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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 百年农史研究访谈:百年农史,灼灼其华(二)

思享人文访谈团队 史学评论
2024-09-12


一、百年农史,灼灼其华


一所学术机构延续百年,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并不多见。所以如果说传奇,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无疑是学术史上的一个传奇。追溯这所机构的前身,可与农史研究一样,溯源至一百年前。现在我们只看到它辉煌的过去,但并不了解它经历的百般沧桑。一路走来,它是怎样确立起良好的学术声誉与特殊地位?

萧正洪教授:以我浅薄之见,在近百年的中国农史研究中,设于南农的中国农业遗产室具有相当特殊的地位。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农史学科具有开创之功,二是以丰硕的成果不断地引领农史研究的发展,三是为农史学科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研究人才。

中国农史研究具有悠久的传统。基于现代学科意义论,当然我们要回溯到诸如万国鼎等老一代学者那里。但我们知道,在民国时期,中国的农业历史研究尚缺少学科的内涵,主要属于少数学者个人学术兴趣和追求的性质。在20世纪50年代,大学体系和架构的调整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产生了一些附带的后果,其中有的现在看来并非十分合理,但有的也为若干本来并未得到重视的领域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在万国鼎先生的领导下,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设立、一批同道专家的会聚以及随后推出的丰硕成果,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案例。虽然后来也曾出现过不少的曲折,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自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设立之后,中国农史研究开始有了本学科的理论、特定的研究对象、属于本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以及具有独特风格的研究范式,同时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研究队伍,在国内甚至国际上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当年我在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攻读硕士学位时,所见所闻有限,对研究室在学界的影响还是认识不足的。后来我到陕西师范大学工作,与四川大学毕业的博士、史学家徐中舒先生的弟子、著名学者赵世超教授聊天,他当时对我说,他对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学术成果非常熟悉,也读过不少我的导师李长年先生的著述。他告诉我,在历史学界,特别是在先秦史研究中,对于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很多观点极为重视,因为农史专家的视角往往与那些以传世文献为主要基点的研究工作相当不同,因而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这一看法令我多少有些意外。后来,在我的研究工作中,赵先生的看法不断地得到印证。这样的事情足以说明,在那个时代,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工作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兴趣与追求,而成为学界的一支重要力量,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并以自己无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影响着学术的发展。其实,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曾专程前往南京,拜访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不也是这种世界性影响力的一个重要表现吗?至于所培养的学生,就毋庸多言了。当今中国的农史研究,不妨左顾右盼,有多少人才是出自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堪称蔚为大观了吧。

不过,在过去的若干年中,曾经有一段时间,这样的地位与影响力似乎并未得到足够的彰显。其主要原因倒不是因为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自身的建设有何不足,而是另有一个客观事实存在,即当时除了设于南农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外,在西北农学院(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高校中,也有不少专门从事农史研究的专家和规模可观的研究队伍。诸如梁家勉、石声汉、王毓瑚等著名学者,都是中国农史研究的杰出前辈。那可真是一个中国农史研究群星灿烂的时代!前辈们引领着学术的发展,为后人奠定了基本的学术规范,也留下了数量众多的学术经典作品。这就意味着,农史学科并不是其中哪一家高校或研究机构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建设起来的。说到这里,我作为1980年代初以来许多事情的参与者,非常怀念其中的故人与故事。事实上,是前辈学者共同造就了我们农史研究的新时代,共同培育了我们这一批人,而且经由我们这些人,将农史研究的独特风格与独特气派传播到了许多综合性高校和研究机构之中。

然而,再往后,所发生的一些曲折变化似乎多少有些令人遗憾。在我看来,农史学科的发展和农史研究的进步,需要有一个恰当的学科定位和拥有一支稳定、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学科优化与调整的过程中,本来具有农史研究优秀传统的若干高校,农史学科事实上是被弱化或边缘化了。农史学科不可能成为主流学科,这个事实也毋庸讳言。但这并不意味着农史研究本身就没有重要性。它本来就是历史学门类中一个重要的分支,而其独特的学科性质,完全可以为现代农业经济、科学技术以及乡村社会治理提供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思想文化资源。然而,后来的农史学科建设中,其性质与主旨变得模糊起来,而人才培养的力度亦未见有大的加强。我们知道,农史研究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领域,具有突出的交叉学科性质。如果将农史研究只是限定于科技史的范畴,可能忽视或淡化其对于经济制度、社会组织、文化环境和人的复杂行为机制的解释力。其实,在此前数十年中,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若干重要的著述之所以能够在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影响,原因正在于其工作显著地超越了单纯科技史的范畴。也是由于农史研究在农科类高校中,不易被认为属于重要或主流的学科,所以在资源配置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往往会失去发展的机遇。

不过在我看来,现今诸家研究机构中,南农似乎还是坚持得比较好,当然,也有一些值得反思之处。事实上,以全国论,在近二十年的农史研究领域中,就学术氛围与影响力而言,同曾经存在过的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诚然是有一些差别的。我在高校工作,曾经多年分管学校的学科建设,对此有着较深的体会。一个学科、领域的发展,如果既缺少准确的定位和目标,又未能保持一支坚强有力的研究队伍,是不可能得到较好的发展。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人才培养。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必须高瞻远瞩、持之以恒,且投入足够多的精力,方能保证学科发展不会出现曲折甚至衰败。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为南农在过去几十年的努力与坚持倍感骄傲,因为南农的农史研究仍然能够克服困难、推陈出新,在新时代体现出自己的独特价值。如果我们将当今南农的农史研究放在一个宏大的框架中加以审视,这一点是能够看得很清楚的。


萧正洪教授与河大学子合影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深厚的学术积累是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的基础,同时学术研究需要超越,故步自封只会举步维艰。萧正洪教授指出了今天的农史学科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也提出了农史推陈出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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