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讲座 | 戴景贤： 从中国近现代历史走向思考中国文明复兴的契机与意义

编者按：

中山大学第81讲博雅讲座将于11月16日19:30开讲。主讲嘉宾戴景贤教授曾师事著名史学家钱穆，前后逾二十载。本次主题为“从中国近现代历史走向思考中国文明复兴的契机与意义”，随文附上《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2005年12月和2012年11月对戴教授进行的两次采访。在访谈中，戴教授针对中国文化本身的意义以及对世界的贡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体，应用自己的方式走完现代化，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他同时预料中国文化将有可能在“第二次轴心突破”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此，应该认识到中国文化内在的力量，提升文化创造力。而这一切的关键在于教育，在于学术提升和具有“人文视野”的人才的培养。

中山大学博雅讲座第81讲

从中国近现代历史走向思考中国文明复兴的契机与意义

主讲嘉宾：戴景贤教授

时间：2017年11月16日（星期四）19:30

地点：南校园一教304

讲座内容简介：

本次讲座的内容，依次有以下几项重点：一、中国作为人类古代历史重要“文明型态”的意义何在？二、中国中古史之历程，及其所完成的国家与社会；三、中国于“早期近代”所凝聚的社会发展动力，及其所遭遇的困境；四、中国近现代迈向“成熟近代”的基本走向，及其所揭示的契机。五、于寻求自身的“现代性”时，中国文明是否真有“复兴”的可能？若有，其核心的特质为何？六、“中国崛起”所可能改变的世界局势。

嘉宾简介：

戴景贤，字嘉佑，1951年出生于台北，祖籍安徽合肥。曾师事名史学家钱穆，前后逾二十载。博士毕业于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现为高雄中山大学特聘教授，曾任该校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曾获台湾“国科会”“特殊优秀人才奖”、“杰出研究奖”及“教育部师铎奖”。研究领域涵括学术史、思想史、美学、文学批评与中西思想比较。自2012年起，戴教授汇整三十余年来有关中国学术思想研究的专论，编为《程学阁著作集》，现已出版《明清学术思想论集》、《王船山学术思想总纲及其道器论之发展》、《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论集》、《宋元学术思想史论集》等，计五种八册，预计出版十三种二十六册。

主办单位：中山大学博雅学院  人文高等研究院  

一  戴景贤： 中国本身拥有力量

2005年12月

《21世纪》：中国的崛起，已经引起了世界的极大关注。但有人认为，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势头迅猛，但在“软力量”方面则还存在诸多不足，您如何看待中国的“软力量”？如何看待当前格局下的“中国文化自主性问题”？

戴景贤：

所谓“软力量”，对于当前中国的需求而言，应分三方面来讨论：一是社会的稳定性，一是社会的合理性，一是社会的文化动能及开创力。

就第一项分析，包括社会认同，政治之正当性，及公平正义原则的维护。“认同”方面，以中国目前强调多元组合的格局来说，既需要主流文化的维护，亦需要对于各民族历史、文化之尊重。此种尊重，不能仅是一种政治福利或口号，而应建立于知识阶层对“普遍人性”及“文化选择性”之理解。“政治之正当性”方面，则应于兼顾“理想”与“现实”之状况下，提出长远有效的论述。此种论述，且须能于逐渐取得社会共识后，主导整个立法之方向。至于“公平正义原则的维护”方面，则应在“个人自由”与“社会福祉”之平衡上，逐项作出合于理性之选择，并以积极的法治力量，予以维护。以上三点，前两项皆非短时间所可企及，其最后一项，则不唯可以立即着手，且事属迫切。

就第二项分析，合理社会之建构，既需要足够之知识资源，亦需要足够之社会支撑力。在此需求下，具有清楚的人文目标之教育与学术发展政策，及有效推动建立严格的“学术研究规范”与“职场伦理”之作为，即是于投注大量学研经费时，应予注意之事。

就第三项，所谓“社会的文化动能及开创力”之培养分析，其关键在于人文学术之发达。以中国之现代化进程来说，理解“中国之现代化”与理解“现代化”同等重要。而有关前项之理解，亦不能仅是立基于一种狭隘的近现代史之眼光，而应有一种深透于整体历史之宏观识见。故此项问题实是学界所应共同关切。

至于如何看待当前格局下之“中国文化自主性问题”？我的答复是，中国近代的“存在”问题，本身即是中国必须自主的问题。“适应现代”与中国必须确立其自身之自主性，并不真正冲突。只要中国在未来能持续存在，仍是一具有开创性成就的文化体，则它的存在、它的过去、它的特殊性，即是人类文明经验中一项重要资源，亦是研究世界史所不能不严肃面对的理解议题。

图为戴景贤教授

《21世纪》：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处境与所面临的问题？

戴景贤：

今天中国的处境，与过去有极大的不同。因这一百五十年来，虽然中国始终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人对于现代化，对于中国自身的文化状况，始终都不是完全的、彻底的了解。可是，因与历史发展的一些因果关联——这个因果关联，有一些是必然的，有一些是偶然的——其最终结果，到了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却让中国突然在一种新的形势底下，克服了进程中某些重大的困难。所以，如果我们认为过去一百五十年中国的遭遇是一种不幸的话，历史却在另外一个场合，补偿了中国。也就是说，今天的乐观处境，并不是一个在此一刻必然会发生的结果，这中间有许多偶然的因素与条件的撮合。而这种来自于环境的助力，使得中国完成了一些它原先想做而做不好的事情。而中国现在所面对的，是21世纪新的形势。这个世纪，比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更令人乐观。也就是说，所有关于中国的悲观预测，现在都开始改变了。包括世界最知名的股票证券投资公司，都对21世纪中国的投资环境，作出了乐观的评估。而我们如果回顾二十年前，当时全世界对于中国的改革其中所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其实是抱有极多疑虑的。

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已不再处于边缘，未来的中国，将有可能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当然也可能成为不同力量的冲突点。所以，今天的中国，更需要了解中国可能在这个世界里扮演的角色。在此时，如果大家对于中国如何到今天“仍持续是个中国”一事的理解不够，则在面对未来内部的问题，或瞬息万变的国际处境，是不是依然能保有这种乐观呢？则很难确定。

当前整个世界的发展局面，与19世纪、20世纪当然截然不同。亨廷顿是研究开发中国家经济的，所以他所预测的所谓的21世纪的文明冲突问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至少比福山的说法可靠。他认为我们看到很多开发中国家的例子，其实都是不太愿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放弃自己的文化方式，所以这些国家，只要在目的上，能达到他们所设定的现代化目标，这些国家的文化根性，仍是维持得非常强固。所以，他认为到了21世纪，整个国际社会会因为种种力量的不平衡，而使得大文明系统间发生冲突。他举出最重要的例子，就是中国与伊斯兰文明。中国是因为它崛起的方式。也就是说，中国不再处于边缘，中国成为未来世界架构中极重要的一环，而中国仍然是很中国的。包括中国会企图要求占有它在世界中所应占有的位置；尤其是战略位置。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亨廷顿著

然而我对于亨廷顿的看法并不以为然。我认为他的看法中，最不妥之处，在于他不应将中国与伊斯兰文明相提并论。因为我认为中国从长远的观点看，必然会成为新的世界秩序中之一部分。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社会发展需求，与世界整体的秩序是一致的，因此也是和谐的。中国与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冲突，都只是利益冲突；这个冲突，基本上并不会扩展到破坏世界整体共生的结构。所以，中国与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利益折中，就如同两家竞争的公司考虑合并，任何一家公司，都希望在合并的过程中，占有更多的有利部分。这些争执，基本上都是可以商谈的。所以，我们看到，依目前的状况来说，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各种谈判，会成为很多世界重要议题中的一环，但并不存在真正决裂的危险。

大体上，我认为中国最终必然能以它自己的方式，成功地完成现代化；且会成为21世纪全球化经济体系中主要的收益者之一。在这个最大的生存逻辑下，中国绝不会让自己与西方世界发生价值性的冲突。中国与美国的问题，本质上是美国迟早必须接受新的世界形势的现状，而这并不会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21世纪》：您刚才提到，此前西方很多学者多次预言中国即将崩溃，但结果中国却克服了困难。这一戏剧性结局，是不是可以说明中国文化本身具有一种力量呢？

戴景贤：

中国经历了非常漫长艰困的现代化过程。以中国的立国规模来说，“现代化”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与中国人的能力没有绝对关系。也就是说，日本人比我们晚进行现代化，却能从比中国远为落后的封建社会形态，转变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达成初期现代化的目标。这并非文化创造力的不同，而是双方所面对的问题，有本质上的差异。依我的看法，这项差异，是由“立国规模”所决定的。

中国的现代化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有它的立国的条件。对中国而言，如何能经过一种巨大的转变，而仍然维持中国的立国规模，且能同时延续这样一个极具特色的文化体，不至崩解，是一项极艰巨的工程。当然，另有一种快速的方式，就是它崩解了，而当它崩解的时候，这个问题的性质也改变了。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连统一都无法做到，中国大规模地分裂了，而这个分裂之后，再没有一种力量能够让中国维系它原有的国家形式。这时候，所谓“中国问题”，其实已经变成一个不需要解决的历史问题了。所以，在中国不断地面对现代化的考验时，所有世界上其它民族的史学家，对于中国是否能成功地现代化，都是悲观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中国人是不能够继续下去的；或者他们也乐于见到如此。所以在中国近现代面临每一次重大的国家危机的时候，所有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都预测中国将无法以原来的方式生存。

以最近的例子来说，在“四人帮”的时代结束时，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开始改革经济。这时候，许多专家都认为经济的发展，最终将导致中国的崩解。然而这样的预测，仍然是错误的。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误，是不是仅是个别的偶然呢？还是说，它有一个原因呢？所以，到今天，在这一点上，我们看研究中国史的人，似乎仍像是拿不定主意。在某一个人们希望从西方的观点理解世界的时候，其实大家是认为没有一个传统社会，能不经过一种本质性的改变而能延续到未来的。可是，中国发展的结果，让大家意外。于是大家就回到了一个相当“东方论”的想法，就是说，中国依然是中国，它是一项事实。然而也就是这种“中国依然是中国”的事实，困扰着大家。包括大家疑虑着：中国会不会成为未来世界的威胁？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并不是一个符合“现代”的观念。也就是说，从中国的价值观念来说，从中国整个立国的结构和形式来说，都不是。所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中国在整个全球化经济里占据了重要位置的事实，这种对于中国的疑虑，一直是未曾削减。我们在注意美国与日本所进行强化安保条约的作为，乃至欧盟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保留态度时，其实都可以看出这一点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最大的反美运动中，日本各阶层成自己的组织，上街游行，抗议签订新的安保条约。（图文来源：环球日报）

《21世纪》：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至今还存在着的连续的文化体，中国也曾经对世界贡献过伟大的发明与思想。而今天，中国正在实现他的伟大复兴，您认为中国文化有没有可能再次对在世界作出巨大的贡献？

戴景贤：

一个新的世界史已经开始了，欧洲文化支配的关键地位，其实是在持续地下降。最初，我认为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第二次轴心的突破”是不可能的，我对于这个问题基本上是悲观的，我只相信他有关“第一次轴心突破”的说法。然而现在，我有了较为乐观的看法，而且我认为中国会在提供这项可能的契机上，扮演极重要的角色。

我今天如此说，并不是站在特定的情感立场上发言，希望中国在未来世界里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而是我认为，“第二次轴心的突破”是有可能发生的。这个发生的可能，其实在中国的例子上，就可以看得到。也就是说，中国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无论是就社会之功能运作上说，或是就中国的思维方式上说，皆是如此。而这个转变的因素，就是来自于西方。也就是说，你已经没有办法把这个影响从中国的现况中去除。只是说，中国结构成为一个社会，这个社会的深层之下，还是有着属于中国文化方式的延续性特质。中国是在这个文化体的延续性基础上，接受着西方的影响。而且，我们若从另一方面观察，西方其实也多少被东方改变了。这个世界已无绝对的东方，或西方。

同样的，如果我们回头看，中国接受佛教的影响，长达两千多年，在很多思维上，中国其实已经不完全是原来的方式。我们仅从中国汉语里的佛教语汇的惊人数量，便可看出。而这个影响，与多少个人曾经接受完整的佛教信仰，并无绝对的关系。虽然谈佛教的问题，我们并不能轻易地说中国的佛教，事实上是被“中国化”了的另一种信仰；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但是中国确实在很长的时间里，将两种不同根源的思维与价值信仰，融合于一个文化体之内。这等于说，西方在很长时间内，是将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以一种特有的方式与过程，与基督教的信仰融合于一个文化载体之内。所以我们回头看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四个典范人物：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和耶稣。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苏格拉底所代表的文明与耶稣所代表的文明的某一种融合，释迦牟尼所代表的文明与孔子所代表的文明的另一种融合。

但是我有一项个人的看法。雅斯贝尔斯认为在“第一次轴心突破”时，是人性创造的启动，创造了一个普世性的价值观，可是这个普世的价值，在营构“普世性”的同时，都结合了某一种历史发展出来的文化特殊性。也是因于这一点，使得他们的思维、信仰，彼此之间，在文化形式上，是无法融成一体的。所以，他会想象，或者是希望，在一个新的突破下，人类共同的文明，会经过更深一层的普世性的掘发，从而使新形态的世界文明成为可能。在这一点上，我不认为如此。我认为，“第二次轴心的突破”是可能的，但世界仍然会是多元的，而且也仍然不会是完整的。

在我的预测中，“第二次轴心的突破”后的世界结局，仍会存在着重要文化体间的差异。我认为有一些重要的国家，仍会是少数具有特殊文化创造力的文化个体。也就是说，在这一个意义上，某些历史从最开始的时候即具有的价值发展，它所启导的人性发展之潜在动力，仍会留存于某些重要的文化体内部。

也就是基于这一点，我认为中国史研究是困难的。我们研究中国历史时，许多时候，我们的论述是互相抵触的，是互相矛盾的。因为中国史存在着不同的事实面相，也含藏着不同层次的文化底蕴。所以，我们是不容易将它调理清楚的。可是研究中国，仍会是一个使得中国在不断克服自己所面对的问题的同时，让中国人对于未来的文化前景，产生具体价值的重要契机。而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其实从现在开始，应当，且必须，努力成为一个文化的大国。我的意思是说，这句话不是一种宣传，不是一种选择，也不仅是一项努力的目标。它其实是必须如此的一项工作。因为中国的立国规模，以及伴随而来的社会复杂性，必然会让中国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产生新的问题。中国如不能够在未来的发展中，持续地、不断地提升自身的文明程度，便不能持续地、有条件地去解决这些问题，从而维持社会发展的动力。我们必须要了解，作为大国，其实有它非常痛苦的地方，也有它非常巨大的责任。而在这样的一个文化里，其实我们永远会面对很多我们必须去思考的问题。

《21世纪》：在您看来，当前对中国而言，哪些议题是最重要的？

戴景贤：

我打算提出一些议题，这些议题，我认为是应该存在于每一个关心中国，企图了解中国人的脑海里的。我举出几件：第一件是为什么中国到今天仍然是中国？第二，什么是中国思维？什么是中国价值？第三，中国社会维系的根本力量与方式，到底是什么？第四，中国在近代到底作了哪些改变？第五，中国思维方式，到底有什么缺点？它的未来面貌是什么?

我认为，当大家企图去思考我刚才所说的这些核心议题的时候，并不是每个个人去思考这个问题，也不是要组织一个研究团队，去集体地思考这个问题。中国需要所有人去思考这些问题，而教育家们也应培养大家思考这种问题的能力。此外，我认为，在今天，当中国面对非常多的各种层面的复杂问题的时候，大家其实还要有一些很简单的，很清楚的提醒，时时刻刻放在我们心里。我提出来的这个话，是很简单的，可是我的意思并不简单。我认为在大家关切刚才那些问题的时候，应当牢记的，就是：今天的中国，应如何建设成为一个合理的社会？大家不要小看我说的这个提醒。什么是“合理的社会”？什么是在今天的中国所可能达到的、所应该努力的，在这些基础上，大家可以有信心去建设出一个大家可以共同思维的合理的社会？第二，是如何改善中国的教育。中国是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它的伟大，是充满着不可预测的可能。可是这一个社会必须是一个有深度的社会。如果这个社会没有深度，即使是有思想的人，作出了正确的建议或决定，这个社会还是没有前途。我今天所谈的，不是百年事业，我讲的是要在三年、五年、十年里见出成效的事情。一百年，大家可能改变中国；一百年也可能没有了中国。当然，我们或许也可玩笑地说：这样不就解决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吗？可是如果我们说，人类文明有时候需要小的国家，小的社会，精致的社会去发展。在另一些时候，我们不也看到了大社会的伟大么？大社会的困难，造就了文明的提升。而且从人道的立场上说，虽然有时候大社会制造了大规模的动乱与暴力，但有时候人类文明也需要大的社会去照顾更多的人，透过一个大尺度、大规模的国家与社会，去帮助更多的人，而不是让他们都散落在文明发展的动力之外。所以，中国或许也有它作为人类文明动力的重要意义；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总结来说，今天的中国，我认为仍然具有某一种隐含的文化创造的优势条件。所以，在我刚才所说的“如何建设合理的社会”，与“如何改善中国的教育”，这两件事上，大家都必须有“历史思维”的深度，才能够真正地去理解这两项工作的意义，从而能规划出一些对于未来中国发展具有关键性的做法。而在这里，我特别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汉语文化的重要。也就是说，人成为某一文化延续的载体，不是因为血统，而是因为他是一种文化语言的使用者。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汉语文化的重要，研究中国历史，或者是研究中国，都会失去了最重要的凭藉。如此的研究，其结果是不应乐观的。

《21世纪》对戴景贤教授的第一篇访谈发表以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几年之后，该报又以中国文化“隐含的创造优势”及“构建合理的社会在今日之必要”为主要话题对戴教授进行了访谈，原文摘录如下：

二   戴景贤：中国文化隐含的创造优势

2012年11月

《21世纪》：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这些年虽然在经济上取得长足的发展，但若要在文化方面在全球上占一席之地，尚需时日。对此，您怎么看？

戴景贤：

“文明”，就其整体的意涵而言，代表人类面对其生存环境与社会延续，所做出的努力，与因之积累的成果，因而其具有历史性、阶段性与普遍的“可传播性”。然而就“文化体”的实质状况而言，其凝聚力与创造力，则是存在于社会内部。因此所谓一个国家处于世界经济体系，乃至全球权力关系中之位置，固是决定于“互动之关系”与之相对的比较；就“文化体”而言，则亦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中国现实上的“文化面相”是否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与重视，与中国是否成功完成整个“现代化”之文化转型，在意义上，层次不同。

中国于世界史的文化地位，其实是由“历史”决定的；过去如此，今日如此，日后亦必然如此。中国应体认，在取得“现代化”的初步成果之后，中国所以必须努力建设成为“文化大国”，系因“现代化”的基本理念与相关的构成条件，并非中国于其自身之历史中创造，且因中国社会之庞大与其积累之特性极为复杂，因此“现代化”之文化转型，具有其特殊的难度，非仅由制度、理念的移植，即可解决。中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最终完成历史的任务。中国如不能利用“现代化”的初步成果，使之更多地关注教育、发展学术，重视具有“人文视野”的人才的培养，从而提升文化的创造力，则经济发展后所带来的层出不穷的问题，将再度使中国陷入发展上的困难。至于发展后的中国文明形式，对于其它社会的影响，其实也仅能是“参考的”，或“启示的”，而非“可复制的”；正如西方之于中国。

《21世纪》：中国如何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持续不断地提升自身的文明程度，从而有条件去解决所面对的问题，维持社会发展的动力？

戴景贤：

所谓“现代化”之概念，其所指涉与揭示的内容，就其深刻面的意涵而言，不仅意味着在此世界中所进行的一种遍及全人类之“生活样态”的改变，亦同时涵盖了各个主要文明传承形式，考验其自身是否足以适应更为深刻的社会发展需求。因此中国之终极克服其所须面对的“现代化”障碍，基本上保全了它作为“文明发展机体”的完整功能与活力，而非仅是暂时地维持住其国家的形式与主体民族之向心力，有其在此一历史进程中的特殊性。

然而亦因此，中国社会如何持续发展，它所将实际遭逢的挑战，不止存在于藉现代知识所可探测，甚至可预见的具有普遍性的“结构性”发展难题；亦有属于它在作为一个“文化体”的意义上，如何延续、培养，甚至增长其文明创造力的需求。以现阶段的中国处境而言，中国虽已有效地巩固了其主体成员作为“现代中国人”之身份认同，与面对“现代中国人”时之国家意识，并完成了它迈向“成熟现代化”的基本条件。然而由于过往所进行的社会体质的调整过程中，因于现实目标之急迫性，与长久波折与变动所造成之“本有的具丰富内涵之价值意识之失落”，无可避免地削弱了中国人所可能取汲于其自身文化积蕴的能力。因而中国在面对其未来所可能遭遇的挑战时，乐观之中，依然存在着难以解脱的忧虑。

这一切的改变，关键在于教育。而教育成败的基础，在于学术之提升与人才的培养。以中国当前的状况来看，中国教育的发展，在体制结构上，仍需政府作整体的、长远的规划与支撑。因而主其事者，除当具有卓越的行政能力，与对于现代知识的理解外，其本身对于社会发展所牵涉之“价值”与“伦理”问题，亦应有一种“洞察其深微”的能力。否则在中国进一步提升其经济实力之后，社会因市场经济所带动的多元发展，而在中国如此庞大的结构体中所造成的问题的复杂与多变，恐将因其纠结未能及时予以宽解而持续深层化。

自二零一二年起，戴教授汇整其三十余年来有关中国学术思想研究之专论，编辑为《程学阁著作集》；将陆续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总题为「戴景贤学术思想史论著系列」。预计出版十三种，二十六册。其中《明清学术思想史论集》上、下编（2012）、《王船山学术思想总纲与其道器论之发展》上、下编（2013）、《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2014），《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论集》（2016）、共四种六册已出版。《宋元学术思想史论集》上编、中编两册，亦已交付编排，即将于今、明年面世。

《21世纪》：以前接受我们采访时，您曾提到，当中国面对非常多的各种层面的复杂问题时，您特别想提醒大家注意：今天的中国，应如何建设成为一个合理的社会。那么我们想问的是，什么是“合理的社会？如何才能建设“合理的社会”？ 

戴景贤：

所谓“合理的社会”，依人性的可能而言，一方面应满足个人与社会的生存需求，另方面应给予个人与社会发展的机会。然而对于如何才可称之为“合理的”？则不仅各个文化之标准不同，同一文化于不同历史阶段，亦有差异。对于今日世界而言，由于全球化之发展趋势，以及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破坏之威胁，所谓“合理的社会”更必须兼顾不同社会在动态的世界形势中共同的发展。然而对于多数国家而言，自身之生存与发展，仍是居于考虑的首位。一切属于世界共同议题的关注，皆只是“局部的”与“功能的”，甚而是“价值偏见的”。这种理性思维因“追求利益”所造成的局限，方才是构成本世纪未来潜藏“文明冲突危机”的原因，而非是出于文明间所原本存在的“本质性差异”。

对于这种不乐观的情势，唯一可能的解决之途，应是将责任付在具有最大文化动能，且具有最大全球利益的大国身上。由于全球化趋势所造成之高效能、高风险与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若处置不当，将会于创造经济局部荣景之同时，产生不仅难于预期，亦且难于应付的后果。因此处于世界发展前沿的大国，如对于此一业已萌现的危机形势，仍只是从事局部功能的调整，而无法加深对于此种世界发展所蕴含之“不合理性”之理解，则当前最大的受益者，恐将成为未来最大的受害者。因此具有最大之文化动能，且具有最大的全球利益之大国，为了自身的前途，在其思考社会“合理性”时，必须有一种动态的“观察并理解人性发展”之角度，而非仅是将其前途放置于经济学家之手。

所谓“动态的观察并理解人性之角度”，简单而言，即是对于社会发展中的人性，能作出具有历史纵深的反思。对于处于发展前沿的大国而言，举凡其政策的决策者，立法者，教育者；在其思考具体的社会发展问题之时，理论上皆应具备一种基于优质的人文养成教育所培养出的历史识见，与富有想象力的决策能力。或至少应倾听具有此种优质能力之人之意见。如其政策之决策者，仅能面对社会所业已揭露的现实危机，而无法理解社会动态发展中所潜藏的人性问题，则在其解决问题之同时，必会在其所无法理解的角落中，预埋新一重不利的因素。如其立法者与教育者，皆仅能依其过往的经验与有限的价值理念，为一种体制与规范设想，而无法认识在现代丰富文明的背后，所潜藏的思维纠结与价值紊乱，则亦会在其从事立法与教育设计时，忽略了世代变化中所可能产生的危机。

对于已逐渐克服“现代化困境”的中国而言，“崛起”的喜悦，其实是应伴随着我此处所说的“大国忧惧”的。中国的社会，有其特殊的体质，中国的现况，亦有其特殊的处境。历史成就中国之伟大，亦造成中国的困难。中国的政策者，立法者，教育者，较之其它处于发展前沿的大国，有更艰巨的责任与使命，因而也须有更优质的条件。

《21世纪》：那么，您认为中国隐含的文化创造的优势条件是什么？

戴景贤：中国隐含的文化创造的优势条件，约可分说为五点，即是：一、大国优势。此一大国优势，结构于古典末期，经历中古，早期之近代，以迄近代。其间经历不同文明阶段之生存挑战，且曾不断崩解与重构；并于各阶段，完成其适应性之调整。中国近现代经历两次具有社会意义之革命，其初步所完成的基本形态，维持作为一大国优势的规模，仍是其体制建构的核心。此点在未来发展中，由于全球化经济系统中中国所占据的位置，必将逐步展现其优势。二、强固而具有弹性的社会凝聚力。社会凝聚力来自共同的伦理思维，与因长久利益结合而形成的集体认同。而其适应的灵活性，则是基于分享的历史经验所建构之一种普遍共有的工具理性。三、发达的治术思维。此种思维的产生，既与中国的“大国优势”形态密不可分，亦与中国因历史绵延而孕育的“历史形势观点”有关。四、中国学术文化所发展，体现的具有极大消纳能力之智慧方式。此种智慧方式，虽于文明的创造过程中，有时亦呈现其内蕴之不足；然亦同时展现出具有特殊的处理哲学议题与义理议题之优点，使中国文化，创造出既鲜明亦具有极大延伸性的特质。中国过往，曾不断适应其政治统合上所出现之难题，发展出具有特色的中国体制，且亦成功地消纳了由印度输入的整个佛教文化，使中国成为大乘佛法传播中最重要的教区，皆可见出其功效。至于此种具有特殊性质的智慧方式，是否于中国之现代，亦能于适应的发展中，延续其核心特质，且扮演重要的推动文明之角色？仍可继续观察。第五点，由于中国之特殊条件与其转折的“近代经验”，中国于未来，仍有创造出一种介于社会主义体制与自由资本主义体制间之“中道发展方式”之可能。此种并非出于预想的发展方式，在此刻全球金融危机持续深化之际，因现实的需求，更显示出具有实现之可能。

排版：小瓜

校对：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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