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克｜美洲自由精神的根源

按：本文摘录自柏克《美洲三书》（缪哲 译）的“论与美洲的和解”，第88-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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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洲人的性格中，对自由的热爱是压倒一切的特征，它是美洲人之整体性格的标志和有别于其他人的要素；热爱每每多疑，故你殖民地的人，一旦看到有人企图——哪怕最小的企图——靠武力夺走、或暗渡陈仓地偷走、在他们看来是生命之惟一价值的好处，他们会起疑心、会骚动、会暴怒的。自由的精神在英国的殖民地中，比在地球上的任何其他民族那里，或许都强大而猛烈。事情所以如此，有许多重大的原因；为理解他们心灵的脾性和这一自由精神的趋向，对这些原因稍做一点剖析，并非是不切题的。

首先，殖民地的人民是英国人的后裔。而英国，阁下，曾经是、但愿现在仍是一个珍视其自由的民族。当殖民者离开您移居美洲的时候，您的这一部分性格，正君临着一切，大行其道。他们与您分手的那一刻，即带走了这嗜好、这倾向。因此，他们不仅深爱自由，更以英国的观念、英国的原则深爱着自由。抽象的自由，如其他纯抽象的东西一样，天下是找不见的。自由是内在于某一具体事物的；每个民族，莫不形成自己所钟爱的观点，后来它脱颖而出，变成了衡量他们之幸福与否的标准。您知道，阁下，从最早的时代起，我国为自由而进行的伟大斗争，针对的主要是课税问题。在古代的共和国里，大多数斗争，从根本上讲，为的是选举行政官的权利、或国家之不同等级间的平衡。对他们来说，钱的问题并不如此紧要。可是在英国，情况却正相反。在赋税问题上，最有才情的笔、最雄辩的舌头，都曾试练过，最伟大的精神，也曾为之而行动、而受难。对于在争论中力陈英国宪法之优越的人来说，为了彻底说明这一点的重要性，不仅有必要把让渡金钱的特权，作为一桩不折不扣的事实加以坚持，不仅有必要去证明：在古代的羊皮纸上、在无道理好讲的惯例中，（课税的）权利之属于某一名叫“平民院”的团体，是明明白白地予以承认过的；他们走得更远；他们又试图、并成功地证明，从理论上说也是应该如此，因为平民院的特殊性质，恰在于它是人民的直接代表，至于那份古老的记录里，是否发出过这样的神谕，则无关紧要。在所有的君主国中，人民必须真正握有（无论直接还是间接）让渡自己金钱的权力，否则就谈不上自由的影子——这一点，他们当作根本性的原则，用尽了辛苦，不厌其详地去申说。殖民地从您的身上带走血脉的同时，也带走了这些观念、这些原则。他们对自由的爱，牢牢地胶附于赋税这个具体的问题。在许多别的事情上，自由之安全，不足使他们高兴，自由处于危险，也不足使他们惊恐。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感受到了自由的脉搏；他们之认为自己是有病的、还是健康的，向来是依据它的跳动。他们把您的一般论点，套用于自己的情况，其对错，我不欲置言。垄断公理和它的推论，真是大不易也。眼下的事实是，他们果然在套用这些一般的论点了；而您治理他们的方式——不管是由于宽大还是放任、是智慧还是错误—一也使他们在想象中确信：在这些普遍的原则中，他们也有股份。

他们地方立法会议的形式，还进一步使他们相信了这个令他们愉快的错误。他们的政府，民主的色彩很强，有一些则是完全民主的；在所有的立法会议中，民选的代表最有势力；人民对日常治理的这种参与，总会激起他们骄傲的感情，任何要剥夺他们重要地位的做法，必激起他们的强烈反感。

这样的政府形式，若要不可避免地运转起来，假如说还有所欠缺，则自有宗教补充这个缺项，使之归于圆满。宗教每每是活力之源，在这个新的民族身上，宗教是毫不见破弊、毫不见损伤的；他们申明信仰的方式，也是这一自由精神的主要根源。这里的人民是清教徒；这个教派，最反感于对心灵与思想的暗中压服。其信条不仅是赞同自由的，更是建立于自由的基础上的。任何有专制政府气味的东西，“异见派”的教会都很反感，若求其缘由，我认为，阁下，则得之于他们宗教之教条的，不如得之于他们历史的为多。每个人都知道，罗马的天主教，至少与其足迹所至处的政府一样古老；人们也知道，它通常是与它们联手而行，并从官方得到了很大的恩惠和各种各样的支持。英国的国教，也是在政府的悉心养育下，从摇篮而长大成人。但“异见派”的事业之喷薄而起，却是逆着人间的一切固有权力；它们只有强烈地主张自然自由权，才能为这一背逆之举做辩护。它们的存在，有赖于坚决地、不屈不挠地申明这权利。所有的清教派，即使是最冷静、最消极的，也是一种异见者（dissent）。而最盛行于我们北方殖民地的宗教，又是反抗教义中的提纯物：它是“异见派”中的“异见者”，是清教中的清教派。北方诸省所盛行的，大多是这一宗教，它们支派各异，其共同处，惟在于自由的精神；那里的国教，固有其法定的权利，但实际不过是私下的一支，其信众在人口中的比例，很可能不足一成。殖民者离开英国之际，正是这精神高炽之时，而见之于移民者身上的，又最为高炽；外国的移民之流，固然不停地汇入这些殖民地里，但其中的大部分，却是持异见于各自国家之权威的人；他们随身而来的气质、性格和与他们融合在起的人民的气质和性格，几无不同。

阁下，从某些先生的神态中，我看出他们对这描述的（适用）范围，是有不同之见的；因为在南方的殖民地中，国教堪称一大教派，且已坐地为王。这诚然不假。但依我之见，那里的殖民地有一种情势，彻底抵消了这一不同，并使得自由的精神，较之于北方人身上的更高扬、更傲慢。那就是：在弗吉尼亚和南北卡莱罗纳，他们拥有为数巨大的奴隶。人间凡有奴隶的地方，则自由的人，莫不万分骄傲于自己的自由，珍视自己的自由。自由之于他们，不仅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地位和特权。在自由（freedom）是普遍的福祉、如空气一样广大而遍及一切人的国家，自由之中，每每夹杂着牛马般的苦役、巨大的不幸和奴隶生活的所有外观。由于他们看不到这一点，故自由之为权利（liberty），在他们中就显得更加崇高，远不是“自由”一词所可以底尽。阁下，我无意称赞这一感情中气势凌人的派头，在其中，傲慢与品德至少参半的；但我无法改变人的本性。事实已如此；较之于北方的殖民地，南方人对自由的依恋之情，往往更强烈，更旺盛、更执着。古代的共和国如此；我们的哥特祖先如此；当今的波兰人如此；所有不是奴隶、而是奴隶之主人的人，也都将如此。在这样的人民身上，因居于支配地位而产生的傲慢，往往与自由的精神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他们更坚定，更不易打败。

阁下，请允许我补述殖民地的另一件事实，它对这一桀警不驯的精神之成长与效用，贡献不可谓小。我是指他们的教育。法律研究的普遍，也许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如此之甚的。这一职业（指律师职业）人数很多，且势力颇大；在多数的省中，它都是执牛耳者。派往会议的代表们，曾有很多是律师。而所有识字的人、大多数读书的人，莫不努力从这一门科学里，获取一星半点的知识。一位出色的书商曾告诉我说，过去出口到种植园的书籍里，除流行的宗教册子，没有哪个门类能超过法律书籍。而现在，殖民者已掌握了印刷它们的办法，以供自己使用。我还听说，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要》在美洲的售量，几乎与英国的售量同样多。在您桌子上那封信里，盖奇将军曾把这一爱好特意标举出来。他说道，在他的政府中，所有的人都是律师，或粗通法律的人；又说在波士顿，他们成功地借助于诡计，彻底规避了您的一部重要刑事法规中的许多条款。精于辩论的人会说，法律的知识，理应教他们明白立法机关的权利、他们服从的义务和对叛乱的惩罚。说得轻巧。议员席上的那位尊贵而博学的朋友，即正在纡尊屈贵地摘出我的话以便于攻蹈的，会瞧不起这说法。他和我都曾经听说过，假如法律知识不被高官厚禄赢取来服务于国家，那就是政府的可怕对头。假如不以这些巧妙的手段，去驯服、打垮这精神，则它就是不可驾御的，好讼成性的。 Abeunt studia in mores（所习之业，是影响性格的），法律的研究，每使人敏锐、善察、机巧，每使人果于杀伐，巧于防御，富于智谋。他国的人，头脑较他们单纯，性格比他们迟钝，只依既成的苦难，论断政治中的病因；而在美洲，他们则依据原则的不良，预见弊端、判断苦难的轻重。他们卜见秕政于千里之外；从每一缕腐臭的微风里，嗅知暴政的来临。

殖民地之不驯顺作风的最后原因，与其他的原因相比，力量仍不在小处。因为它全不干人的精神，而是深嵌于事物的自然组织里。您与他们之间，横隔着三千里汪洋。它对统治的削弱力，是无策可以消除。命令与执行之间，海浪翻涌，间以数月；哪怕一支条款得不到迅速的解释，都足以摧毁整个制度。的确，您有生翼的复仇的仆役，它们的利爪可以把你的雷霆，带去大海最遥远的边缘。但总会有力量介入进来，限制您的骄狂、您的怒火，它会对您说：“你到头了，止步吧。”你是什么人，也敢怀着焦急与愤怒、大咬自然的马嚼子？——您的遭遇之坏，并不甚于幅员辽阔之帝国的所有民族；无论以哪种形式组成的帝国，都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庞大的肌体中，权力运行到末端，力量势必减弱。这是自然说过的话。土耳其人之统治埃及、阿拉伯和库尔德斯坦，不及他统治色雷斯有力；他在克里米和阿尔及尔的主权，也不如他加之于布鲁萨和土麦纳的。专制的政体，必须粜贵籴贱、讨价还价。苏丹只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买取人的顺服。他纡缰信马，才得以统治整个帝国；他统治中心的权威之强大而有力，完全得自于对边远地区之统治的稳健、松弛。西班牙人之得不到各省良好的服从，或许和您一样。她也同意了；她屈服了，她等待着时机。对广阔而分散的帝国来说，情况永远如此。这是铁律。

阁下，正是从这六个重要的源头中，产生了一股强烈的自由精神；那就是血统；政权的形式；北方各省的信仰；南部的民情；教育；政权之第一推动者的遥隔万里。这精神，与殖民地的人口而俱长，随其财富而并增；这精神，不幸与来自英国的权力运转相碰撞（它虽然合法，但不符合任何自由的观念，更不投美洲人的自由观念），于是燃起了一片行将毁灭我们的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