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投稿：2022澳洲大选数据说话
按：本文是读者投稿，作者James Li，澳洲自由党成员。
2022年5月底，澳大利亚联邦大选尘埃落定，工党结束了联盟党寻求连续第四个任期的努力，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成为第31位首相并组阁。
笔者认为大选后各种说法和评论充斥着缺乏根据的猜测和一些显而易见政治意图，于是决定将官方数据，结合数据咨询公司Microburbs的资料以及权威媒体澳洲金融评论（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的Tom Burton的分析介绍给大家。
总体来看，联盟党相比上次大选遭遇了5.3%的倒戈，但仍是“初选票第一大党”。而工党遭遇了0.5%的倒戈。这与2021年的加拿大大选颇有相似之处。两大主流政党普选票持续流失，而小党得票继续上升，是已经持续了多次选举的趋势。
澳洲主流的中左派政党是工业革命后以工会运动起家的工党（Australian Labor Party, ALP），联盟党（Coalition）是自由党（Liberal Party，在大城市活动）、国家党（Nationals，在乡村地区活动）、昆士兰州两党合并的自由国家党（Liberal National Party, LNP），以及北领地的乡村自由党（Country Liberals）组成的。普遍看法是，在意识形态光谱上，工党的左边有绿党（Greens），联盟党的右边有一国党（One Nation Party, ONP）以及统一澳大利亚党（United Australia Party, UAP）。与大多数国家相同，联盟党更加崇尚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而工党是更加偏好大政府与高福利的一方。绿党比工党全面更左，而ONP和UAP则是兼具社会保守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保护主义的特点，像是严重打折版本的马琳·勒庞的法国国民联盟（RN）。
此次大选的一大看点是以青色（teal）为代表色，高举气候变化、建立联邦廉政公署，以及性别平等等议题的独立候选人大获全胜，不仅总计收获超过10%的初选票，更是将一些澳洲最富裕的、曾经是联盟党铁票仓的议席拿下，客观上保送了工党早早确定胜出。这些得到了巨大资金支持的候选人，此次大选中将包括联盟党二号人物、财长乔什·弗赖登伯格（Josh Frydenberg）在内的主要是“温和派”（与“保守派”和夹在中间的“中右派”是自由党的三大派系）的多位自由党议员拉下马。
与国际趋势相似，澳大利亚的主流中右翼政党的选民基础，正在转向较穷、较低技能、未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更加代表着本土出生的劳动阶级。而独立候选人们则将富裕的专业人士选票从联盟党的传统票仓里抢来不少。
对投票和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表明，移民群体此次的投票倾向非常一致，相比上一次大选，东亚裔有14%从联盟党倒戈。而富裕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此次对联盟党有11-12%的倒戈。贫穷的工人阶级（澳洲最低收入的10个郊区的人均收入在2万-3万澳元的范围，约合人民币9.5万-14万）则只有3-4%从联盟党转投工党。
全国位于最低房租、最低收入与最低技能水平地区的20%的投票站中，只有2-4%的对联盟党的倒戈，是所有经济水平档次投票站中最少的。而20%位于最富裕地区的投票站中，联盟党的票遭受了10-12%的滑坡。
与此同时，工党正在流失社会议题保守群体（social conservatives），而这些选票似乎流向了右翼的小党。一国党和统一澳大利亚党的初选票相加也有高达9%。笔者认为，虽然目前没有更多出口民调数据，但这种推测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澳洲工党有较强的天主教社会保守主义传统，在君主立宪制公投、同性恋婚姻公投等问题上有很大一部分工党选民反对改变。这些经济上偏左，又不大可能投给联盟党的选民，如果对工党不满，是完全可能将“抗议票”投给右翼小党的。
联盟党的票仓正在逐渐成为“劳动阶级穷人”，这与近几年在美国（川普的当选），英国（脱欧公投）以及最近在法国的总统大选中所看到的是一致的。对这些现象，很多人的解读是：传统的左右翼对垒在日渐淡化，日渐强化的是所谓全球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的对垒。
澳洲的数据支持着这种解读。全国位于国际化程度（一代与二代移民比例）最高的20%的投票站中，联盟党遭受12%的倒戈。而在三代及以上澳洲人比例最高的20%的投票站中，联盟党只有0.5%的倒戈，与工党在全国范围内所遭到的初选票下滑一样。
这可以部分解释塔斯马尼亚州的选票，与全国的趋势相反，塔州出现了由工党转向联盟党的倒戈。
多因素数据分析显示，居住在塔州、北领地或首都领地的三代澳洲人（家族移民澳洲已经至少三代人），此次大选甚至有从工党向联盟党3.5%的倒戈。
富人票与移民票
另一个有趣的观察是，青色独立候选人的选民，是富人中的富人，甚至在最富裕的哪些选区也是如此。在周收入1800澳元（约合年入44.8万人民币）以下的群体中，青色候选人只得到17%的选票，但在中位周收入超过2800澳元（约合年入69.7万人民币）的群体中则收获32%。
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趋势。根据右翼智库公共事务研究所（IPA）的研究，美国最富裕的10个国会选区全部由民主党议员所代表。
数据分析挑战了一个“专家”们常说的观点：即莫里森政府丢掉悉尼的Bennelong和墨尔本的Chisholm两个选区是因为华人选票。
事实上，华人最多的选区从联盟党倒戈10%，但其他亚裔（如泰、印尼、马来、日、韩等族裔）更多的选区，倒戈则更多，达14%。
大陆移民在此次大选中的倒戈与来自港台地区的移民和日本裔移民程度是一样的。所以专家们所假设的亚裔会按照地缘政治关系阵营来投票是没有依据的。
在南非裔、美洲裔以及爱尔兰裔中，倒戈率也是类似的。所以，可以将此次大选中华人票的变化看作是移民群体中普遍的现象。
矿工票
矿业社区——他们恐怕对联盟党的强硬外交政策兴趣不大——也决定性的大量抛弃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在全部四个矿业州中都是如此。
在那些当地至少43% 的居民在矿业工作的投票站中，选票转投工党率达到5%。而且这也不仅是只在西澳州才有的现象（在西澳的席位中，2019年上次大选中联盟党10：5工党，此次是5：9的翻转。而在2021年的西澳州议会选举中，工党以53：6联盟党的比分创下了澳洲选举史上的记录）。在矿业地区投票站，倒向工党的比例都要比该州整体要显著的多，在新南威尔士是多出了3.4%，在昆士兰多出了3.3%，在南澳多出了9.5%，在西澳多出了3.7%。
笔者认为，这生动说明了对复杂事务进行单因素分析的无效性。更加亲商、主张低税收轻管制的联盟党似乎比工党更有利于矿业的发展，但是工会势力强大的矿业似乎又应该更亲工党，而联盟党的强硬外交政策短暂给澳洲矿业出口带来了一些困难，但是工党为了与绿党竞争气候变化议题，正在推行越来越有野心的可再生能源和低碳政策，而这是可能直接导致矿工失业的。另外，在引进技术移民的问题上，雇主更支持的联盟党似乎比雇员更支持的工党更热衷一些……所以矿业选票出现这样的倒向原因是什么？恐怕很难以任何一个因素解释。
教育
在青色选区中，与投票数据最有相关性的就是教育水平，拥有本科学位与青色候选人当选的相关性达到0.46. 这与专业服务与科学服务业从业比例相似。
联盟党正在丢失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
在受教育程度最高（至少21%的居民拥有大学学历）的10%的地区的投票站，自由国家党联盟遭遇了12%的倒戈，而在受教育程度最低（不到4%的居民拥有大学学历）的10%地区的投票站，他们只流失了3%。
更有趣的是，如果你继续沿着教育程度往下看，在受教育年限不到10年的选民中，他们甚至有5.7%是从工党转投联盟党。
有些评论者认为城市与乡村的地理区分是澳洲联邦选举的决定性区分。但数据发现这只是部分正确。在首府城市，联盟党的表现下滑更严重，有9.6%的倒戈，但在这些城市之外的地方，他们的表现则相差很大，有的地方得票更多，有的地方得票更少。在大城市之外的移民最多的地区，联盟党遭遇8%的倒戈。
备战未来
在结果出炉后，笔者认为两边所出现的一些或兴奋至极，或愤世嫉俗的评论其实都是过度解读。首先联盟党已经是三届连胜，寻求第四个任期的难度可想而知，不少选民为变而变的态度是任何政策或领导人的表现所无法改变的，也就是“钟摆规律“。大选前多达23个选区（共151个众议院席位）被定义为摇摆选区（marginal seats），即最近胜选者的优势在6%以下，很容易易手的选区。而此次大量现任议员的退休，也可以将安全选区瞬间变成摇摆选区。
由于上次的“大目标” 竞选教训惨烈（由于民调长期遥遥领先，工党支持者在大选夜准备了大量的香槟和美食准备欢庆，但在20分钟内意识到惨败），此次工党的“小目标”竞选其实所提供的信息并不多，笔者周边几个候选人的竞选海报和传单里只有“工党投资医保、社保、老年关怀，莫里森任上工资没涨”这寥寥数语。而这些信息在工党百年胜败史上了无新意。所以工党大可不必认为自己凭借政策平台和出色的竞选得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授权。相比之下，自由党的竞选资料上则出现了密密麻麻的信息，试图以各种方式说服选民再信我们三年：从经济表现，到COVID治理，到国家安全，到各种基建项目和地方设施的推动，什么信息也不舍得落下。
在新的反对党——自由-国家党联盟内部，由于国家党没有丢失两院任何一个席位，而自由党损失了21个，代表乡村和农业利益的国家党的话语权会提升是毫无疑问的。自由党内有多位“温和派”大员败给青色独立候选人或工党，但“保守派”也有资深参议员埃里克·阿贝茨和前司法部长克里斯蒂安·波特等人或因参议院候选排序被降低（澳洲参议院以比例代表制选出）或退休而离开。双方无疑都会试图将此次下野归咎给对方。但联盟党无需过度反思，他们的经济和外交立场并无重大问题，在众议院的败北有很大的必然性，在参议院的表现则非常亮眼，在六个州中只有西澳得票落后于工党，在其他五个州均遥遥领先。
在经济局势上，笔者认为这并不是工党上台的好时机。半世纪以来最低的4.0%的失业率很难再降，而大概率只会逐步升高。高企的通胀和央行几乎确定进入的加息周期挑战着工党的大政府经济，而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让任何加税尝试都困难重重，何况还有预算赤字和汇率压力牵制着工党的行动能力。澳洲政府并没有可能“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或在险象环生的地缘政治博弈中不犯错误——尽管左派和”独立派“政客与媒体一直在宣扬这种观点，而站在反对党和”抗议党“的角度批评执政党则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位置。”你行你上“了，那就看看阿尔巴尼斯的作为了。
在州层面，六个州和两个领地有目前有六个工党政府，只有两个联盟党政府。因此内政外交的任何差池、任何意外都很难不被选民怪罪给工党。
联盟党一大挑战是将悉尼和墨尔本的众多曾经是深蓝色的众议院选区夺回。而据笔者观察，他们还需要在第一大移民来源——印度裔选民中做更多的工作。
保守派领袖和前内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彼得·达顿无可争议的成为新自由党领袖。笔者认为其三观和对国家安全的看法非常可信，但担忧他的经济知识和经济政策能力。未来三年会怎样，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