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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稿”:小威廉·巴克利的思想肖像(下)

2017-08-31 孙唯瀚 保守主义评论 保守主义评论



《耶鲁的上帝与人》一书的副标题是“对学术自由的迷信”,这也正是巴克利批判耶鲁大学以及美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根源。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20世纪50年代,许多学者和教授都面临着被指控为共产主义者的风险,因而巴克利对耶鲁的批判一时间引发巨大争议。巴克利指责耶鲁的课程中教授学生共产主义,或者至少是温和的反宗教的集体主义:经济学教授诋毁资本主义,并且赞成国家的计划经济;宗教学和人类学教授不顾正统宗教的理论,反而提倡一种含糊的道德规范以代替教义的承诺。可见尽管作为信奉着基督教传统和市场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但巴克利对学术自由的看法来自于经济学的学习而非传统或宗教。



受威尔默·肯德尔(Willmoore Kendall)影响,巴克利认为社会中的“公共的正统观念”必须被施行,这种理论被称为“绝对多数主义”。巴克利认为基督教的真理和市场自由建立于历史和传统的基础上,因而大学是践行这种价值最好的机构,文明的发展就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巴克利批判的正是那些声称在维护学术自由而实际上却背离了这项使命的教授们。他认为这些“对学术自由的迷信”不过是转移学生注意力的把戏而已,耶鲁已经将声称提供的教育转变成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所谓的正统观念。每个教学机构都已经以保障优质的教学为名义限制了教授在课堂上所讲授的内容。巴克利认为,包括耶鲁在内的绝大多数大学和学院,实际上没有践行也不可能践行甚至根本不理解他们所说的教育和学术的自由。


耶鲁声称支持校友们捍卫资本主义和基督教的基本观念,但实际上却提供了价值观完全不同的教育。学校的管理者为了争取捐款而取悦于校友会,而实际上却宣扬相反的价值。巴克利称之为耶鲁对于校友会的虚伪立场的模糊地带(twilight zone of hypocrisy)。他呼吁耶鲁校友会对教授会进行控制,保证耶鲁是一个支持校友会所珍视的基督教和资本主义信条的机构。


巴克利反对自由放任的教育,反对各种价值观都平等地展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自己去选择最倾向于欣然接受的价值。他赞成另一种自由放任的教育:大学在资金支持的影响下决定教学的意识形态取向。对巴克利而言,建立一门大学课程是与权力相关的。校友会应当行使他们经济上的手段向学校施压以使得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在大学的教育中被宣扬。


巴克利对学术自由的看法可以被概括为:作为耶鲁的产品的购买者、消费者以及耶鲁建设的支持者,校友会理应拥有想市场中的消费者一样的统治权。就像金钱决定哪些商品在市场中被生产一样,金钱也应该决定哪些科目在学术中被宣扬。富裕的耶鲁校友会应当用钱包去向耶鲁施压以支持文明所依赖的正统观念从而捍卫真理。耶鲁的教授应当被要求向耶鲁的使命宣誓,并且在他们的教学和研究中不断发展和提高这些使命,只有在这些基础上他们才能被耶鲁聘用。


在资本主义和基督教的范围内,巴克利也认可学术自由在研究领域的存在,但对教育问题的总体理解将限制这种自由:“自由市场可以也应该从教育机构的核心之中被检查、批评和改变,然而,直到更好的替代者出现前,应当继续致力于保持它现有的整体状况。相似的,没有人可以批评一个基督徒,他对自己信仰的忠诚和奉献将引导他去批评和寻求对他的信仰中世俗的、形成惯例的、甚至是基础性的缺陷的变革。”换言之,当以学术自由之名的批评挑战资本主义或者基督教的核心的时候,这种自由应当被限制。只能允许旨在消除这些价值所体现出的缺陷的“建设性批评”(constructive criticism)。


巴克利的观点基于,耶鲁不只在塑造学生的价值和思想方面具有影响力,通过它的地位和知名校友在社会上也有广泛影响。校友会有责任在他们热爱的大学中干预思想方面的事务,坚持他们一贯信仰的价值观念。面对外界喋喋不休的质疑,巴克利认为耶鲁不能放弃她的正确立场。如果校友会坚信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斗争中,资本主义是正确的一边,他们必须使耶鲁也坚持资本主义的立场。相同的方式也应该体现在基督教和无神论的斗争之中。


然而关于学术自由的论述也正是巴克利最受诟病的地方。在《耶鲁的上帝与人》出版后,有人批评道:“我从未想过还有比耶鲁校友会更糟糕的将教育和商业搞坏的想法了。”还有人认为巴克利理想中的教授是没有自由去讲授他所认为的真理的,尤其是当他在宗教信仰和经济方面的观点与他的上级相龃龉的时候。更有评论将巴克利与斯大林相对比,认为他的这本书是一本希望控制全美高等教育的极权主义小册子。对于将他比作斯大林、三K党甚至是法西斯主义者的攻击,令巴克利痛心不已,但他仍旧坚定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在半个世纪后的回忆中,巴克利依然坚持当初的立场,认为“正是由于所谓的 ‘学术自由’,(在当时)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改变基督教和传统观念在高等教育中衰落的情况,新教只能够寄希望于加强它的使命了。”在后世的保守主义者们看来,当时这些批评实际上并没有理解巴克利的想法,即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和对个人主义、市场自由等传统的坚持,是为了培育一个自由的社会以抵御极权主义的侵蚀。



《耶鲁的上帝与人》一书出版后,在美国的高等教育界和思想界引发了广泛讨论。对保守主义者来说,这部著作标志着反对学术界的世俗化和自由主义倾向的运动的开端。正如霍尔维茨所说,在巴克利的著作之后,保守主义者关于高等教育的著作相继出版,包括了阿兰·布鲁姆(Alan Bloom)的《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迪内什·迪索萨(Dinesh D’Souza)的《偏执的教育:大学中的种族、性别政治》(Illiberal Education : 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Sex on Campus)、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的《美德的独裁》(Dictatorship of Virtue)、尼尔·汉密尔顿(Neil Hamilton)的 《狂热与学术自由》(Zealotry and Academic Freedom)、罗杰·金博尔(Roger Kimball)的《获得终身教职的激进派》(Tenured Radicals)、达芬尼·派泰(Daphne Patai)和诺里塔·克瑞杰(Noretta Koretge)的《所谓女权主义:女性研究的教育和灌输》(Professing Feminism: Education and Indoctrination in Women’s Studies)。



保守派评论家也将《耶鲁的上帝与人》视为第一部对学术的政治议程的实质性批判,为后来论述学院和高等教育的写作提供了大量基础。此外,许多研究高等教育的学者也经常引用这本书作为保守主义在高校中向自由主义发难的先驱,有学者称正是《耶鲁的上帝与人》一书使得人们熟知了美国大学的自由主义属性。对于反对保守主义的学者而言,巴克利的这本书不过是对美国大学的衰落喋喋不休的哀叹而已,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此后诸如布鲁姆、金博尔以及迪索萨的作品都是延续了巴克利最初的叙述和观点。可以说,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以及中立者对《耶鲁的上帝与人》一书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但无可否认的是这本书是保守主义对高等教育批评的起源。


巴克利在1951年刚刚从耶鲁毕业时出版的《耶鲁的上帝与人》就开启了一场保守主义运动的大幕。作为20世纪重要的保守主义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巴克利受到了包括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内各方面的关注。对保守主义者们来说,他是对传统价值和学术、对普遍存在真理的捍卫者。而对自由主义者们来说,他更像是学术研究和“学术自由”的敌人。在他之后的作品中,他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且质疑高等教育的学术背后并非是政治中立而是极力加强对所偏向的立场的宣扬。


从保守主义者的立场出发的对于美国高等教育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被忽视或是有意回避的,但实际上这对于理解美国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中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s)以及其他著述如何受其影响等问题都大有裨益。从巴克利的书中,可以看到他对于高等教育中的无神论、共产主义等倾向的担心,害怕它们会威胁到美国的繁荣和个人财产的自由。由此反映出的不仅仅是美国高等教育的状况,还能看到冷战期间美国知识分子的心态以及他们对共产主义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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