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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考莱:论光荣革命

2016-01-10 万吉庆 译 保守主义评论 保守主义评论

编者按:本文摘自麦考莱《英国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II第十章结论部分,主要内容是对光荣革命的评论。本文在翻译时参考了周旭版的《英国史》,并根据英文原文作了重译。对光荣革命或英国立宪史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阅读麦考莱的《英国史》原著,学术资料数据库http://gen.lib.rus.ec/ 可免费下载。

就这样,英国光荣革命圆满落幕了。当我们拿它和过去60年来颠覆了许多古老政府的革命对比时,不免被它独特性打动。它之所以如此独特,原因显而易见,不过那些赞颂者或苛责者似乎不一定能理解。

18、19世纪,欧陆的革命通常爆发在这些国家,在这里,中世纪有限君主制的痕迹早已荡然无存。历经漫长时日,君主的立法权、征税权早已变得无可非议。王位由一支强大的常备军拱卫,除非遭遇极严峻的危险,他的政府不接受任何指责,即便措辞谦恭也不成。臣民的个人自由取决于他的喜好。在老人的记忆里,能够使臣民们免遭恣睢暴政的制度一个也没能留下来。那些一度能够约束王权的大议事会已经被时间堙没,它们往昔的组织形式和特权只有考古学家能说得出一二。因而,我们无须怀疑,以此种方式被统治的臣民一旦成功地从他们蓄怨已久的政府手里攫取大权,肯定会迫不及待地摧毁一切(而无力建设),肯定会痴迷于似是而非的新奇事物,肯定会禁用任何与旧制度相关的头衔、仪式和习语,并且厌恶、背离本国的先例和传统,他们会从理论家的著作中寻求政府统治的原则,或者无知、笨拙地模仿雅典和罗马的爱国者。同样,我们无须怀疑,革命精神引导下暴行将招致同样暴烈的反动,最后,这种混乱会迅速地催生出比旧制度更为严酷的专制政体。

如果我们遭遇同样的境遇;如果斯塔福德伯爵最中意的专横阴谋得逞;如果他能像数年后的克伦威尔那样,组建一支兵马强盛、训练有素的大军;如果一系列司法裁决,都像财政署内室法庭在造船费(shipmoney)案中那样宣判,将征税权授予国王;如果星室法庭和高级专员公署持续不断地惩罚、残害并且拘禁任何敢于反对政府的国民;如果新闻报刊就像在维也纳或那不勒斯一样,受到完全压制;如果我们的国王们逐渐掌握了所有的立法权;如果在六代英国人的时间里,没有召开过一届议会;如果我们最终在某个狂热时刻反抗自己的统治者,那将是怎样的爆发啊!在这种撞击下(远在天涯海角的人都会有所耳闻),整个庞大的社会机体会垮掉!数以千万计的人(包括这个国家曾经最富裕、最有教养的成员)将会流亡,在欧陆城市里乞食,或是在美洲莽原的树皮屋里苟全性命!我们将会频频目睹伦敦的街巷布满路障,房屋上弹痕累累,臭水沟里满是泛着泡沫的血液!我们将会疯狂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专制政体中寻找无政府状态的避难所,并被专制政体驱使着再次沦入无政府状态!我们将会付出无量头颅,才勉强学到一星半点的政治科学!我们会被多少无知的理论欺骗!我们会创设多少粗暴和不公正的宪法,只是为了见证它们成为一堆废纸!如果半个世纪严厉的教训能够教会我们如何享受真正的自由,那我们真是太走运了!

我们的光荣革命避免了这些灾难。严格说来,它是防卫性的革命,有惯例可依,法理可循。在英格兰,也只有在英格兰,13世纪的有限君主制完好无损地保存到17世纪。我们的议会制度充满活力。我们的政府奉行着完美的原则。诚然,这些原则并没有以正式、精确的书面文件公布出来,而是零星地散落于我们古老、高贵的法规中;尤为重要的是,四百年来,英格兰人一直将它们铭记心中。未经议会代表同意,不得立法,不得征税,不得维持常备军。君主不得凭专断意志监禁他人,即使一天也不行;权力工具不得以王室命令为借口,侵犯草民的正当权利,所有这些原则,为辉格党和托利党所共同坚守,最终成为这个国家的基本法。在这些原则成为基本法的国家,也委实不需要一部新宪法。

但是,尽管不需要新宪法,改革仍是必要的。斯图亚特朝的暴政,以及这些暴政引发的灾难,充分表明我们的政体在某些地方也存在缺陷;议会的任务就是发现并弥补这些缺陷。

一些重大问题仍待开诚布公地讨论。在我们的古老宪法肇始之际,政治家尚不习于设计精确的定义。故而,有些反常现象——与宪法的基本原则不相一致,并危及到它的存续——常常发于所忽之中,多年下来,倒也未酿成严重不便,因此逐渐获得了因袭的力量。消除这些罪恶的方法,便是以毫不含糊的言辞声张人民的权利,并公开申明任何先例都不足以为侵犯民权的行为辩护。

如果采取了这种措施,我们的统治者便无法曲解法律:但是,除非采取一些更有效的措施,否则他们一定会知法犯法。不幸的是,教会一直以来向民众灌输道,在我们的诸多制度中,唯独世袭君主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下院分享的立法权只是出于君主的仁慈,但是国王要求臣民服从的权利却来自上帝;《大宪章》无非是一条法令,签署它的人自然也能将它废止,但是有王室血统的王子方能即位的规则却源自上帝,任何与这一规则不一致的议会法令都归于无效。显然,在这样一个迷信盛行的社会中,宪法规定的自由并不牢靠。一个只是源于人类意旨的权力(即下院),自然无法有效制约那个来自上帝意旨的权力(即王权)。国王本人和他的大多数臣民倘若都认为国王权威高于法律权威,即使这些法律再杰出,指望它们能永久限制国王的行为纯属徒劳。剥夺王权的神秘色彩,确立这样的原则——即无论在哪一方面,国王的统治权利,与世袭地产保有人选出郡骑士的权利和法官授予人身保护令状的权利毫无二致——对于维护我们的自由至关重要。

就这样,议会需要完成两件重大任务。其一,澄清王国基本法律中模糊不清的部分。其二,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头脑中,根除那种认为君主特权比基本法律更庄严、更神圣的错误和有害思想。前者通过《权利法案》的序言给予了庄严陈述和声明;后者通过一项宣布王位空缺,并且邀请威廉和玛丽继位的决议得以实现。

变化似乎微不足道。王权一仍其旧,民众也没获得任何新权利。英国的法律,不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在所有的大律师(诸如霍尔特、崔比、梅纳德和萨默斯)看来,与革命前毫无二致。最优秀的法官根据自己的判断,对一些争议问题作了裁决;正常的继位顺序稍稍出了点偏离。这就是(光荣革命的)全部;这一些已经足够了。

我们的革命是对古老权利的辩护,因此它在执行时,非常尊重古老的礼仪。几乎每一个措辞和法令,都可以视为对过去的敬重。议会遵循旧章,在古老大厅里商议国事。庞勒(Powle)按照古老的习俗就坐,坐在他的提议者和附议者中间。高级律师带着权杖,将上院的信使们带到下院的会议桌前,并适时地三鞠躬。会议以古老的仪式召开。在西敏寺绘厅(Painted Chamber)里,身着饰有白鼬皮和黄金华服的上院领袖坐在桌子一旁,下院领袖们则脱帽坐在另一旁。和任何其它国家的革命演说比起来,他们发表的演说显得有些滑稽可笑。英国的两个党派都同意以庄严的方式向本国古老的宪政传统致敬。唯一的问题是,在何种层面上理解这些传统。这些自由的捍卫者绝口不提人的自然平等和人民不可剥夺的主权,对哈摩第亚斯、提莫里昂、老布鲁图斯和小布鲁图斯更是不置一词。当他们被告知,根据英国法,国王退位的那一刻,王位一定要传给下一位继承人时,他们回答道,根据英国法,依然在世的人没有继承人。当被告知英国历史上没有王位空缺的先例时,他们从伦敦塔中封存了近三百年的羊皮卷宗里找出了先例,在这些羊皮卷上,古老的议会曾用老式字体和不合文法的拉丁文宣布,背信弃义、暴虐无道的金雀花王朝出现王位空缺。最终,分歧得以弥合,新君主在旧式盛典中即位。这真是一场各类纹章的展示盛会,克莱伦西乌斯和诺奥瑞(译注:Clarencieux and Norroy均为纹章官头衔),铁闸门和Rouge Dragon(译注:存疑,Rouge Dragon 既是一种纹章,又是一种纹章官头衔),小号、旗帜、绣着狮子和百合花的怪诞服饰一应俱全。法国国王的头衔——克雷西的征服者(即黑太子爱德华)篡夺的头衔——也没有被遗漏。对我们这些生活在1848年的人而言,将行事如此审慎、如此冷静、如此尊重礼俗的行动,冠之以令人生畏的革命之名,似有滥用术语之嫌。

然而,在所有革命中,这次革命使用的暴力最少,取得的成效却最大。一个重大问题至此得以最终解决,自菲茨沃尔特和德·孟福尔时代起,就已存在于英国政体中的民众因素,到底是应该被君主政体因素摧毁,还是应该由它自由发展,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围绕着两种原则曾引发了持久、激烈且胜负未卜的冲突,持续时间达四个王朝之久。它引发了暴乱、控告、反叛、恶斗、围攻、放逐乃至司法屠杀。自由和王权交替处于毁灭的边缘。多年以来,一半的英国人在反对另一半国人。行政权和立法权彼此掣肘,以至于整个国家在欧洲无足轻重。纹章院长(The King at Arms)在白厅前宣布,威廉和玛丽实际上已经宣告这场巨大的争斗落下帷幕;国王和议会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联盟;英格兰曾长期仰人鼻息、被人无视,现如今重新成为一流强国;曾经约束君权的古老法律,从此以后将会和君权本身一样神圣,并被贯彻执行;行政权的行使将会和国家代表的意志保持一致;两院经过深思熟虑发起的改革,国王不得顽固阻挠。尽管《权利宣言》没有创设新法,但是它包含了以下所有法律的萌芽,诸如给不顺从国教者以宗教自由的法律,确保法官独立的法律,限制议会任期的法律,将出版自由置于陪审团保护下的法律,禁止奴隶贸易的法律,废黜宣誓法案的法律,恢复罗马天主教徒担任公职的权利的法律,改革代议制度的法律,以及过去160年以来所有的良好法律,还有今后为了推动公共福利和满足民意必需设立的法律。

1688年革命,我们所能给予的最高颂词,即它是我们的最后一场革命。光荣革命距离我们已有数代人之久,所有诚实、睿智的国人心中都会有一个信念,并且随着阅历增加,此信念还会进一步增强,即宪法所需要的改良手段,可以在宪法自身中找到。

先辈们在反对斯图亚特王朝时采取的立场至关重要,我们对此应抱有感激之情。我们英国之外的世界,被各大国的动荡折磨地死去活来。那些不久前看起来还能延续数十年的政权,突然陷于动摇并被推翻。西欧诸多引以为豪的首都陷于内战的血海。一切邪恶的激情,贪婪、复仇的渴望,阶级对阶级的仇视,种族对种族的敌视,统统挣脱了神法和人法的约束,变得无法无天。恐惧和焦虑使所有人都愁容满面、心灰意冷。商旅不行,工业瘫痪。富者家道中落,贫者转死沟壑。(各种教义如野草般疯长)这些教义敌视一切科学、敌视一切艺术、敌视一切工业,乃至敌视一切国内的慈善团体,如果这些教义付诸实践,三十年内便足以摧毁人类在三千年中创造的文明,将使法兰西和德意志的繁花似锦之地变得像刚果或巴塔哥尼亚一样野蛮,它们将会在论坛上公然散布,并以刀剑为辩护武器。欧洲曾受到蛮族征服的威胁,不过与他们相比,阿提拉和阿尔博因领导下的蛮族反而显得开明和人道。人类最真挚的朋友十分忧虑地承认,比政治特权更为宝贵的利益面临着倒悬之危,有必要牺牲一切甚至自由以求挽救文明。而与此同时,在我们的岛国上,政府一直在正常履行职责。少数渴望特许权和志在掠夺的歹徒,从来就没有勇气对抗一个众志成城的国家,这个国家坚定地团结在国王宝座周围。如果有人问,是什么让我们与众不同,答案就是别人狂热、盲目地试图光复的东西,我们从来就没有失去过。正因为在17世纪我们进行了一场保守的革命,所以在19世纪我们没有出现破坏性的革命。正因为我们在奴役中不曾失去自由,所以我们在混乱时也能保有秩序。在上帝(列国的兴衰完全系于他的心意)的庇佑下,正是有了长期议会、议会以及奥兰治的威廉,我们才拥有了法律的权威、财产的安全、街巷的安宁,家园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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