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 百年农史研究访谈：李军教授谈中国农业大学农史学科发展

“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北平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华北大学农学院、辅仁大学农学院等合并组建了新中国第一所多学科、综合性新型农业高等学府——北京农业大学。以王毓瑚先生为代表的农史学家，情系乡土，在华北大地开始了农史科研探索之路。1980年，时任馆长王毓瑚先生仙逝后，他的学生杨直民教授接过了这个重任，同时接过来的还有王毓瑚先生的学术传承。

李军教授：中国农业大学的前身是北京农业大学，北农的农史研究开展较早，但农史研究室建立的较晚。早在20世纪50年代，以王毓瑚先生为代表的农史学家就已经在北京农业大学开始了农业历史的教学科研工作。农业史研究室真正成立是在1978年，它的建立有自己的特点，因为它是从每个系抽调出一些多年来一直从事农史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而组建的，农业史研究室早期研究也因此都带有跨学科的特征。在王毓瑚先生的带领下，农业史研究室的研究范围涵盖古今中外，既有农业技术史，也有农业经济史，而且注重比较分析。王毓瑚先生对农业史研究室的贡献是具有开创性的。

在中国百年农史研究中，有很多的说法，除了农史研究的四大机构，对于开拓农史学科的前辈学者们也流传着一种说法，即“东万、西石、南梁、北王”，“东”指南京农业大学万国鼎先生，“西”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石声汉先生，“南”为华南农业大学梁家勉先生，而“北”则指北京农业大学王毓瑚先生。

王毓瑚先生曾自费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攻读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归国后长期担任教学岗位工作并兼任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直到1980年去世。先生后期的生活与工作条件艰苦，1972年因身体原因回到北京后，居住的房间是由原来的工棚改造而来的简易房，尚不足20平方米。先生就是在这样的陋室里著书立说、接待访客，用只争朝夕的学术精神，忘我工作。

王毓瑚先生在农史研究和农书古籍校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具有开拓意义的，受到国内外同行的赞誉。他整理并校注了多部古农书，包括《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王祯农书》《秦晋农言》《农圃便览》等，并且通过对古农书的梳理编撰了《中国农学书录》。用王毓瑚先生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本清算了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农业历史的国家到底有多少种农业生产知识的书。因此，这本书甫一问世，即成为中国农业研究学者必备的工具书，日本天野元之助教授对该书也是推崇备至，经过不断努力，将自己的《中国古农书考》和王先生的《中国农学书录》进行合刊印刷，由日本龙溪书舍出版，以此纪念中日两国学者的友好往来。

王毓瑚先生早期研究的方向主要是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虽然后期主要致力于农史研究，但王先生并没有完全丢掉老本行，这主要体现在着力部署比较农业史、农学思想史、世界农业史等工作，将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农史相结合。1976年法国巴黎格林琼国立农学院马佐耶（Mazoyer Marcel）教授发表了题为《作为开发自然界的农作制——其演进与分化》一文，该文通过比较不同地区的耕作制度以及阐明农业制度对人们生活影响的分析，内容颇有新颖性，拓展了学界的研究视野，在比较农史研究方面具有开拓之功。王毓瑚先生看到此文后，不顾重病缠身，利用他精通法语的优势，仅一年便翻译、印刷出来，以供国内学者参考交流。

此外，王毓瑚先生还致力于祖国农业学术遗产的研究。早在1955年，王先生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曾作过《关于整理祖国农业学术遗产问题的初步意见》的报告，并在后来一系列的论文及著作中，一再发表关于农业学术遗产的看法。王先生认为我们不仅应该继承和发扬古圣先贤在农学方面的努力与伟绩，还应该将其服务于祖国的农业生产建设中，做到学以致用。

李军教授：杨直民教授中学时爱好数理化，因而报考的专业也是农业化学系，在毕业后留校，1954年被调入图书馆担任秘书，协助时任馆长王毓瑚先生处理图书馆事务。但当时的杨教授不太喜欢文史类的研究，因此多次要求调离岗位，在学校的坚持下，杨直民教授最终还是留在了图书馆工作，并在王毓瑚先生的指导下，进入了农史研究的领域。为拓宽杨教授的视野，增强他对农史的兴趣，王毓瑚先生尽可能多的带他去旁听、参与各种学术研讨会，这些会议所迸发出的思想火花，给杨教授带来了极大的触动，对他原先抵触农史研究的思想进行了无声的弱化和转变。

1959年刊发在《农业遗产研究集刊》上的《学习夏玮瑛先生〈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笔记》一文，是王毓瑚先生鼓励杨教授积极参与的成果。王先生对杨教授提交的论文都会严格把关，不厌其烦地为其理清思路，但不会做过多细节性的修改，目的是让他能够在自行修改中掌握精髓。王毓瑚先生在授课时，也会经常结合实际案例，向学生阐述博采众长的意义。他认为农史的研究，不能局限在条条框框中，更不能预先就设定条目，接下来仅需找寻资料就能做好的。而应该在大量阅读相关材料的前提下，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有清晰地了解和把握，这时就可以提笔叙说，重要的是要用自己的话把事情说透，切忌过多引用原文，这样读者读起来不会与作者之间有太多隔膜。

王毓瑚先生提倡跨学科间的学术交流，当时的杨直民教授文史方面功底较弱，王先生带着杨教授前往各位前辈学者处进行访学，指导其补充学习历史、文献等相关的知识。同时，王先生还主张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多角度的去思考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农史研究向前发展，而不能面对其他学科背景的人指出的问题选择充耳不闻，闭门造车。他自己也经常以身作则，与不同院校不同系别的学者经常就某类问题进行切磋交流，在思想的碰撞中，不断提升自己对于问题的认识能力。

老一辈学者之间的深厚友谊也是值得后来学者珍惜和学习的。王毓瑚先生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石声汉先生之间就有一段足见深情的过往。自1958年始，北京农业大学农经系经常会被“下放”，王毓瑚先生此时正在编撰日后农史学者们推崇的另一著作——《王祯农书校注》。1966年“文革”开始后，王毓瑚先生不忍自己呕心沥血完成的巨著遭到任何的破坏，便将书稿包裹严实，寄给了当时身在西北的石声汉先生，请他代为保管。尽管石声汉先生当时的处境也十分艰难，身处西北农学院西墙区的小土屋中居住，但石先生一家没有辜负老友的嘱托，想方设法躲过搜查，甚至最后将书稿深埋在煤堆里，借此保存了王先生的心血之作。王毓瑚先生每每提及此事，都十分感慨和动容。这本著作于20世纪80年代刻印出版，但遗憾的是，两位挚友都没能亲眼见证铅印的书籍。

百年农史，灼灼其华。中国农史研究走过百年历程，以东西南北四大农史研究机构为基地，万国鼎、石声汉、梁家勉、王毓瑚等一代代农史研究者不避艰辛、耕耘不辍，用坚守与奋斗始终践行为农史研究事业奋斗的梦想。百年春秋，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就中国农史研究而言，却在这一瞬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为传承和弘扬中华农业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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