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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克利|变革的技艺

2018-03-17 冯克利 保守主义评论 保守主义评论


按:冯克利,山大政治学教授、著名翻译家。全文原标题为“埃德蒙·柏克和他的《法国革命论》”,首发于罗辑思维出品的“得到App”(名家大课栏),承蒙“得到”慨允,现转发于公众号。全文共分五节,分五次发布,此为第四部分。

第一部分见:冯克利|柏克其人

第二部分见:冯克利|《法国革命论》的诞生

第三部分见:冯克利|光荣革命与法国革命

 

………………………………

 

四、变革的技艺

 

无须讳言,面对法国革命党的激进行为,柏克为国家和教会的辩护有时未免用力过猛。为突显法国人破坏行为的恶劣,他把国家说成来自“造物主的意志”,教会应“庄严地永远献身于国家”;要“以适度的华贵和真诚的形式,以温和的庄严和肃穆的场面”来装点政府,为此花费的公共财富“是被圣洁化了的”,它可以给公众带来慰藉,“培育公众的希望,最穷苦的人也能从中发现自己的重要性和尊严”。故也难怪,潘恩把柏克这些言论斥为“肉麻的撒野”(pathless wilderness of rhapsodies)。

 

不过,只揪住柏克这些言论不放,有可能丢掉更可贵的东西。柏克如果仅仅是在维护旧制度,他很可能早就被今天的人忘记了。

 

理解柏克的思想,有一点需要始终记在心上。柏克虽然不是启蒙时代的进步主义信徒,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欣赏科学和商业的进步。相反,柏克把它们视为文明最可贵的成果。与启蒙哲学家不同的是,他从古老的风俗和宗教中看到的不是不平等和愚昧,而是社会进步的源头。工商业的成长固然是分工的结果,但在柏克看来,导致分工的社会环境却是分工本身不能提供的,“商业、贸易和制造业是古老风俗的产物。”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仔细读一下《法国革命论》,很容易得出一个判断:从他为旧制度的辩护中,丝毫看不出有旧制度不可改变的意思。《法国革命论》并非满篇痛批法国人,柏克也讲了许多如何革除政治和社会弊病的话。他最关注的不是能不能变革,而是如何变革。柏克有一句治国名言:“国家没有某种改变的办法,也就没有保全它自身的办法。”此话适足使保守主义——如果以柏克作为其源头的话——与原教旨式的传统主义划清界线。柏克确实悉心呵护传统,但他总是提着变革的工具箱。

 

在柏克心目中,政治家无论有何改革计划,放在第一位的应是“永恒的社会”,或者用我们中国人的说法,是“社稷”。他坚信这是一个有内生适应能力的结构,它所形成的习俗就是自然法的一部分。国家无论多么重要,它存在的必要性是要由社会来证成的。所以政治家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它对社会的尊重上。用柏克的话说,政治家“首先应当扪心自问的问题是:你是怎样并在什么情况下发现社会并据以采取行动的。”在这个社会里,各种既有的行为方式“广泛而深入地扎根于社会,衍生出许多比习俗更有价值的事物”,它们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人们很难摧毁其一而不明显损害其二。”我们从中已可隐约看到后来哈耶克提出的“自生自发秩序”概念的雏形。



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结构,柏克给合格的政治家提出了一些标准。他不应“把公民之间的利益对立起来,而是把这些人的利益根据平等公正的原则统一起来”。“真正的政治家”要思考如何“最好地利用他的国家的现实物质状况”,兼具“保护现存事物的意愿和改进它的能力”。他要“有敏感的心”,“热爱和尊重他的同类而戒惧他自己”。在涉及除旧布新的任务时,需要“富于朝气的心灵、坚定不移的注意力”,对“各种进步的比较与组合的能力以及在灵活性方面富有成效的理解力”。他没有自己的目标,他的职责是“为社会目标”而工作,其最佳成果是让公民做到“心灵同心灵协同合作”,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取得广泛的社会共识。政治家也许凭直觉就能把握最终目标,但在行动上应慎断熟虑。对于在实践中合理有效的东西,应当接受它与原则不符带来的种种不便,“不可以仅仅因为取得理论上更完美的状态而改变它,”这个准则应该“永远为诚实的改革家牢记在心。”力倡改革的人,甚至主张革命的人,也有必要明白社会中有哪些值得保留也必须保留,而且一定要有明确的说明,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对人的困苦抱以同情没什么不好,但以狭隘的头脑理解它却是危险的。评价人类的幸福或苦难,应当根据他们的感觉和情感,而不是他们的权利理论。英国人享有的权利是由“宪法”决定的,而这个宪法体制的完善属于“极为精细而复杂的技巧”。

 

柏克相信,任何政治伟人所成就的改革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被那些理解力要比领导他们事业的人低得多的人们的观察加以修正”。常有人讥讽柏克对“古老宪法”的推崇是要把今人束缚于一张发霉的羊皮纸上,显然是没有注意到,柏克虽是好古之人,但他并非泥古不化,他将那张羊皮纸视为一种能生长的结构。如果《大宪章》可以被视为一份“原初契约”的话,其价值也不完全是由它本身决定的,在它的基础上形成的“德行的习惯”甚至比原初的契约更重要。只有长期的因袭“能够赋予某一既定社会秩序以神圣性”。对于柏克来说,理想的改革是“一个缓慢而维持得良好的过程,每一步骤的效果都被人注意到;第一步的成败照亮第二步,这样我们就在整个的系列中安全地被引导着。”柏克这种思想,后来常以“零打碎敲的改革方式”(piecemeal approaches)为人们所知。

 

这里我们遇到了柏克思想的又一个特点。至少从制度成长的角度看,柏克并非如人们所说的“功利主义者”。他坚决反对把国家视为一项“为了诸如胡椒或咖啡、布匹或烟草的生意而缔结的合伙协定”。在他看来,政治共同体是“一切科学的合伙关系,一切艺术的合伙关系,一切道德的和一切完美性的合伙关系,”这种关系的目标“甚至许多代人都无法达成”。对于这样一个人,与功利主义者相反,当代人看不见的东西——既往的经验,未来改进的可能——更为珍贵,也更为重要。所以他反对“巴黎流行的意见”,那里的人急于用冷酷的理性去改造世界,只是摧毁了爱、信仰、敬慕和偏见,却没有能力用理性取而代之。理性只有穿上习俗的外衣才会举止得体,而习俗的形成绝非一日功。

 

基于这样的改革观,柏克明确表示自己“不是卢梭的信徒,也不是伏尔泰的门生”,他不会允许无神论者充当“我们的传道师”,让疯子成为“我们的立法者”。柏克不相信今人在道德和政治原理上能发明什么:“许多关于政府的伟大原则,许多关于自由的思想,在我们出生之前很久就已经为人所理解了”。法国人试图把人们的头脑挖空,塞进去的只能是一些“关于人权的肮脏废纸,就像博物馆里填充了谷壳和破布的鸟类标本一样。”他又把法国革命形容为“地狱的蒸馏器”,蒸出的酒精只会导致迷醉狂乱。那里从事的伟业不过是在摧毁和推翻,这种事“最浅薄的理智、最粗笨的双手”也足以胜任。指出旧制度的缺点和错误并不需要才能,“有绝对权力,只消一句话就可以整个扫除这些弊病和制度。”但他们用半小时就能毁掉的东西,审慎、深思熟虑和远见可能一百年也建不起来。

 

其实,柏克写作《法国革命论》的大半年时间里,巴黎的局势还是相对平静的,但他从那里传出的喧嚣声中,似乎已经嗅出了一年半以后断头台的血腥味。经历过20世纪的人,对这种味道更不会感到陌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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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见:冯克利|柏克其人

第二节见:冯克利|《法国革命论》的诞生

第三节见:冯克利|光荣革命与法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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