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克利｜《法国革命论》的诞生
按：冯克利，山大政治学教授、著名翻译家。全文原标题为“埃德蒙·柏克和他的《法国革命论》”，曾首发于罗辑思维出品的“得到App”，承蒙“得到”慨允，现转发于公众号。全文共分五节：一、柏克其人；二、《法国革命论》的诞生；三、光荣革命和法国革命；四、变革的技艺；五、柏克的意义。公众号分五次发布，此为第二部分。第一部分见：冯克利｜柏克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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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国革命论》的诞生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柏克对法国革命的第一反应，是1789年8初他写给查尔蒙特勋爵的一封信。彼时的法国是大英帝国的头号宿敌，这让很多英国人乐见那里的政局陷入混乱。但柏克最初的反应比较复杂，他感到对“这个敌对国家”貌似争取自由的斗争“不知是该谴责还是叫好”。在他看来，巴黎人固然精神可嘉，但其凶残也着实惊人。如果他们只是一时泄愤也就罢了，但柏克担心这是“天性”使然。他们的表现“并不适合自由”。要建立稳固的宪政，“仅有自由精神是不够的，还需要智慧”，法国人是否具备，仍然有待观察。柏克已经意识到法国正在展开的事件“极为怪诞，值得深思”，但他当时是否动了写书的念头，我们不得而知。
两个多月后，巴黎的年轻贵族杜邦致信柏克，向他请教对法国事态的看法。1785年杜邦随父亲一起游历英国时，曾受到柏克一家人的款待。柏克在十月底提笔给他写了回信，后来《法国革命论》出版时，便是以致杜邦信的面貌出现的。不过柏克最初的信只有五千单词，作为一封信篇幅已经不小，但离成书还相去甚远。柏克作为长辈，只是想打消杜邦对法国革命不切实际的热情，信中丝毫未提它可能给英国造成的影响。真正让柏克产生警觉的信号，是来自英国国内。
就在柏克给杜邦写信的同一个月，非国教牧师普赖斯（CharlesPrice）在伦敦革命学社纪念光荣革命101周年的集会上，发表了题为“论爱我们的祖国”的布道。柏克知道普赖斯是个政治上的书呆子，但这个书呆子并非等闲之辈，他在伦理学、经济学和数学方面都造诣颇高，主持的教堂经常信众盈门。十几年前，普赖斯曾像柏克一样大力支持美洲的反抗，为此写下的小册子《论公民自由》几天之内就卖出了六万册。美国国父富兰克林、杰弗逊、亚当斯和“人权斗士”托马斯·潘恩都曾是他的座上客。
普赖斯在布道中呼吁公众抛弃偏见，拥抱法国革命者的“普遍仁爱”精神，并建议革命学社致信法国国民议会支持革命，与雅各宾俱乐部携手推进“启蒙观念”的传播。在普赖斯看来，法国革命者的自由理想属于全人类，基督徒的爱国主义也应当无远弗界，以普天下人类的解放为指归。对于熟知欧洲思想状况的柏克来说，这些观点并不新鲜。但普赖斯认为法国人的自由事业是英国自由的继续，把法国革命与英国光荣革命相提并论，将其视为实现千禧年过程中更宏大的一环，这就触动了柏克敏感的神经。在他看来，英国的光荣革命只是为了恢复“我们古老的法律与自由”，这在历史上都有据可查，与抽象的自由观完全无关。
因为担心给杜邦带来麻烦，柏克在十月份写的信并未寄出。读过普赖斯的布道词后，他随即在这封信的基础上开始撰写《法国革命论》。其间刺激柏克奋笔疾书的另一个因素，是柏克的老友托马斯·潘恩。1790年1月他从巴黎致信柏克，想当然地以为柏克也会像他一样为巴黎民众的壮举而欢呼，希望革命的火焰很快燃遍整个欧洲。这使柏克感到更有必要对法国事件的意义做出全面的回应。
在柏克那个时代，欧洲大陆的现代化进程并非以追求自由为特点，而是专制君主的日趋集权化。所以自1766年以来，柏克在议会里一直致力于抑制乔治国王的君权扩张倾向，过去他对美洲殖民地的支持，其实也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但是，1789年夏天巴黎发生的事情使他看到了新的危险。法国人提出的问题，已不是如何约束君权，而是民权单方面的野蛮膨胀，而在柏克看来，“绝对的民主制就像绝对的君主制一样，都不能算是政府的合法形式”。
柏克于当年秋天完成了《法国革命论》的写作稿，最初的体例未变。十一月上市的著作，仍然是以书信体的形式出现，只是最初的五千单词变成了近十万单词，换算成汉字大约是二十万字的样子。就我目力所及，这可能天下最长的一封信了。
柏克对书信体的写作并不陌生，他过去就写过这种体裁的小册子，如美洲危机期间著名的《致布里斯托郡长书》，其中关于议员应如何代表民意才算称职的言论，强调了议员代表选民但不可一味迎合选民的独立意识，至今仍然脍炙人口。《法国革命论》既然采用了书信体，自然不会分出章节，这大概是它让人觉得不好读的原因之一，读者往往找不到论说的头绪。但这种体裁也有其优点，作者可以避免论证，无须拘泥于表述的严谨和连贯，各种感情化的修辞手段都可以派上用场，任意挥洒感想，直抒胸臆。言及珍爱的东西，他可以做最深情的表白，说到痛恨处甚至不惮谩骂。这些风格特点，我们在《法国革命论》中都能一一看到。
其实，西方过去的学问家，从柏拉图以降，并不拘泥于今天所谓的“学术规范”，在体裁的运用上要自由得多。像对话体和书信体，独白式的沉思录或忏悔录，都是很常见的学术文体。今天做学问的人，一下笔不是论文就是专著，这或许是为了避免给人留下“主观”的印象。因为主观性如今已被视为科学研究的大忌，所以这些文体如今也在学术界几乎绝迹了。我觉得这是件很遗憾的事情。科学研究，尤其是人文科学，所谓“主观取向”是免不了的，单靠写作形式并不能消除，反而可能只是对主观性的巧妙包装。无学问功底的支持，主观性可能流于臆断，但若有足够的学养，也可能意味着真知卓见。在这一点上，文体大师柏克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范例。
指定给我们阅读的这个译本，是清华大学的何兆武老先生和他的弟子彭刚先生翻译的《法国革命论》。他们两人一为我十分敬重的老前辈，一为我的好友。但我反复考虑之后，还是以为不如把书名径译为《思考法国革命》。柏克从未写过政治学理论著作，这显然不是因为他才具不逮。读柏克的人都会留下一个印象，他很少“论述”什么主题，大多数时候是在谈什么事情。我甚至推测，柏克不会接受“保守主义”这个十九世纪初才出现的概念，如果他知道后人把他尊为“保守主义理论的开创者”甚至“政治哲学家”，他对这样的名头可能会非常不屑。
柏克是学养甚高之人，他在讨论问题时当然会调动广泛的思想资源，借助于其中的很多概念，举凡神学、自然法、英国法、欧洲史和经济学的知识，他都可以信手拈来，运用娴熟。但他的言论多是针对眼前的议会政治有感而发，很少从理论角度讨论那些概念本身。从运用这些知识的方式中也看不出他有明确的理论师传。《法国革命论》同样清晰地反映他这种思想风格。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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