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习班 | 甘阳:通识教育十年,我相信会越来越有后劲
由大学通识教育联盟与中国文化论坛主办的第九届(2017)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将于8月23日至8月28日在北京大学举办。在本次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中,李猛、孙庆伟、梁云、韩潮及吴飞五位老师将担任课程导师,同时每门课程将设置对应的小班讨论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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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清华、复旦、中山四校联盟的建立和第七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暑期讲习班”的成功举办表明了教育界及学术界已在通识教育问题上达成重要共识,也标志着通识教育发展的新阶段的到来。本文是2015年暑期讲习班期间,通识联播对甘阳教授做的访谈。甘阳教授指出,上一个十年通识教育理念已经得到了普遍推广,而通识教育实践的全面展开,我们还需要下一个十年的努力。
国内近年的通识教育应该说是由官方和民间共同推动的。所谓官方是指教育部和大学行政部门的相关政策,民间则主要是教授们的讨论和教学实践。就官方而言,最重要的是1999年教育部建立32家大学作为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并由此建立了新的学分制度,这为国内重点大学开展通识课程提供了学分上的制度保证。就民间来说,2005年的香山会议即“中国文化论坛首届年会”是最重要的教授们凝聚共识的起点,这个会几乎所有重点大学都有专门的报告,200多位教授讨论了整整三天,对中国大学如何实际开设通识课程达致了一些基本共识。也是在这个共识基础上,中国文化论坛委托我开始筹办通识教育暑期讲习班。应该说,官方和民间的共同推动缺一不可,没有教育部规定的学分要求,通识课程就无从开展,但如果没有大学教授们自觉主动的通识教学实践和积极的思想交流,通识教育必然流于形式而且多半变成一堆水课。
通识教育=精英教育?
事实上,我对这个课程寄予了很多的期望。概括起来,就是想带领同学们做四件事情:阅读一部经典,理解一种文化,接触一个学科,思考一些问题。其中我特别强调的是第四点。可以说,经典的阅读、背景知识的了解都要服务于最后问题的讨论。通过讲解、分析、发言、提问和答辩这些环节,让不同专业、不同背景、不同年级的同学,根据一个基础的文本,围绕一些共同的话题,相对集中地进行分析和讨论,从而达到对文化问题较为深入的理解。同时,培养阅读理解的能力,分析思考的能力,表达、倾听和交流的能力。最后,还希望大家建立自我反思的能力,对于思考的过程也有某种程度的自觉。
我从前经常说,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里有一个概念叫“神圣的十五种”,亦即虽然没有官方规定而且实际上每个学校都不一样,但美国大学通识教育对最基本必读的十五种左右经典著作的重合度非常高,也就是说,西方人对哪些是他们的最核心经典有一定的共识。中国从前也是如此,比方说最早是五经,宋以后是四书。但晚清特别五四以后中国经典和古典基本被打倒,最多作为研究资料,不再是中国人教育的经典。因此最近这些年的通识教育开展,实际上也是重新肯定中国经典在当代中国大学的基础教育地位的过程。每年的讲习班都中西经典并举,希望中国社会形成尊重经典的文化风气。但是有些经典并不适合本科的通识课,比如《尚书》,或康德,这类我认为都不适合本科生。所以经典是一个概念,适合本科阅读的经典是另一个问题。此外,经典也包括现代经典。我们有一年的讲习班专门讲中国现代经典,包括费孝通、鲁迅、梁漱溟、章太炎等,我们不断在探讨,并不仅仅是古典。清末民初的这一代中国人最早的受到西方冲击的那批人,我们非常重视。所以看我们讲习班历来的文本,大概能看出来一些范围。
但最基本的问题是,有没有合适的老师。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人基本否定中国经典的教育意义,很多人甚至认为再强调中国从前的经典就是反动要走回头路,因此中国经典在中国大学长期没有地位,最多不过是史料,所以今天如何在大学通识课给大学生讲中国经典需要大家从头摸索和相互交流。这些课程有相当一部分需要今天的老师自己去摸索,从前老师没教过,没有先例。比方说,我办中大博雅学院,要找一个老师能够教《史记》,这个要求不高吧,听上去应该很合理吧,但我要求这个课一周上三次6个学分,而且对是大一新生,要求一个学期内把《史记》讲完而且要求学生能把《史记》原文通读一遍,至少也要读四分之三,这课就非常难了,这样的老师就难找了。事实上没有一个历史系毕业的博士作本科生时曾经上过这种课,至少本科阶段没有老师这么教过他们,因此这样的课必须自己从头摸索。
《史记》对于现代很多人来说似乎主要只是有史料价值,但是《史记》这么伟大的著作只是史料吗?所谓史料往往是现代人根据现代人的视角,东挖一条西凑一条的来说明某种现代人眼里的问题,但《史记》有自己的内在结构,有整体的思想,这些都没有被重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文明变得非常的薄,没有厚度。因为你的那些问题或看法无非都是靠学现代西方的观念来看中国的历史,好像中国古人都没有思想一样,这都是有问题的。并不是说这种方式不可以,但至少要充分了解中国的整个文明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中国历代最厉害的圣人、思想家是怎么想问题的,但是因为以往一百多年我们太想变得现代,中国古人如何想问题如何思考历史好像都无足轻重,反而都被抛弃了,好像司马迁写《史记》仅仅是为了给后人提供所谓史料。
相对来说我们教西方经典还比较容易一些,西方学者对西方经典怎么教,都有比较成熟的阐述,我们很多老师在西学方面受过很好的训练。反而中国经典在一百多年来没有当作事情,现在也很少有很好的思路来讲。比如现在都在讲四书,四书的内容很多,取决于老师自己怎么样来把握,但是最低要求是让学生在这个学期内把四书认真地读一遍,但用什么方式来保证呢?如果通过某种方式让没读的学生在课上马上表现出来,很狼狈,那这个课就比较成功。我们前两年由中大和清华联合开过一次两岸四地的四书教学研讨会,大家都觉得相互交流非常有收获。这里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很多老师都在其中摸索,包括今年讲课的老师,都是讲了很多年的一线的老师,但仍然在摸索。
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是大学生,无非是大学有好有坏,但问题是大学教育到底是什么目的?我觉得首先就是读书人的问题:有一个真正的自我,不是随波逐流的人。当然,每个人都要安身立命,都要有份工作,但除此之外,你内心还要有些东西,否则就会很可怜地被外界推动着而完全没有自我。这就是通识教育的基本问题,要完成大学树人的目的。知识只是手段,通过读书使人达到比较高的境界,学土木也好,其他也罢,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跟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能一眼看出来,但现在看不出来了,受过高等教育而没有读书人的气质,这只能是大学教育的失败。
最理想的是杨振宁那样的大师,他回到清华第一次课据说是给大一新生的大学物理,这样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实际上有困难。即使美国方面,通识的科学课程其实也不很成功。哥伦比亚大学通识系列有《科学前沿》,但哥大的学生非常抱怨,四个星期物理,四个星期化学,学生说我刚刚进入物理,突然又到化学,刚刚进入化学,又生命了。而且这种课必然是好几个教授同时上,而教授水准是参差不齐的,有些老师比较适合讲,有些老师不大会讲。理工科方面往往会有一些特别厉害的牛人可以讲通识课,但这种人可遇不可求。香港中文大学原来的工学院院长,八九十岁的老头,和我关系很好,但他的通识教育理念和我截然相反:他认为什么是通识,通识就是一门课——从天上讲到地下、从史前讲到现在。这样的想法,是科学界的人对通识教育往往会有的。我说你这个课麻烦在哪呢?你之后就没人能讲了,无法制度化,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像你一样人文理工都很好。实践上不宜提倡这样的课程要求,这会把所有教师都变成万金油,你达不到一定高度,那肤浅的谁不能讲?
所以我们要求通识课的老师必须以自己的专业为基础来讲,我们是通过不同学科的老师给学生带来通识。我们讲习班突出的,仅仅是通识的一个方面,即经典阅读方面。但具体到学校的通识整体课程当然就不一样,每个主管大学通识教育的人一定要对课程有全面考虑。比如我主管中山大学全校的通识课,科学等等课程当然都有安排。讲习班突出的是经典阅读,因为人文经典阅读比较容易把通识课的质量带起来。另外,我认为今天大学通识的科学方面不应该再是传统的数理化,我比较强调环境科学、生命科学还有和空间有关的科学,我觉得这些是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需要了解的——同时有些课不需要过多的前修要求。在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提供的通识课程比较多,他们的教授特别多,学生反而没有那么多,所以他们比较愿意开通识课——这个要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来考虑。所以全面来讲,通识教育并不是只有经典,但讲习班,我不希望做得非常散,要有一个中心关键所在。
这和十年前已经大不相同,十年前或更早我刚从美国回来还在香港大学工作时最惊讶的一点,就是我作为兼职博导参加国内博士考试面试,有些学生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一共七年下来,除了上过各种哲学史,完全没有真正读过哲学原著,这我就没法带了。但是现在已经大不一样,包括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更不用说,课名可能还叫概论或通史,但你看它的阅读材料,都加大了对经典的要求。但我们还是必须要强调,中国学生的阅读量仍然比美国最精英的学生少。美国学生有一点好,他比较傻——这是说以前的美国学生,现在他们也跟中国学生学会偷工减料了,原来的美国学生特别实诚,你让他读多少他就读多少,懂不懂不知道——但他肯定按要求读了一遍,废寝忘食也会读完。(博雅哥:像郭靖一样。)是,像郭靖,人家读下来就是不一样。有很多没读懂,然后慢慢再讨论——所以小班讨论对他们特别重要。小班讨论往往是他们消化阅读材料的一个过程。同学之间相互的帮助马上体现出来。
但除了这个目的以外,在教学方式等方面,我认为是共通的。美国学校的本科教学要求比较严,有很多方面仍然是我们值得学的,他怎么组织一门课程,他们要求学生一周读多少页的材料,他怎么考核来确保教学过程达到了教学目的——而不是只是教师在讲而学生根本没有听,这是他们做得比较好的。他们为什么大多数都是小班,20人以下的小班,目的就是保证教学质量。中国特色未必就是好的特色,而是不得已罢了,中国的全部问题是人口太多,因此我们大学学生人数超级多,即使北京大学,目前都做不到我希望的一点:就是至少85%的课变为低于30人的小班教学,最好15至20人左右的小班教学。小班的道理很简单,我们假定有一个差的教师,他祸害也只祸害15人,要是大班,一祸害就是150人,这个差别就很大。
现在假定有十个教师,比如你们中国文学史,为什么非要所有人一起上一个老师的课,不能15个人一个班,七八个老师同时上吗?那马上看出老师的水准来。清华新雅学院我就这么规定,每个班都29人,清华新雅的教室里只有29个位置,助教都要另外拖一个椅子进来坐。其实,北大按照师生比是完全做得到的。复旦招生比北大还少,但他们仍然谈的是大班教学、小班讨论。照理来说,我认为北大、清华、复旦,应该探索走向完全小班教学。像这些本是中外共通的,但我们做起来比较费劲,就是不好的中国特色,要想办法解决——所以要大量地让博士生、研究生去做助教。
所以,回到你的问题,我要强调一开始不宜强调中国的角度,先要对西方有深入的了解,否则就会容易歪曲人家,这是要避免的。现在有些人有过强的中国立场,但我们要避免以很低的水平去批评西方。如果批评西方,一定要懂西方,然后进行内在批评,而不是从外在突出人家的黑暗面。当然,中西文明的问题一定会越来越成为我们的问题,最后一定会是中国人从中国自己的角度来看西方的问题,但前提是对西方要有比较深刻的了解。目前的阶段,仍然需要大幅度进入西方,我一再提“重新阅读西方”:从前中国人是从自己的幻想看西方,神化西方,好像西方人美国人都生活在月球上一样,其实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现在可能出现另外一个情况,去丑化人家。这两种都要批评。
任何一个文明,一定都有它的长处,一定都有它的短处。中西文明确实差异非常之大,这个毫无疑问,但怎么去理解?比如我01年写施特劳斯的那篇文章,什么叫“自然”?这是我们很多学者现在都关心的问题,中国人对自然也有自己的理解。因为自然意味着人的道德和文化是否有一个超越人的基础,神的基础也好,自然的基础也好;如果没有这些基础,一切都是人为的,那意味着人可以随意创造任何东西,随意毁灭任何东西。它是否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和标准呢?不同的人类族群是否就只是不同的风俗呢?还是说所有的道德也好政治也好,有某种自然的基础。你们可以注意讲习班几乎所有老师的讨论和研究,比如李猛的《自然社会》,都是在思考讨论“自然”这个问题。中西文明在这样一个层面探讨就会比较有意思,而不是随意地歪曲。
这也是十年来一个最大的变化,也就是师资开始成型。然后是学生方面,接受通识教育理念的已经比较普遍。所以,总体来说,十年下来,通识教育的理念已经广泛地被接受了,没有人再来谈有没有必要。现在倒反过来是另一个问题:某些地方性院校,通识教育目前未必最适合他们。这是比较实事求是说话,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师资。传统的理工科大学,实际上也比较困难。但基本上,我还是比较乐观,当然还有非常非常长的路要走,至少还要一个十年,我希望你们到时候都是通识课的主力。下面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和专业课的平衡问题:专业课数量必须得砍下来。这方面李沉简做得很好,他砍课砍得很厉害,把专业必修课已经压到只有五门了,这很惊人。要把专业必修课压到只有最基本最核心的必须上的课,腾出时间来让学生有更宽广的发展。但同时,通识课本身一定得是有质量有要求的。
例如你们这本《北大通识教育通讯》,今后就把“北大”两个字拿掉了,下一期就变成《通识教育通讯》,主办不再是北京大学,而是四校。复旦的《复旦通识教育评论》也如此,“复旦”两个字拿掉,也是四校联盟主办。各有分工,你们这本是通讯,newsletter,复旦那本是关于通识教育的学术论文的杂志。然后,四校作为发起单位,每年开一次通识教育年会,同时轮流联合主办暑期讲习班。四校联盟发起的通识教育年会将力戒空谈,最重要的是交流教学实践。通识教育很容易流于空谈,什么“文理贯通”、“全人教育”,我很讨厌听这种泛泛的说法,我要问how,怎么做到,我要的是教课的人。目前看来,联盟得到了四校校长的全力支持,会进入非常实质的合作。大家都觉得互通有无非常重要,要互相支持,否则每个学校都觉得自己单打独斗,很吃力。四校联合起来,互相就会影响和帮助,也会刺激点竞争,你比我做的好,我就要更加努力了。这个四校联盟,可是说是十年民间和官方共同推动通识教育的结果。通识教育是以教授们为主的,但需要学校的官方支持,但事情如果变成单纯官方行政行为,未必做得好,归根结底是要教师、教授们自觉认同和投入才能真正做好。
图为甘阳老师在第七届通识教育讲习班开幕式上
通识联播 卜凡 编辑 /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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