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社会学 | 尼斯比特
按：本文摘译自尼斯比特《保守主义：梦想与现实》第三章。作者讲述了柏克所开启的知识分子社会学。这些保守主义者认为，“无根的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特别是革命史上扮演了一种并不光彩的角色。而且，从那些抨击资本主义、倡导福利国家以及各种“进步”议题的声音中，我们又隐约看到了这类知识分子的身影，米塞斯的《反资本主义的心态》、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所针对的，恐怕也正是这种现象。全文近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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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甚至开创了知识分子社会学。他暗示，知识分子阶层是后中世纪欧洲政治和经济变迁的产物。传统的社会地位缓慢且不可避免地瓦解，以及新经济阶层的崛起（他们比欧洲的传统统治阶层拥有更多的流动财富），这两种主导因素创造出一种生态位，使无根的知识分子（rootless intellectuals，从社会学角度上看，颇类似于古人所谓的“游士”）趁虚而入。“他们尽力想结成一种自身的团体，来弥补他们在旧日宫廷的保护下所失去的东西”，这体现在两大学院和百科全书派之中。他们的共同追求是摧毁基督教和贵族制。这一新阶层的许多成员在文学和科学领域身居高位。世界对他们是很公正的；并由于垂青一般的才干，而原谅了他们独特原则中的邪恶倾向……
“阴谋诡计也被用来补充论据和才智的不足。……对那些已经观察到他们行为的精神的人，事情早已很清楚，除了能把语言上和笔头上的不宽容转化为一场打击所有权、财富和生命的迫害的那种权力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
这就是柏克本人对政治知识分子最初的描述。他还揭示出，这一新阶级本质上是无根的，“在社会中没有利害关系”，他们的生活方式带有高度流动性，他们的思想是不稳定和草率的，随时准备把自己的才华售卖给政治家或商人，与“新兴的金钱利益”（也是柏克憎恶的对象，也是欧洲历史的新产物）结盟，根深蒂固地反叛政府和建制，批判和敌视思维习惯，用一个词来表示——1950年莱昂内尔·特里林赋予这个词以重大影响力——即“对抗”（adversarial）所有的核心。
柏克对他在法国革命之前和革命期间所看到的政治知识分子阶层的倾向性论述，被证明是19世纪最有趣的知识分子发展史的开山之作，它确认并分析了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说，柏克为这份工作奠定了负面基调；那么可以说，这种基调为他的追随者所继承。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在死后遗留的论述“欧洲革命”的大量短笺中，进一步强化和拓展了他在《回忆录》中对知识分子所采取的敌视态度。如果说有不同的话，托克维尔比柏克更出彩的地方在于，他不动声色地表达了对知识分子（法国大革命期间及其之后）的敌意。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暗示，知识分子甚至逐渐取代贵族。“18世纪，法国贵族已经完全丧失这一部分统治权；贵族的威望随权力的消失而消失，贵族一向占有的位置变成真空，作家们轻而易举地加以篡夺，并且毫不担心被罢黜。”在托克维尔那儿，语气和语言稍有不同，在风格上更节制、更有分析性，而非争辩性；但是，他对知识分子阶层潜在的非难同柏克一样明显。
在柏克和托克维尔之后的数代人那里，论述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和心理学著作并不鲜见。直到相对晚近的时间，这些著作多由保守主义者撰写。布克哈特极其成功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经常被误读为是对那一时期及其人文主义者的颂词，事实上，他对人文主义者的冷酷态度，一如柏克和托克维尔对待启蒙哲人。布克哈特将这些人描述成浅薄的、刚愎自用的、无根的、疏离的、敌视所有的建制特别是教会，而且总是乐于向出价最高者（商人或贵族）效力。出版商多次恳求他另写一部论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著作，他统统加以抵制，原因不难解释：他厌恶这一时期以及这一时期的主人公，就像柏克和托克维尔憎恶法国大革命及其政客（诸如马拉们和罗伯斯庇尔们）。直到当代，泰纳、尼采、韦伯和熊彼特（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人）一直严肃地对待知识分子社会学，不论是充满激情还是冷静客观。事实上，随着欧洲知识分子在革命事件中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1848年法国革命，1870年巴黎公社，1905年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革命，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以及德国纳粹主义的崛起中，知识分子也贡献颇大，一直到1960年代（西方）的革命骚乱——知识分子（按照柏克的模型，其本性是反叛的）社会学在西方思想中的份量也逐渐增大。
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二篇“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系统思考柏克所斥责之人（即“诡辩家、精于计算者和经济学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熊彼特告诉我们，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制度的消亡，这一点是准确的，但是给出的理由是错误的。真正的阶级冲突不在资本家和工人—无产阶级之间，而在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之间。不是工人而是知识分子逐渐地游离于这一经济制度，并且首先建立自己的重要地位。知识分子对企业家的疏离、对维持资本主义伦理大有必要的硬资产的疏离，才是现代史的重要事实。因此，柏克眼中密谋摧毁地产社会的势力，在熊彼特看来则是要摧毁资本主义、摧毁人们对私有财产的本能。而且，“随着资本主义演化的成功”，知识分子的“敌视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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