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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 | 仅靠信念无法立国:“美国信念”的盎格鲁—新教文化根基

2017-12-26 程克雄 译 保守主义评论 保守主义评论

 按:本文摘自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46-249页。另外,亨廷顿两本早年著作的中译本近两年相继问世,分别是《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和《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前者是亨廷顿的首部专著,受杜鲁门将麦克阿瑟解职一事启发,研究在一个信奉自由民主的社会,国家究竟应该与代表保守主义的军队建立何种关系。后者相对较受忽视,但是现如今人们开始在川普上台的背景下重读这本书,借以思考美国政治中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两本书的介绍请见:

亨廷顿《军人与国家》 | 雅理读书

亨廷顿《美国政治》 | 新华出版社

 



随着新的世纪到来,美国的特性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对它的重要性和实质起作用的因素,一是美国遇到易受外来攻击的新形势,一是美国出现了朝向宗教信仰的新转折,这是与宗教信仰在世界多数地方的再兴相平行的美国的一次伟大觉醒。

 

苏联解体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力量的几乎每一个领域都居于支配性的领先地位。但是9·11事件证明,美国也比将近二百年来的任何时候更易于遭受外来的攻击。从前,在美国本土发生的类似于9·11的最近一次事件是1814年8月25日英军火烧白宫。而1815年以后,美国人慢慢形成一种观念,觉得安全和不受攻击是自己国土的一个固有的和持久的特点。20世纪的几次战争都是在远隔重洋的万里之外进行的,美国人在自己国内既安全又自由。在地理环境安全的背景之下,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缺少了忧患意识。

 

9·11事件让美国人猛醒,明白了距离不再提供安全这一新的现实。美国人发现自己是在许多战线上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其中最重要的战线就在自己国内。9·11后,布什总统说,我们拒绝生活于恐惧之中。可是这一新的世界是一个恐惧的世界,如果说美国人不要生活于恐惧之中,那么也还是不得不与恐惧生活在一起。要应付这些新的威胁,美国人不能不作出困难的交易要放弃某些已习以为常的自由,来换取自己原先以为是不成问题的最重要的自由,即确保在国内的安全,防止外敌对自己生命、财产和制度的暴力袭击。

 

在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特性和国民身份的认识的演变过程中,现今出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国易受攻击的新局面。过去,美国人谈到祖国时通常是指其祖籍,即自己的祖辈所来自之国。现今美国易受攻击的形势,正如本书第一章引用的雷切尔·纽曼的话所指出的,使美国人明白了美国就是自己的祖国,保障这一祖国的安全就是政府首要职责之所在。国家易受攻击,使国家特性有了新的重要性。但仅此一点仍不足以结束此前半个世纪以来的趋势和冲突。

 


因此,在20世纪结束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信念"是国家特性的主要泉源。有两个因素增强了它的重要性。第一,随着种族属性不再重要,盎格鲁一新教文化又受到严重攻击,在美国特性的历史性四大组成部分中,只有"美国信念”是惟一未受挑战的幸存者。第二,与独立战争时相比,“美国信念”由于从意识形态上使美国在20世纪区别于它的德国、日本和苏联敌人,因而获得了新的意义。正因为如此,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可以是多种族的,可以没有任何文化核心,只要有"美国信念”。界定其特性,就可以依然是一个有紧凑聚合力的国家。然而,情况果真如此吗?一个国家仅靠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就可以立住吗?

 

从几个方面考虑,答案都是否定的。仅靠信念是无法立国的。

 

从历史上看,除了“美国信念”以外,美国特性有另外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仅以信念这一条界定美国特性,那将是严重背离历史。此外,没有什么国家能仅靠意识形态或一套政治原则立国。当代最明显的例子是GCD国家,它们用意识形态把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的人联合在一起,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均是如此!或者,它们用意识形态把同一民族的人分隔开来,东德和北朝鲜即是如此。当共产主义对人们的吸引力消退,冷战结束使这些国家维系其实体的刺激力亦随之结束时,除了北朝鲜以外,上述的国家均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按照民族和文化立国的国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也减弱了,但对中国未形成威胁,因为中国有几千年之久的汉文化作为核心维持团结,它已激起了新的中国民族主义。法国也有一套政治原则构成国家特性的组成部分,但绝非惟一的组成部分。法国有悠久的历史,人们常说到“我们的祖先高卢人”。他们的国家特性还包含宗教组成部分,它通过历史上的历次法英战争而得以巩固。意识形态组成部分是法国大革命时才产生的,法国人自己对此还曾经争论不休,一直吵到了20世纪。

 

人们要改变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并不难。有一些共产主义者变成了狂热反共分子,有一些民主自由派人士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则可能奉行资本主义。以德国的德累斯顿为例,那里有一些现今八十多岁的老人在年轻时曾笃信纳粹主义,中年时曾笃信共产主义,1989年以后又变成了真诚的民主派。在一些前共产党国家,不少共产主义精英人士到了20世纪90年代变成了自由派民主人士、自由市场人士或狂热民族主义分子。可是他们依然是匈牙利人、波兰人或乌克兰人等等,这一点没有变。一个国家若仅靠政治意识形态立国,那会是脆弱的。

 

“美国信念”的原则——自由,平等,民主,民权,无歧视,法治——是如何组建一个社会的标志。但它们并不能界定这个社会的范围、疆界或成分有些强调美国靠信念立国的人就说这些政治原则从理论上说适用于任何地方。若果真如此,那就不可能以它们作为基础来区分美国人和别的人。民主已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推广到许多国家,而别的原则并未成为重要的世俗意识形态。俄国人、华人、印度人和印尼人可以接受信念的原则,而与美国人有共同之处,但他们不会因此而成为美国人。只有当他们移居美国,参加美国社会的生活,学习美国的语言、历史和习俗,吸收美国的盎格鲁一新教文化,主要认同于美国而不再是认同于原籍之国,他们才会成为美国人。

 

政治原则大概不会像亲缘和亲情、血缘和族情、文化和民族属性那样,在人们心中激起那么深厚的感情。人们认同于亲缘、血缘、民族属性等等,产生归属感,也许不一定真有什么根据,但却会在情感上得到满足。说"我们都是美国信念的自由民主信仰者”恐怕不会满足感情上同样的需求。欧内斯特·勒南说,"一个国家可以说是天天在举行公民投票。”这公民投票的问题就是现有的继承物是否值得保存。这继承物就是勒南所说的"人们长期以来所付出的努力、牺牲和忠心的结晶”。如果没有这样的继承物,任何国家都不会生存;如果"公民投票”拒绝了这一继承物,国家就宣告完结。美国是“一个有着教会灵魂的国家”。但这教会灵魂不仅是,甚至不主要是在于教会的教义,而是在于教会的仪式、赞美诗、习俗、戒律、祈祷书、先知和圣人,以及善与恶。所以一个国家,恰如美国,可以有自己一套信念,但其灵魂则是界定于共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英雄与恶人以及胜败荣辱,这一切都是珍藏于“神秘的记忆心弦”。

 

“美国信念”是独特的盎格鲁一新教文化之人的产物。虽然别国的人也采纳了这一信念的某些成分,但“信念”本身,正如米达尔所说,是18世纪定居者的英国传统、持异议的新教及启蒙运动思想形成的结果。托克维尔说过:“正是合众国的这些美利坚人的习俗,使得他们成为美洲惟一的能支持一个民主政体的民族。”他们的民主体制是来源于“美国人的实际经历、习惯和见解,总之是他们的习俗”。我们美国人当年必须先有共同的民族和种族属性、文化、语言和宗教信仰,才能制定出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美国信念”是植根于盎格鲁一新教文化,如果美国人放弃盎格鲁一新教文化,“美国信念”也就不大可能保持它的突出地位。若出现多文化的美国,到时候就会出现多信念的美国,不同文化的群体会宣扬他们植根于自己特有文化的独特政治价值观和原则。

 

“9·11”事件引人注目地象征着20世纪作为意识形态世纪和意识形态冲突世纪的结束,以及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在这一时代,人们主要是从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角度界定自己。美国现在的实际敌人和潜在敌人是宗教驱动的伊斯兰好斗分子和完全非意识形态的中国民族主义。在这一环境中,对于美国人来说,美国特性的宗教组成部分具有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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