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的延续性：亚里士多德在圣米歇尔山（上） | 托马斯·贝尔托诺

按：本文译自《布鲁塞尔周刊》，作者托马斯·贝尔托诺，美国教授，现执教于纽约州立大学奥斯威戈分校。本文是对法国历史学家西尔万·古根海姆（Sylvain Gouguenheim）的《亚里士多德在圣米歇尔山：基督教欧洲的希腊根基》（Aristote au Mont Saint-Michel: Les raciness grecques de l’Europe Chrétienne）的书评。英文标题为“The West’s Cultural Continuity: Aristotle at Mont Saint-Michel”，英文原文请点击文末左下方的“阅读原文”。原文篇幅较大，分三次发布，此为第一部分，约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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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的爱德华·萨义德发明“东方主义”以贬抑西方、讴歌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社会，实际上在此之前，像伏尔泰之类的“思想正统人士”（bien-pensants）已经倾向于反叛摇摇欲坠的基督教世界，他们在小册子和故事里把西方人描绘成偏执狂、小丑，把带有异域风情的外国人——伏尔泰本人写过穆斯林世界的土耳其人和波斯人——歌颂为智慧之源泉和精致生活的典范。（在他们的描述里）苏丹和托钵僧用宽容的眼光打量着土里土气的欧洲乡巴佬。18世纪的启蒙哲人和“先觉者”杜撰了充满贬义的“黑暗时代”，以指代西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数个世纪。自由主义话语经常随意用这一术语指代文艺复兴前的整个中世纪欧洲文明。尽管专业历史学家早就证明，像“黑暗时代”所暗示的这种绝对断裂并不存在，这意味着启蒙运动给出的历史解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错误的。但是，这种老套的故事——作为自由派民间传说的一部分——仍在流传。

故事的另一半是伊斯兰教的中间人在古典知识传递到基督教世界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按照这一主题，11世纪的西方没有掌握一手的希腊知识并且几乎没有罗马经典文献。幸运的是（故事是这么说的），穆斯林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翻译成阿拉伯语，在精通了他们之后，又把这些知识当做礼物赠送给意大利和法国的愚昧僧侣们。按照这种认识，施主们的举止温文尔雅、慷慨大方，而受益人——借用大卫·利恩（David Lean）电影中的台词——则表现得无知、野蛮而残忍。

注：导演大卫·利恩的代表作《阿拉伯的劳伦斯》

在2001年恐怖袭击之后，在西方亲伊人士的痉挛中，有关中世纪穆斯林博学和欧洲人无知的神话又在左派那儿获得了新动力，左派的追随者在高校里铆足劲儿散布这种神话。倘若有人留心观察，事实早就推翻了这类神话。首先，欧洲人从未与拜占庭希腊人失去联络，在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血腥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前，希腊人可以无忧无虑地从事古典学研究。公元8世纪，英国教会编年史家比得在其《英吉利教会史》中写道：希欧多尔，坎特伯雷的首批主教之一，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希腊人。12世纪的冰岛神话收集者斯诺里·斯图鲁逊在其《埃达》（即冰岛诗集）中暗示，挪威人的众神事实上就像从阿伽门农的屠城之战中逃亡的特洛伊英雄（如埃涅阿斯）——这一解释意味着他谙熟欧赫墨罗斯学说（注：即神话即历史论，古希腊神话作家欧赫墨罗斯的论点）。8世纪的英国和12世纪的冰岛均是边陲之地，但是，从比得和斯图鲁逊那儿，我们可以证明（中世纪欧洲）与古典传统之间的联系。

类似事实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确实有人敏锐而有力地整理了大量事实，他就是法国历史学家西尔万·古根海姆，这位学者将这些事实整理到自己引人注目的新作——Aristote au Mont Saint-Michel: Les raciness grecques de l’Europe Chrétienne（英译：亚里士多德在圣米歇尔山：基督教欧洲的希腊根基）。本书尚未有英译本，不过，鉴于它给当代众多对话带来了重要事实，英语读者有必要阅读此书。

注：西尔万·古根海姆的《亚里士多德在圣米歇尔山：基督教欧洲的希腊根基》

对美国读者而言，古根海姆所拟的标题让人让人亲切。亨利·亚当斯曾把自己对中世纪欧洲文明的研究命名为《圣米歇尔山和沙德教堂》（Mont Saint-Michel and Chartres）。亚当斯认为哥特式基督教（学术上以阿奎那和阿伯拉德为典型，建筑上以圣母教堂为典型）的兴旺，始于法国大西洋沿岸的圣米歇尔山修道院，后者在古根海姆的论述中也很显眼。亚当斯认为中世纪盛期（High Middle Ages）是一个充满活力、精神上热衷冒险的“现代”时期，它是我们技术和知识现代性的直接先驱。古根海姆对中世纪世界的认识与亚当斯有几分相似，他一开篇便论述了人们对那几个重要世纪的普遍“误解”，在他看来，它们实际上确立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内核，确切地说，确立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根基”。即使“长期以来，中世纪盛期的欧洲文化史以负面形象出现”，即使“五世纪罗马帝国的陷落和哥特征服息息相关，这一征服以残暴而非渐进的方式终结了古代”——或者说，即使这就是人们一直以来所臆测的，古根海姆声称：“事实上，近来对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研究表明，五世纪到八世纪这段时期并非那么毁灭性，紊乱的后果尽管非常真实，却也得到了延续性因素的缓解。”希腊基督教世界提供了一种延续性因素，就像前文提到的那样。

注：亨利·亚当斯的《圣米歇尔山和沙德教堂》

古根海姆援引这一事实——即使在波伊提乌（Boethius）之后，受过良好教育的说拉丁语的西方人，也能掌握希腊语——来解释5世纪至11世纪拉丁译本的古希腊文献的匮乏。不过，柏拉图学派以及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拉丁语概论，确实像盖伦（Galen）学派的医学手册一样得以流传。因此，操拉丁语的教父们在“希腊思想的逻辑范畴的帮助下”从事思考，这些古典哲学犹如一种“知识母体”（intellectual matrix）“浸入”他们的论证。古根海姆的这一论断，得到了布莱恩·沃德-铂金斯的印证。铂金斯在近著《罗马的覆亡》（The Fall of Rome，2005）中指出，哥特人篡夺了罗马在西班牙、高卢和意大利的主权，即便在这些篡夺者之中，开明的个体也出现了，他们奖励古典学问的研习并尽最大努力加以维护。狄奥达哈德（意大利东哥特国王，于534~536年执政）就是突出的例证，他一直“学习拉丁文学和柏拉图派的哲学”，尽管“仍保留着哥特式胡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