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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格鲁文化圈“(Anglosphere)|丹尼尔·汉南

2018-03-07 万吉庆 译 保守主义评论

按:读者们对丹尼尔·汉南(Daniel Hannan)可能并不陌生,他就是《自由的基因: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一书的作者。本文摘译自他的另一本著作,《通往奴役的新道路》(2011)第八章,该译文在公众号建立之初发布过,当时关注者不多,现重发一次,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读读。汉南,英国知名历史学家、保守党政治家、专栏作家,脱欧派的代表。本书的电子书下载链接,见文末下方的“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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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我在时尚的自由小城布赖顿(Brighton)组织了英国茶党的开幕式,许多英国左派人士——以及一些困惑不解的美国人——问我为何借用这个当年反叛英王的标志。我提醒诸位听众注意18世纪70年代的英国民意。我谈到最初的茶党继承了英国的遗产。我向他们回忆,触发美洲革命的纳税人起义,在大西洋的这边也启动了:(英法)七年战争的开支将税负推高至每个英国臣民20先令,与之相比,每个殖民地居民只承担6便士,正是英国政府打算将部分税负转嫁到北美殖民地,由此引发了争执。我补充道,尽管如此,我们(这些茶党)和美国人不同:我们喝我们的茶,而不是将它们倾泻到英国海峡。

 

我回忆这段历史不是为了贬低美国爱国领袖们的成就。确实,英国政府在作战时只是半心半意。许多官员拒绝下令,执行命令的人也不过是出于职守而非热情。同样真实的是,考虑到当时还要和波旁王朝作战,英国政府镇压自己宗亲的意愿并不强烈。尽管如此,战争毕竟是战争,殖民地领袖们的意志还是带有些英雄色彩,毕竟他们的对手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大国。 

 

我描述这个故事,只是为了强调一点,而这一点被大西洋两岸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所忽视。在正式决裂的前、后,英国和美国享有共同的政治文化。他们都将自己的政治血缘追溯至光荣革命及至1215年签署的《大宪章》。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美国人可能比英国人更看重这份文献。《大宪章》的签署地,在我的选区兰尼米德(Runnymede),1957年美国律师协会在此树碑纪念之前,这里一向不为人留意。


注:《大宪章》纪念碑

 

毫不奇怪,这对敌人不久便恢复了亲善关系。当时,英国正式承认了美国的独立,约翰·亚当斯成为美国首任驻英大使。他向乔治三世递交国书时所做的演讲,是如此大气、感人,值得全文援引:

 

“阁下,美利坚合众国委任我为驻英全权公使,并指示我向陛下递交国书,其中有委任证明。遵照我国政府的命令,我有幸向陛下担保他们一致的意向和请求,希望贵国臣民能够和我国公民进行友善、自由的往来,并且他们向陛下及王室成员的健康、幸福表达了最美好的祝愿。美利坚合众国向贵国委派大使,必将开启英、美两国历史的新纪元。我认为本人有幸以外交官的身份,首次立于陛下的宫廷,委实比我的同胞更幸运;而且,如果我能使我国蒙受陛下的仁慈厚爱,能有助于如今隔海相望、生活在不同政府下的人民恢复信任和好感,或者再乐观一点,重拾那些古老的美德与善念,那么这必将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无论如何,我们两国人说着同样的语言,信奉同一个上帝,有着相同的血缘。我恳求陛下,让我再补充一句,尽管之前我也得到过政府的委任,但我的人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愉快过。”

 

国王本人显然被打动了,并且慨然应允(在近来的冲突中,这份慷慨早已难觅踪迹):

 

“先生,我希望你能相信,并且希望美国能够理解,在过去的冲突中,我无所作为,但出于对人民的责任,我本应责无旁贷地做些补救工作。很坦率地说,对两国的分离,我是最后一个同意的;但是分离一旦成为无可避免的现实,我以前说过,今天再说一遍,我会成为第一个接受美国友谊并将其视为独立国家的人。此时此刻,我注意到贵国的情感、立场以及对我国的偏爱,此时此刻,我想说,让语言、宗教和血缘的因素发挥出它们自然的、完全的作用。”

 

就这样,两国的关系掀开了新篇章。不过,这种友善关系并不是立刻实现的。英国的托利党人花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才从情感上接受他们早已在法律上接受的现实:即美国已经是完全独立的国家。在甘心丧失管辖权前,英国人打了一场战争,尽管是无效的和荒谬的。不过一旦接受了这一现实,便开启了持续至今的盎格鲁—美利坚统治权(Anglo-American imperium)。整个19世纪,门罗主义之所以成为可能并且被执行,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是拜英国皇家海军所赐。在20世纪,英国和美国并肩作战,首先对抗普鲁士独裁统治,其次是纳粹主义,最后是苏联。

 

这一系列战斗及其胜利,并不单纯是基于“语言、宗教以及血缘。”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基于共同的政治遗产,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认同。

 

就像其他英国的欧洲议会议员,我有时也会被欧陆的同事们奚落,我们在外交政策上与美国看齐的意愿,他们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the Anglo-Saxons)。他们嘲笑道,英国投靠美国了。难道我们不该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吗?

 

我试着解释,由于我们有着共同的文化,所以面对相同问题时,我们的反应也相似。我告诉他们,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一系列事情上相似。我们会交流彼此的看法。我们尊崇我们的法律和议院。我们瞧不起不义行为。我们讨厌无赖。我们不轻易动怒,但是一旦发作,绝对让人振恐。

 

就像吉卜林(Kipling)在诗中所言:

 

“撒克逊人不像我们诺曼人。他的举止不算优雅。

但是一旦谈到正义和权利,他会变得相当较真。

当他如公牛站立于犁沟之上,一双愠怒的眼睛盯着你,

并嘟囔着,‘这不公平’,我的孩子啊,赶紧离他远远的。”


注:吉卜林的详情可参考 吉卜林的不朽忠告|劳伦斯·里德


让我们回到卡根(Kagan)的隐喻,如果说美国人来自火星,那么,英语民族也有着自己的火星轨道,而不像来自金星的欧洲。看一看那些第一时间调兵遣将与美国并肩作战的国家,你会一再地发现它们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美国并不必然在欧洲化和孤立之间做选择。还有其它的选项:盎格鲁文化圈(Anglosphere)。不像欧洲人通过法规和官僚政治的方式追求和谐,我们应该偏重于自由民族间有机的、完全自愿的联合。不是国家的一体化,而是让我们致力于公民个体间的合作,商业,以及其它活动。不是政府间的统一,而是让我们追求价值观的统一。

 

直到晚近,国家仍然被其地理位置界定。战后,区域性集团的出现似乎合情合理。美国将自身与所在的半球联系起来,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它就在这么做。而英国加入了欧洲关税同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在南太平洋肩负起责任。

 

然而,技术变革使地理的邻近变得无关紧要。互联网消除了距离。按钮一触,资本便在全世界流动。将商品销往其它大陆变得和销往邻县一样容易,有时候甚至更容易。我所在的选区,其商业活动比起与欧盟的交往来,与英语文化圈的公司反而更好打交道,这些公司间有着共同的语言、法律系统、商业惯例和会计准则体系。

 

美国不必为了证明自己的国际信用,签约加入超国家组织。也不必为了国家间礼让,牺牲掉自己的主权或民主。相反,它应该树立榜样鼓舞其它国家,坚守自己的宪法准则,并且为接受这些原则的国家一伸援助之手。

 

让我再次回到托马斯·杰斐逊,当我写这些字时,他的半身像正耸立在我的书桌上。杰斐逊预测,旧世界将会有大批人涌入新世界,当然少数人可能会重返故土。显然,他的预测以波澜壮观的形式实现了。但是,把杰斐逊自信的基础弄清楚大有必要。他并不以为美国的土壤、河水或基因库有多么神奇。(的确,他曾稍嫌跑题地告诉法国友人,“我们的天空一向澄澈,而欧洲则总是阴云蔽日,”这种说法要么是出于旺盛的爱国心,要么是出自18世纪迥异的气候)毋宁说,他相信美国的天赋在于它的政府体制,其他按照共和原则安排公共事务的国家,也能像美国一样幸福、繁荣。

的确如此。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希望你们能坚守这些理念。这些理念使你们富裕、自由,不仅惠及你们自身同时惠及他国。请你们允许我作为英国政治家,有一份额外的自豪感,当我说你们的理念来自我们时,我是指英国自由的最高概念已经交付到费城古老法庭的文献中。

 

我对本国目前的状况不满。美国的爱国领袖对汉诺威王室暴政的恐惧,事后来看,恐怕夸大其实了。联合王国并没有成为绝对主义国家。权力从国王转移到下院。实际上,发生在美国的许多政治发展,也同样出现在英国,显然,两国的起点相似。

 

真正的分歧产生于晚近。而这源于英国的权力正逐渐地从议院转移至半官方机构,从地方议会转移到中央官僚机构,最具毁灭性的则是从西敏寺转移到欧盟。(注:本书出版于2011年,当时英国尚未脱欧)最重要的是,正是欧洲一体化,将权力集中到白厅和布鲁塞尔官员之手。欧盟的每一条新指令,新规章,正像金星的万有引力拖着英国远离火星轨道。

 

结果,二百多年前美国人对乔治三世的不满,正是今日英国人的写照。巨额资金未经议院授权,即被政府征收,用于救市或国有化。法规正在以所谓“现行命令”(这种策略允许大臣不经议会同意而制造法律,通常是为了执行欧盟标准)的方式逐年增加。选举的意义消退,参加选举的选民逐年减少。市政委员会放弃自己的特权,向中央政治组织屈服。首相以君主特权——这意味着不需要议会的同意——的名义缔结外交条约。对日益增加的国家公职人员——半官方组织——的任命,也是采用这种方式。

 

如果英国人民今天使用《独立宣言》中掷地有声的话反抗自己的统治者,他们同“某些人勾结起来把我们置于一种不适合我们的体制且不为我们的法律所承认的管辖之下”,那将会十分合宜。 

自从我投身政治生涯,我便竭力将杰斐逊式民主应用到英国政治中,并试图重新恢复英国自由,现在这些自由在美国比它的本土更繁盛。从那时起,我就打算把我们的革命遣送回国。所以,你可以想象我的感受,尤其是当我看到美国正在重蹈英国已经犯下的错误:扩张政府,管制私人商业,司法集权化,打破纳税和代议制之间的关联,放弃自己的主权。(注:本书写于2011年) 

美国不仅是一个理念,也是一个国家。正如约翰·温斯罗普在1630年前往第一处定居点时,向同船者所说的那样:

 

“我们会发现以色列的神正和我们同在,我们中的十个人可以抵挡住一千个敌人;人们会对后续的种植园感慨‘愿上帝使它像新英格兰一样’,那时上帝会给我们应得的称赞和荣耀。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将是一座山巅之城。世人的眼睛在看着我们。”


世人的眼睛都在看着你们。如果他们看到你们正在与过去决裂,放弃那些引领你们走向伟大的东西,变成另一个国家,他们也会痛失一些东西。

 

最后,让我用一句衷心的祈求来结尾,它发自一个英国爱国者的肺腑之心,对象是那些依然相信美国的美国人。你们要尊敬国父们的天才。要尊重这部人类智力所能设计出来的最崇高的宪法。要深信设计宪法的目的是使你们独立。要保护好贵国有幸拥有的自由,这份出于好运和上帝恩典的自由。


附:《通往奴役的新道路》(The New Road To Serfdom),电子书下载链接见“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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