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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经济家:中美经贸谈判为什么这么难?——以美日谈判为例

2018-03-28 学经济家 保守主义评论


按:作者“学经济家”,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本文已取得作者授权。

 

“1985年日本顺差占到GNP3.7%1986年升到4.4%.....19864月,日本发布了《前川报告》",基调是:日本经常项目收支顺差是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混乱的主要因素经济结构改革势在必行必须调整到GNP2%左右

 

提出了许多建议,例如完善社会资本、扩大消费、相应调整税收、开放门户等......几乎是集今日(小泉时代)所说结构改革所有菜单之大成小泉声称自己是涉及结构改革的第一人,事实恰恰相反,几乎历代内阁都涉足过结构改革,只是效果有限罢了

 

“(1993年8月)细川内阁一成立,便开始实行结构改革,首先是筹建以放宽管制为核心的经济改革研究会”, “清点细分的结果,日本的管制政策总数约11000项左右”。“《平岩报告》简要鲜明的提出,原则上废除全部经济管制政策。一时间招致相关各省厅的激烈反对。”

 

报告出炉不久,细川内阁就下台了。”“感到非常突然。下台的实际原因在于社会保障负担和消费税的问题,政府部门提出的相关方针事先并没有和细川做充分的沟通。

 

村山内阁时,我亲自主持制定了立足结构改革的经济社会计划,并通过了内阁决议,遗憾的是,这些政策至今无一落到实处

 

日本的政府机构,特别是经济政策领域,原本应该是就政策的有效性和政策本身进行争论的,后来却演变成为相互争夺法定权限和财政预算权限,以及操纵这些权力资源的人事权限。

 

以上摘自《日本经济政策亲历者实录》,作者是日本经济企划厅的前高官宫崎勇。

 

宫崎勇的评论提供了一个新角度: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多数内阁其实改革意愿强烈,可是内阁的改革目标与具体部委的目标和利益相冲突,部委拖一拖或者挖几个坑,还很容易让内阁下台走人。

 

如果这条脉络能够证实,那日美经贸谈判的长期难产也就不难理解:部委不高兴、不配合的,谈判代表就没法承诺(对方觉得你自私顽固);强行承诺了签约了,回来也难以有效执行(对方觉得你言而无信);问题始终解决不了,系统就只能长期带病运行,等它自然消失或者出现另外的解决方案。

 

日本的官制,是日本特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日本官制的最大的特点是,流水的内阁和部长,铁打的官僚。各部委(日本称为省厅)的高级公务员们基本是一考定终身,除非触犯法律几乎不可能解职。考试门槛非常高,多数考进的聪明家伙的绩效差距也不大,接近于完全按照资历排位升迁,升到最后是事务次官,为避免内斗,也避免内阁部长干预提拔,惯例由几位资深官僚内部推举,通常每人一年轮流担任,到者有份。设想一个大公司,总经理(首相)大致能决定各部门总监的人选,但各部门总监几乎一个手下也开不掉、换不了,那政策能否执行、执行效果,很大程度上要看中层团伙的心情。

 

这套日本特色官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之前日本是各个封建主自有领地、家臣、武士,没有现代政府、军队、财政、官僚系统,要从零开始抄袭拼凑一个现代政府架构,当时的共识是除了考试和年资以外,不给旧势力派系留下任何干预的口实。当这个体系开始复制并牢牢占据了社会生态位之后,就牢不可破了。

 

战前日本莫名从君主立宪倒向军国主义,祸害全球,官制就是驱动要件之一。俞天任的《战犯参谋》对此有非常细致周到的梳理。比如,关东军几个军官私下炸死了张作霖,首相向天皇保证调查并送上军事法庭,可是到了向军部要人时,陆军说绝无此事。田中只能辞职,没几天气死了。到了九一八后,首相犬养毅不承认满洲国还想查办主事者,那索性刺杀了事。再往后,七七淞沪、乃至避免太平洋战争的日美谅解案,内阁都只能顺从或者硬忍,忍不下去就走人。

 

战后美国占领军对官制动了第一次大手术。阉割陆海军乖乖的听内阁吩咐,地方知事(等同于省长)也不再由官僚选拔任命。不过经济产业交通规划民生等大权还掌握在官僚手里,按照明治维新以来的惯例,每周各部委的事务次官们开碰头会,把事情定下来,第二天的内阁会议再通过。不通过?你部长和内阁们换个地方吧,不能怀疑我们的智商、忠诚,更不能影响我们一辈子啊。

 

官僚主导了几十年后,成长起来的企业、协会、智库们大多都控制调教好了,国民和媒体也习以为常,偶尔不满也吵不了三天就熄火。问题是到了1970年代,日本经济管制的扭曲开始影响世界秩序,外压(日语里有个专用名词GAIATSU),尤其是外部的带头大哥美国的不满,成为一个持久的压力。

 

这时的外压不像战前,毕竟安全要仰仗美国驻军,经济也仰仗对美出口,走向翻脸对抗的可能性完全不存在,所以只好拖延、硬忍。有些首相和内阁团队不那么乖顺,会玩阴的或者来硬的,就趁机啃下一点点,比如增设副大臣、政务官来分解权力,大部制改革合并裁撤,历经了十几次大大小小的手术,尤其是2009年取消了有120多年传统的事务次官会议,由首相部长们的内阁会议负责决策,官僚们负责执行和反馈,这以后日本的官制才勉强正常。

 

在长达几十年的日美谈判中,部委官僚们施压谈判代表少做承诺,或者面上承诺,私下用土地审批、细节规定、行业协会等继续阻挠,最后再两手一摊法律规定,等我们修法吧民间行为,我们不好越权干涉啊。几十年里,美国总统和日本首相彼此努力示好,打高尔夫、看相扑,谈判代表们一轮轮抠着字眼、宣布取得成果和共识,彼此辛苦的打好自己那份工,然后,大多数时是照旧。

 

对于这个病根,美方决策圈也一直没摸清门道找到良药,因为美方有他特色的短板。

 

美方外交团队的短板

 

为叙述方便也从官制角度开始。美国联邦政府的官制是另一种异类,议员、州长等官位只来自于选举,法院、联储等机构也接近完全中立,总统只能从圈子里挑个相对顺眼的,加上议会、司法、预算等严格制约,剩下有限不多部门的人事权、决策权,就索性给足给透。这个传统由来已久,比如林肯上台时能把1600多名联邦官员换掉了1400多个。

 

美式官制有几个好处:一是每届总统的团队内部,不会长期内耗和僵持,哪位高官形成阻碍就直接换掉;二是众多商界、法律界、学术界的一流精英轮流进入政府,往往能够引领变革、突破困境;三是换届时高官们通常毫不留恋的走人,继任者废弃政策时没有师徒情分的顾虑,甚至以此为乐以此为政绩,这使得官僚机构对社会生态的扭曲塑造非常轻微。

 

这套官制是美国持续领先的重要组件之一,只是很少得到重视和借鉴,追赶者大多停留在抄抄宪法和政制的层次。好像照抄卓越公司的章程和架构,而不考虑管理层执行层的选拔和约束机制,也能成长为一流公司似的。

 

负面作用当然也有,而且主要表现在外交领域,尤其美国先天条件雄厚,外交搞砸了又怎样,也伤不了我们皮毛。按照学者米德的说法,美国的外交传统可以粗分为四种流派,分别更偏重商业拓展、民主制度、安全富强、世界道义。总统会倾向于其中一两个流派,另外的就在议会和媒体上吵闹施压,除非碰到把这四派全都得罪的挑战者,多数时候具体外交策略是不那么稳固清晰的。

 

具体外交策略的不稳定确实伤不了美国的皮毛,对其他人却往往致命。比如听由德国一战前挑战英国,关税法案让多国陷入经济危机和政权更迭;二战时的外交也严重受苏联影响:雅尔塔体系丢掉东亚东欧、布雷顿森林体系把美元与黄金挂钩、组建联合国等等架构,掺杂了太多苏联的意图(维诺纳计划);之后在东南亚、非洲、中东等地,经常因为总统和国务卿的了解有限、仓促决策,搞得美国灰头土脸,盟友们一片哀嚎。

 

回到日美经贸谈判这条线上来。美方每几年一换的代表们,很多是领了任务和指标,还没搞清楚病症和病因,就又换了人,取得突破往往是巧合,纠扯不清、鸡同鸭讲、表面上缓解而把病根拖下去,这才是常态。

 

至此,谈判双方是什么人,总算大概有个框框了,轮到双方到底争执为何事。然而这个也不容易厘清,因为中间经历过一次大的游戏规则切换,原有的攻略不适合继续用,各方都自己摸索新版的攻略,很容易产生摩擦。

 

新旧游戏规则的剧烈切换

 

总统里根、财长里甘和联储主席沃尔克的四年期间,完成了黄金的彻底脱钩,这相当于改写了底层代码,此前很接近你争我抢的零和游戏,而此后更接近联手做大的增量游戏。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分工、经济周期和发展理论,等等,也随之调整。很多旧的攻略指南也纷纷不好用了,甚至越是努力,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就越大,给体系带来的风险就越多。

 

美元挂钩黄金时期可以算是游戏2.0版本,很接近零和游戏,没可能长期持续。美国要顾忌库存黄金能否维系承诺,不得不缩手缩脚近30年,援助给了英国、希腊、土耳其和以色列后就不够给蒋介石,越战需要每年抠着预算打,苏联在拉美、非洲到处煽风点火也只能干瞪眼,给反对派扶持几百万美元就算尽力了说美元绑定黄金是霸权和剥削,还不如说是苏联下套戴上了锁链更接近实情。直到里根搞起全球资本自由流动,才挣脱这个枷锁,国债总额从七八千亿美元飙升到约三万亿美元,有底气和苏联全面硬怼,苏联就怎么都支撑不下去了。

 

对于美国以外的各国,2.0时代也是悲剧。由于国际流通货币和资本严重不足,各国也承担不起万一紧缩连串儿贸易崩溃的风险,纷纷选择关税保护、自主替代等低效策略。日本虽然搭到了美国开放的便车,资本的大头也是依靠自己积累的。60年代初曾为了1亿美元公债那点利息的免税指标,花了1年多谈判恳求,谁能想到一两代人之后,中国每天甚至每半天接受的FDI都不止这个数,根本不需要谁批准额度

 

学界、思想界的理论和分析范式,也能找到金本位影响的影子,间接影响历史的进程。黄金不足必定引发货币和信贷的定期坍缩,大量资本、生产力和消费力同时毁灭,马克思推断财富会绝对集中、穷人将一无所有;凯恩斯主张提升政府开支比例以缓解信贷和经济大起大落,一段时间内被当作救星;国际之间极难协调,新富的国家必须增持黄金,已富的国家无法忍受黄金流出不得不贬值再挣回来,无限期的协调忍让不符合政客和选民的天性,早晚会走向贸易战、汇率战和热战,所以那时列宁判断帝国主义之间必然爆发战争也是对的…..

 

直到里根-里甘-沃尔克时期,才把这个游荡几百年的幽灵赶回瓶子里,新的操作系统开始运行,世界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

 

里根主导减税增债、放松管制、私有化等措施后,官僚的干预权力几乎砍没了,国内和全球投资者在产业、股票、期货、外汇、基金、创新、VC、房产、农地、林地、油田等能够想到的所有资产和组合方式上自由尝试,也同时带来效率、税收、就业、知识技能和居民收入的最优实现。期间大量外部资本也涌入美国,引发美元快速升值,升值使进口产品价格下跌,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反常现象

 

对于资本流出国,政府也不需要像以前惯例去调低汇率、提升利率、紧缩信贷等措施来留住资本(黄金),让整个社会都承受痛苦;什么都不干预反而更好,短期资本流向美国会导致美国需求强劲和自己币值下跌,结果是出口和就业快速增长,当然资产价格会有些下跌。有些部门失血有些部门回血,几个波动之后身体更健康了。以前是必须要堵否则会失血到休克,现在是最好别堵否则一定会长出肿瘤。

 

对照更老版本的操作系统的话,会发现提升更是显著。把部落联盟和皇权王室暴力竞争那几千年当作1.0时代,自家资本是任意抽税的对象,别国资本当然烧光毁光为好。光荣革命之后算2.0时代,英国政府弯下腰来开始和境内外资本达成稳定的契约合伙关系,百余年时间就把1.0时代的恐龙捕杀完毕。3.0时代美国政府带头跪下后,资本没有祖国,对各个政府挑三拣四,谁对资本更友好,就去耕种一番;谁继续颐指气使甚至动粗没收、翻脸不认的,比如八十年代的南美,90年代的东南亚,以及这十几年的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等,境内外资本就飞速消失逃离,留下满地废墟。

 

3.0时代资本没有了国别之分,在投资收益率的压力下,往往比别国政府还关心发展,关心能不能给穷人提供更多工作机会和工薪收入,消费能力是否能提升,交通电信的硬件网络,民法商法和银行金融的信用网络,能否下沉覆盖到尽可能多的人、尽可能多的土地和房产新卷入的穷人买的起更多的家电、电脑、汽车和游戏,如果还能开始申请汽车或者住房贷款就更好了,这些会给旧资本带来更高回报,同时也是新增资本的源泉和基石。

 

这与之前的大国战略外交理论完全相悖:霸主国家怎么可能真诚的期待外部国家秩序稳定、经济增长和人民富裕呢?可是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农业时代的争夺土地,和工业时代争夺廉价原料,这点价值,3.0时代的领跑者们真的看不上眼了。外部世界走向动荡和穷困,才是他们最担心的:这样下去科技医药航空金融软件芯片等卖给谁?薪水和分红还能撑多久?我孩子将来是收入更高,还是去种土豆小麦,甚至背枪上战场?不,绝不。

 

资本的扩张渴求,和美国政界的商业拓展派、世界道义派的主流一拍即合,成为全球化三十年奇迹的主要推手。当然其中会夹杂着各种浪花,对新资本仍然心怀疑惧的人群,试图搭便车表演爱心争取选民的政客,抗拒交出干预权限的官僚,以及担心在玩法下丧失优势的企业和行业,等等。

 

所以,把日美经贸谈判当成两军对垒的零和游戏,起点就错了,因为财富不再是限量的。走马灯一般轮换的双方代表们其实更像在同一战壕,共同修补BUG,安抚自己背后各种利益团体对这个系统的不满、哭闹和干预。

 

日美双方究竟做错了什么

 

大致梳理了日方、美方的团队,前后两种版本的游戏攻略,大合作小摩擦格局,总算可以开始评价双方了。先理顺框架并大致认同,才能避免基于碎片事实而推断美帝想要什么,日本该怎样才是对的,这种片面的历史经验和智慧,往往害人不浅。

 

为了中立评价双方的行为,这里完全虚构一个日美各一位投行经济学家的对谈,直接切中核心,无需耗费很多时间去梳理双方的无穷无尽的细节。

 

第一轮,85年左右,美方代表简称为A,日方代表简称为J

 

A:满世界都在讨论美国财政和贸易赤字,可惜大多数连赤字的多面性都没想过。减税引发的投资收益率升高,自然会吸引外部资金流入。这个流入,在我们眼里是冲着投资收益率来的,而在财政眼里是新增预算赤字有人填补,海关眼里是贸易出现大笔逆差出口商收的钱没有买东西回去而是留在美国,自然是逆差;联储眼里美元受欢迎,升值接近一倍;经济学家看到了无通胀的高增长的反常现象,其实是美元升值导致进口增多而且价格下跌,摁住了通胀;议员们看到的就是失业和保护主义提案的表演机会。

 

在一定的限度内,通过给企业和工薪阶层减税的方式,把国债占GDP的比例提升20个点,那会刺激企业扩大投资,新增就业和员工收入,这些新增收入(小部分还会加上汽车或者住房贷款的杠杆)又会变成另外企业的新增盈利、新增就业和收入,这种循环乘数效应有可能导致GDP总量增长40%。当然这个游戏会有一个上限。原则上通过减税把更多资本留给企业家和就业者去支配,总归是效率提升。其他国家最好尽可能筹划跟进才对,尽快减税、削减管制。

 

抛开各种表象和各流派的药方,回归一下基础逻辑。资本和贸易同时自由的话,那失业,贸易顺差逆差,资本流入流出,汇率波动,这些都是必然现象,就像人有呼吸有脉搏。美国纺织、汽车和家电行业的失业是好事,如果日本赚到的钱买了波音、惠普或任何其他公司的产品,这些公司的扩张会直接或者间接的吸收失业。即使不买产品,而是选择某些企业的股票、债券或者其他资产,那也会因投市场变化汇回,或者因个人因素而变成采购,这对彼此的消费者和产业界乃至政府税收,都是有利的。

 

但政府管制就完全不同,特别是钱被你们央行收做外储长期投放回来,就是一个双输的干预。你们的钱没有变成订单,相当于我们的企业和工人被抽水,却没有回流;订单的消失意味着投资机会的消失。而投资机会是一切增长的源头:在生产循环是就业和工薪提升的源头,在资本和货币循环也是货币创生和还贷支撑的源头。持续抽走订单直到极限时,工薪的现金流无法支撑房贷价格,股票分红和债务利息无法支撑养老金增值,或者资方和工人的不满积累到要求政治解决时,都会引发系统的不稳定。

 

所以前十几年的协调和争吵其实是走了弯路,应该只盯着资本和贸易自由,减少政府干预尤其是限定外储比例。稳定汇率的任务交给市场,要方便境内外民间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们自由对赌,看多方本来就是看空方的最好储备。日本想避免升值过快伤及出口,那就分析怎么能多进口,比如废除进口关税和管制;比如减税提升企业投资回报率、国内就业和工薪收入,优化信贷覆盖、保险覆盖和土地房产流通抵押,让更多人能够买更多国产高端品还有进口高端货。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勒紧腰带,牺牲居民的福利,牺牲企业的资本积累,去为美国输血,还惹得美国火冒三丈、循环不畅。

 

可惜,行长、财长、商务部长、外长等技术官僚,总统首相议员等政治家,总是盯着眼下的KPI和压力行事,纠结于症状而非病因,真是糟蹋宝贵的时间、金钱,破坏盟友之间的友谊和信任,还增大了体系的风险。

 

J:日本这边政府和国民的观点非常糟糕,可能是政界学界和传媒缺少一流的金融家的影响。老派稳重的国民以为美国借债度日是堕落和陨灭,担心未来世界去向哪里;年轻的民族主义者相信顺差证明了日本的优势,满心期待着未来是日本世纪。如果他们想明白,在国内增长率和投资收益率高于美国时,还出现外储和顺差,属于强制对美输血,那不知他们会不会去骂央行非国民行为(注:日奸行为)。

 

美国成为全球投资者的乐园,一流企业优选去美国投资或者上市,各国精英富豪优选移民去美国,形成了资本+人才+富豪的巨大顺差,那必然对应着二三流商品领域的巨大逆差。这种新玩法的诀窍,不知下代人能不能搞懂。

 

我感觉,从农业转换过来的第一代人,都会为现代工业和技术目眩神迷,以为搞定就赢得了终极胜利,其他应该是被压缩的牺牲的,他们理解不到,是金融和资本的循环机制,在主导着分工和贸易,主导着他们提供什么产品和卖给哪些能买的起的顾客。而理解不到,就追赶不了。

 

除了观念不接受外,更多明着暗着的阻力,来自于各省厅这些逐年熬上来的官僚共同体。比如通产省就不想开放,一是为了自己的政绩好看,二是放外资进来就不好继续干预指导,三是确保关联的圈子利益不被冲击继续围着他们转,开放了进来了很多不把他们当神的美国人,那日本企业也不把他们当神了。至于高价由国民支付,麻烦由谈判代表擦屁股这些,跟他们的奖金升迁一点关系都没有,自然毫不关心。而其他负责具体行业和要素市场的干预的部委,比如国土厅和农林水产省,就比通产省隐蔽而且致命许多倍。

 

A:你们也是奇葩,没有单独的商务部。财长行长外长商务部长的思考起点通常还是国家利益,通产省、国土厅、农林水产省这些家伙一直阻拦的话,那顺差、外储、贸易摩擦就永远不顺畅。我们那边的捣乱也很多,不过没什么持续性,过完选战那一阵风就又摇摆回来了。偶然的失控一次,倒是捅了天大的乱子。胡佛总统竞选时向愤怒绝望的破产农民承诺一定通过关税法案,不顾上千位学者反对,也不顾福特老板和摩根总裁的整夜跪求,仍然选择兑现。结果引发全球连环的经济危机,德国日本脆弱的宪政体系没能撑过去。不过我相信几代人之内,美国绝大部分力量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去避免悲剧重演,在最坏的选择时,宁可单独对一国发动战争,也好过全面切断贸易引发全球混战。

 

J:你们那次关门可真是间接要了一亿人的命,但回看过去的话,你们的破产农民早晚会造反的,金本位这个老系统的历史车轮总是要不断的碾压一些人,拼命阻拦的越久,出来碾压时的牺牲品就越多。除非一战之后各方没有恢复金本位,而是创建了类似现在的体系。

 

第二轮:1988年前后

 

J:趋势很不妙,三年来,汇率升值约一倍,但贸易顺差还是涨的很快,为了防止升值导致紧缩的财政扩张预算也在执行,加上资本流入,三个水龙头各自灌各自的水,央行不得不拿日元买下来,股市和房价已经有泡沫的迹象。央行如果放任日元无限制升值,确实能强制调整,但三年升一倍已经不慢了,也想听下你的意见。

 

A:哪有央行不得不拿日元买下来,还是不肯改弦更张。要立即放开企业和居民持有和交易外汇资产(注:实际上到1998年才完全放开)。阻碍他们持有,可不就是央行代为持有,接盘放水会让你们涝十年旱十年,一代人大起大落。交出去以后,央行就坚决坐视升值直到市场信心动摇开始掉头,前几年法郎英镑四年贬一倍也没什么。坚持不介入,升值也会迫使出口部门找进口管制部门干架。

 

二是这么多资本流入,你们却拿不出更多的杯子接,可不是要溢出来。务必要保证土地房产和股票等资产的供应增速能够灵活跟上。听说你们核心农地转移用途需要部长和省长批准,不转用途也只能转移给农民打理,禁止资本公司和市民插手,农产品贵到天价,整个经济都在给输血却又没什么产出,简直就是现代经济的面子封建农奴的里子,禁止流通还让泡沫全堆在城市里。(注:直到2009年时日本务农人口平均年龄约60岁了,很多土地抛荒,资本下乡经营农地的禁令才解除)。

 

J:国土和农地确实管制极多问题很大。你们有全世界的优秀企业跑去买地建厂,美国企业一有机会就到城郊大块的拿地建总部,可是日本土地管制极严。不仅是外资工厂进入日本受到阻碍,日本制造业以外的公司大多也只能挤在城里付高租金推高房价,富豪也没法像你们退休后下乡去搞大房子。结果导致与美国相比,日本的机会更多积聚在划定圈子里,钱也都更多的堆在划定圈子里,也有更高比例的青年又苦又累好几年才挤进小房子,生育率自然也会比你们低不少。

 

可是国土厅和农林水产省根基非常深厚,由于人均耕地太少、粮食自给率太低,管制和保护很少有人质疑,积攒的法律也很多。农民选票和农协、基层官员利益一体,组织程度堪比二战前陆军海军,内阁和议会很难搞定他们,倒是他们使个眼色,内阁和议员们就会识趣的赶紧低头闭嘴。

 

A:关于土地,我们好像有个专家组来过,建议务必停止国土硬性管控,方便房产商和居民换地流转整片开发,把规划审批权限给到基层社区,为了避免过度囤地可以统一征收一点点持有税。你觉得能调整多大?

 

J:很不乐观。即便明知泡沫将至,也很难让国土厅修改目前的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只能等到编制五全综时放松(注:五全综94年修订、98年执行)。国土厅如果承认四全综没能预计到需求猛涨,所以需要紧急调整,那别人会问难道以后就能提前预计十年吗,还是方便个人业主自行交易、地方自行核准吧,会危及到官僚们的位子。而如您所知,官僚们宁可灭国也不肯自裁,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当年珍珠港咬你们时,你们只以为日本政府疯了,没看到背后是陆军官僚们坚硬如山,内阁垮了好几次。

 

A:土地流动性推进不了,那金融开放能不能补救?你们的银行,会数地皮、和老客户喝酒、按计算器就能活的很好,有着全球规模的资产,管理还停留在20年前,照惯性思维加码信贷是火上浇油。还有你们股市的市值排在世界前列,可感觉公司治理比我们要落后两代,要是在纽交所上市的美国公司,早就被收购兼并重组了,二三流业务线卖给同类、做强自己优势部门,高管也优化几轮,股价这么高也会增发股票囤积现金还会压低泡沫。银行和股市是对成千上万个企业的竞争优劣进行裁判的系统,难以想象一个经济大国的核心功能,竟然是这个样子的。

 

J:现在正是欢歌笑语的高潮时期,多半要等摔倒了才会大动。没有世界一流同行进来殴打一番,自己的进化就停滞了。我倒是很怀念明治维新初期时的制度创新发明,那时四成政府预算用于给武士大名发津贴,协助完成了新旧势力的切换,不像大清保守派和维新派耗了几十年死了无数人。

 

第三次,1995年前后

 

A:恭喜你们把自残之路都走了一遍,现在还在继续自残,未来可以当作教科书了。

 

危机处理有几点很好奇,一是财政政策,为什么大兴基建花钱,同样是增发国债,走减税道路的话还能刺激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新基建已经没有回报,浪费了宝贵的窗口期和国债额度,最后不得不增税时就彻底锁死了。国民背着巨债挤小房子又没有生育率,将来国债找谁接续,用什么资产的现金流撑着?

 

二是货币政策。这几年日元居然还升值。银行丧失放贷功能属于系统性危机,救助是央行最紧急的要务。这时企业变卖境外资产回国补窟窿,无限接盘压低汇率是一举多得,一是能帮那些企业还债轻松一点,二是有想试着抄底的吞并的也得到足够军火。泡沫前不该放水的时候放水,危机后该放水的窗口期又矜持了。搞不懂。

 

三是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强制重组出售两三家大银行和证券公司?让美资进来占一两成份额,把银行和资本市场效率提升一级。清理掉失败者、让优胜者扩张,这对系统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撇账,也是社会为危机支付惨重代价后所能得到的最有价值的回报。

 

J:还是几个官僚集团各吵各的、各做各的,内阁无法协调。总算上来一位不是自民党的首相细川护熙,他没太多利益纠葛,可是也没太多实力。他计划要废除全部管制,切断官僚与企业界和协会的关联,实现日美经济一体融合,可惜公布没多久官僚们就给他挖坑,逼他辞职。更寒心的是,他辞职了一个月,竟有枪手在公开场合刺杀他,理由是因为他的战争道歉,还好没有击中。

 

我觉得日本二十年内难有起色,再以后,思维更现代更国际的当下年轻人熬成高级官僚了,也许会不一样。如果十几年前,里根改革时施压更系统化一些而不是整体纵容、零打碎敲,或者日本没有自满于产品和技术的进步,而是更多关注产权金融和制度等领域的开放和跟进,或者虽然不懂但只管无脑硬抄,那即使官僚、公司高管、土地的流动性只有你们的一小半,也不致此。

 

A:部委和官僚没有流动性,公司和高管没有流动性,土地缺乏流动性,制度也缺乏弹性,处处和资本贸易要求的流动不合拍。赶巧了20年就走到极致,时代或者系统一变就死活转不过来,是这个意思吗?真是太可惜了。

 

J:没能突破确实非常可惜,倒也没啥奇怪,似乎只有英语民族的心态文化是和资本规则是先天就内嵌互生的,看看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台湾,大家都或多或少的需要英美的压力才能转过去。我们倒是有个专用名词,外压gaiatsu,还好外压来自你们而不是法德俄等,那可是会糟糕到不敢想。

 

日本没什么激动人心的了,要不我们换个关注方向,一个重量级的新玩家?

 

A:我也觉得中国的走向激动人心浮想联翩。93年起他们的动作很大也很坚决,但估计严重缺乏经验和人才,比如明明很穷而且增速很快,为什么要追求贸易和资本双顺差,把宝贵的外汇存在美国而不是换成急需的设备、原料和技术,还搞到通胀不可收拾?而且现在锁定了汇率,再这么锁定的话,泰国印尼马来菲律宾会受很大影响。看不懂。

 

J:日本已经很难懂了,对中国就不宜着急下判断。他们走了几十年的公有制,企业、员工、土地大多还是国有的,现代银行和金融近乎于零,各种部委厅局倒是百八十个,能转过来的难度和风险比我们高好几倍。但愿这次转折能少一些弯路,也祈祷这头大象千万别乱撞,把系统给搞崩了。

 

(上篇完,下篇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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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推荐文章引用的书:

 

俞天任:《战犯参谋》(扫码购买)和《谁在统治着日本》(可以了解日本官制对历史和社会影响,淘宝有售)



于杰翻译的《时运变迁》(扫码购买)和《管理美元》(货币体系转轨史,广场协议前后的全球协调,最靠谱的复盘,后者预计4月或者5月份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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