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也会犯错

英国作家Gerald Brenan（1894-1987）有句名言：“所谓智慧， 便是认识到我们所有的见解和看法可能是错的。”

事实上，承认人的易错性（fallibility），几乎是所有保守主义者的思想底色。

倘若进一步追溯，这种易错性其实反映了人在道德上和理性上固有的缺陷。亚里士多德说过，“把权威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传道书》也强调，“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罗马书》说得尤为恳切，“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苏格兰哲学家休谟尽管被时人目为“无神论者”，但他同样附和道，“我们的天性很软弱或邪恶，要人们始终忠实、无误地走在正义之路上是不可能的事”。

可见，这些人类史上最杰出的大脑，都认为对人的理性和道德不宜高估。只要我们承认这个前提，就不难排斥那些在人性上、理性上唱高调的意识形态。其实，这个道理本不难懂，就像《左传》所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然而，在吾国历史的演变中，“人谁无过”被画蛇添足，成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仿佛“圣贤”自带无谬属性，其实，“圣贤”一样是易错的。这一曲解，很可能导致了认识论的倒退，当然，说“导致”或许有夸大其词之嫌，那么，至少是“反映”了认识论的倒退。引申而言，不论我们信仰哪一种宗教、信奉哪一家思想、宗主哪一门主义，都改变不了我们“易错”的属性，这本该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就实践而言，这种认识不仅对投资活动至关重要，对于制度建设也不无裨益。基于这种看法，亚里士多德建议用“法治”代替“人治”，“法律是排除了激情的理性，因而它比个人更可取”，休谟也告诫人们，在设计制度时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徒；而这也是美国联邦党人强调“分权制衡”的用意，这种制衡程序看似有内耗、扯皮之嫌，却也能防止“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恶果；再者，尽管有种种制衡，人们仍然免不了犯错，这本是无可奈何的，唯一的补救方案，便是建立有效的纠错机制，使得古人所说的“过而能改”、“过则勿惮改”制度化，以减少错误的代价。

若是人们能做到的话，那可真是“善莫大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