不过，我并不绝望，因为经验告诉我，人们不可能长期逃避事实，他们终究会回想起那些永恒的价值，而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迷梦只会刺激他们于一时。

至于把这种哲学——柏克已经向世人讲得明明白白——付诸现代政治实践，恐怕是我们当下所面临的最大任务。对此，我并不绝望；但是，这一任务绝非掌握保守主义口号就能实现。它并不要求思想的集体性转变，而是要求心灵的集体性转变。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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