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约翰逊眼中的丘吉尔
按：本文摘录自鲍里斯·约翰逊《丘吉尔精神：一个人如何改变历史》（蒙蒙 译）序言“一头名叫丘吉尔的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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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成长过程中，我对丘吉尔是不列颠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家深信不疑。从很小时候起，我就对他的事迹了如指掌：他领导我的祖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打败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罪恶独裁政府，赢得了胜利。
我了解他的故事中最不可或缺的部分。我的兄弟利奥和我曾仔细研读马丁·吉尔伯特的传记《丘吉尔传》( Life in Pictures)，甚至到了连图注都记得的地步。
我知道，他精通演讲的艺术，而且我的父亲（像许多我们的父辈一样）能背诵他最著名的一些演讲的段落。当然，那时我就意识到这门艺术正在衰落。我还知道，他风趣幽默，桀骜不驯，在他的时代的标准下，他甚至政治不正确
晚餐时，我们听到一些未经考据的故事。其中一个很有名：丘吉尔在洗手间得知掌玺大臣想要见他，于是便回答说自己被封在厕所里了。【译注：掌玺大臣（Lord Privy Seal）与“被封在厕所里了”（sealed in the privy）是文字游戏】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故事。据说社会党议员贝西·布拉多克（Bessie Braddock）告诉丘吉尔，说他喝醉了；丘吉尔却意外粗鲁地说她长得丑，而且自己早上就会清醒的。这个故事广为人知。
不过，托利党大臣与卫兵的故事就不那么出名了，如果你知道也没关系。我所知的版本十分权威，是在萨沃伊饭店午餐时，从丘吉尔的外孙尼古拉斯·索米斯（Nicholas Soames）爵士那儿听来的。
索米斯拥有高超的讲故事技巧，而这个故事多少能说明本书的主题之一：丘吉尔拥有宽阔的心胸。
“他的保守党大臣中有一个是同性恋者，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索米斯说着，声音大得几乎整个烧烤餐厅都能听见，“他也是我外祖父的一个好朋友。他总是被逮个正着，不过当时媒体并非无孔不入，也没有人说三道四。一天，他得意过头了，凌晨3点的时候被人发现在海德公园的长椅上与一个卫兵鬼混。对了，那天是星期二。这件事被立刻上报至党鞭主任，主任立刻给乔克·科尔维尔（Jock Colville），也就是我外祖父的私人秘书打了电话。”
“乔克，”主任说，“我恐怕有关于某人的非常糟的消息。还是和往常一样，媒体已经知道了，并且马上就要曝光了。”
“噢，我的天。”科尔维尔说。
“我想我必须冷静下来，亲自告诉首相大人。”
“是的，我想你应该那么做。”
于是，主任直接前往丘吉尔位于肯特郡的家中。他走进我外祖父的书房，外祖父正在写字台前忙碌。“啊，主任。”他转过身问，“出了什么事？”
一阵漫长的沉默后，丘吉尔点燃了他的雪茄：“某人与卫兵厮混被逮了个正着，我没听错吧？”
“是，首相。”
“在海德公园？”
“是，首相。”
“在一张公园长椅上？”
“没错，首相。”
“在凌晨3点？”
“千真万确，首相。”
“在这样的天气里？我的老天！这样的英国人可真了不起！”
2
我知道他年轻时无比英勇，曾手刃敌人，在四个大洲经历过战火，他还是最早乘飞机飞上天空的那群人之一。我还知道他曾是哈罗公学不起眼的小人物，他只有5英尺7英寸高，胸围却有31英寸。他战胜了口吃、抑郁还有他可怕的父亲，成了最伟大的英国人。
我所理解的丘吉尔有某些神圣与不可思议之处。因为我的祖父和祖母一直保留着丘吉尔去世当天《每日邮报》（Daily Express）的头版，而当时他们已经90岁高龄了。我很高兴自己在他去世前一年出生，我读的关于他的东西越多，就越是为自己与他曾活在同一个时代而感到骄傲。而这一切令今天显得愈发奇怪和悲哀：在他去世将近五十年时，他却险些被遗忘，仅仅片面地被记住。
我曾在一个可以称得上是丘吉尔创建的中东国家的机场购买香烟。我注意到一种香烟叫做“圣安东尼奥·丘吉尔”，我问免税店的店员是否知道丘吉尔是谁，他费力地念着这个名字，于是我为他读了一遍。
“舍谢尔？”他一脸茫然地问。
“战争中的人物”，我说，“第二次世界大战。”
看上去，好像他的记忆深处有微弱的钟声隐隐敲响了一般。
“一个过去的领导人？”他问道，然后耸耸肩，“啊，可能是吧。我想我不知道。”
他的表现并不比如今的许多孩子更糟糕。在那些专心听课的孩子们的印象中，丘吉尔是打败希特勒并拯救了犹太人的英雄。但是，从最近的调查结果来看，绝大多数年轻人认为丘吉尔是英国保险广告中的一只狗。
我不禁为此感到羞愧。他本该是如今年轻人喜爱的人物：特立独行，桀骜不驯，跨越了党派的阵营，有自己标志性的衣着，而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天才。
我试图让那些没有完全理解他的天才之处的人，还有那些忘记了他的天才之处的人重新认识他。当然，我深知自己的这份野心有些不自量力。
我并非专业的历史学者，而作为政治家的我连给丘吉尔提鞋都不配，甚至给罗伊·詹金斯（译注：英国政治家、作家，著有《丘吉尔传》）提鞋都不配——他写下了一本精彩卓绝的传记。同为丘吉尔的学生，我与马丁·吉尔伯特、安德鲁·罗伯茨、麦克斯·哈斯汀、理查德·托伊等许多前辈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我知道，关于丘吉尔的书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尽管如此，我仍确信是时候重新认识丘吉尔了，毕竟我们不能想当然地接受他的名声。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士兵们渐渐离我们而去，我们正在失去那些记得他的声音的人。我担心我们正在陷入危险之中，完全模糊不清的记忆会让我们忘却丘吉尔真正做过的事。
如今，我们隐约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全凭俄罗斯的鲜血和美国的财力，尽管在某些方面的确如此，但是，同样千真万确的是：没有丘吉尔，希特勒几乎已经赢得了战争。
我的意思是，纳粹在欧洲的有利形势本可能是无法逆转的。如今，我们对欧盟的效率低下抱怨不已，却忘掉了那种曾经的恐惧——世界本可能与现在全不同。
今天，我们需要铭记这一点，我们需要记住这位英国首相改变了我们仍然生活着的这个世界的命运。从欧洲到俄罗斯，到非洲，到中东，我们都能发现丘吉尔改变世界的痕迹。
丘吉尔在今天仍然十分重要，因为他拯救了我们的文明。而最重要的是，只有他才能做到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认为，历史是宏观的，是去个人化的，是被经济力量所推动的故事。而《丘吉尔精神》旨在说明，一个人也能改写历史。
在他七十年的公众生活里，我们能发现他的个性一次又一次地影响了历史事件和整个世界，而其中许多都已经被我们淡忘。
他是20世纪初国家福利制度建立的关键人物，他给英国工人带来了就业中心、茶歇时间和失业保险，他是皇家空军和英军坦克部队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与英国在一战中的军事行动和英国的最终胜利密切相关，他是以色列和别的一些国家成立所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更不用说他对欧洲的联合所做的努力了。
有好几次，他在危机中力挽狂澜，并在1940年前所未有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性格即命运，希腊人曾这样说过。我同意这句话。倘若果真如此，那么更深层次、更有趣的问题莫过于：性格是如何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