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平 | 基于地图数字化的民国政区复原——以1934年版《中华民国新地图》为例

期刊索引

《历史地理研究》2020年第3期，第114-131页

徐建平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

要

政区沿革数据库可以利用GIS作为辅助手段搭建，这样的数据库有两种描述方式，一是时间截面描述法，一是生存期记录描述法。1934年版《中华民国新地图》是民国时期民用地图最高质量的代表，将其扫描、配准之后提取图上的政区信息，即为某一时间截面的政区数据库。但研究发现，该地图所反映的政区时间断限不严，政区信息准确性上也有不少疏漏。地图反映的时间大致集中在1928—1933年。省级行政单位方面漏绘上海、青岛和西京3个院辖市，威海卫行政区和东省特别行政区；误标琼崖特别行政区；未标示广西省省会。县级行政单位方面漏绘10个省辖市、3个县、2个设治局、1个对汛督办；误绘7个县级行政单位；另有10个县级治所符号绘制有误。所以，时间截面政区数据库的真正实现，需要在数据库中更正上述错漏，辅以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手段，将所有政区的时间断限统一到一个年份。

作者简介

徐建平，男，1979年生，浙江海盐人，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政区地理研究。

一、

引言

自秦一统以来，因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中央要对整个疆域进行有效控制与管理往往需要通过设立不同的行政区域来实现。因此，历代中央政府对地方行政区划都给予高度重视，且保留有大量文献记载。同时，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中央政府还形成了各种以政区为单位记录各种社会现象的历史传统。这样的政治结构和历史传统使得历史上的政区变迁成为了解历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窗口。因此，研究历史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过程，必须建立在准确而翔实的历代政区变迁基础上。

行政区划变迁研究的成果形式主要有史、志、图、表等形式，史指政区沿革史，志指政区沿革志，图指历史地图，表指政区沿革表。从编纂形式上又可以分为通代和断代形式。由于政区设置及其变迁的重要性，历代均有学者致力于对政区信息的记录和研究，至清代乾嘉时期达到顶峰。梳理已有的历代政区变迁研究的相关成果，可以发现大多研究将时段限定在传统王朝时期，很少及于民国，更遑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由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等单位合作开发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即以政区为纲，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将历史上的政区沿革数据建成时间序列，提供以年为最小单位的连续变化政区数据库，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该系统的时间下限仅到1911年。[2]

民国时期全国性的政区沿革史研究成果，属傅林祥、郑宝恒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卷》最为重要。[3]该书分为三编：绪编简述民国时期对行政区划变化产生过影响的各个政权从产生至消亡的过程；上编阐述民国时期各种政权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变化过程及特点；下编分述各个行政区划个体，包括由国民政府划定的各省、直辖市、地区从清末到民国末年的具体变迁过程，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与日本扶持的伪政权统治地区的政区变化。该书集史、志、图、表于一体，是迄今有关民国地方行政和政区变迁最为详尽的研究成果。可惜该书以文字考订为主，虽有数幅地图，但皆属于示意图性质，无法直观展示民国时期的政区面貌。

疆域政区图是行政区划最为直观的展示方式，可以展现政区各要素在某一时间断面上的空间分布。地图又可以分为历史地图（集）和古旧地图。历史地图集以《中国历史地图集》最为重要，而近三十年来区域性的历史地图集也层出不穷。区域性的历史地图集大多以省级政区为单位，也有以地级市甚至还有县级政区为单位的历史地图集，例如《上海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福建省历史地图集》《重庆历史地图集》《潍坊市历史地图集》《莱阳县历史地图集》[4]等。这些地图集绘制了相应区域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政区设置面貌并展示了其发展历程。但是，单独展示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的，尤其是范围覆盖全国的历史地图集还未曾有过。

民国时期出版的普通地图集，从时间段上看，基本涵盖了整个民国时段，其中以20世纪30—40年代的最为丰富；从类型上看，既有全国性的地图集，也有以省区为单位的地图集，而单幅行世的更是数不胜数；从专题上看，民间出版的地图，以表现政区、交通、聚落为主，其他专题地图为辅。全国性地图集大多比例尺过小，且只绘出省界；省区地图集虽然绘出了县界，但并非所有省份都有出版，很难凑齐同一时间断面的各省县级政区图。

由上文可以看出，民国历史地图集以及合适的民国普通地图集的缺乏对民国史研究造成许多不便。受此诸多限制，又能否利用地图资料将CHGIS的工作延续到民国甚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呢?

目前关于政区沿革数据库的建设一般有两种方法：时间截面描述法和生存期记录描述法。应用生存期记录描述法建设现当代政区沿革数据的案例笔者已有专文论述[5]，运用该方法建设的数据库精度较高，又可以接续CHGIS，是比较完美的现当代政区沿革可视化展示的解决方案，缺点是工作量和技术难度较大，需要一定的技术保障以及大量人力保障。而时间截面描述法的工作量和技术难度相对较小，但其要点是必须以精度较高的地图为工作基础。这方面，韩昭庆对于《皇舆全览图》的数字化研究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相关研究方法值得借鉴。[6]

由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主编的《中华民国新地图》（俗称“申报地图”，1934年上海申报馆为纪念《申报》创刊六十周年编制出版），被评价为“唯一能代表旧中国地图制图水平”[7]的地图。其优点是编制精度高，覆盖全国所有地区，比例尺较大（二百万分之一），且不仅绘出了省界和省治，还绘出了县界和县治。如果以该图为基础进行数字化，提取相应的政区要素，建立20世纪30年代初的全国政区数据库，似乎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因此，本文即以《中华民国新地图》为例，运用GIS进行配准，提取政区要素建立数据库，以此探讨通过旧地图建设时间断面政区数据库的可行性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

二、

《中华民国新地图》的数字化

《中华民国新地图》作为《申报》创刊60周年最为重要的纪念作品之一，其最初缘起于1929年秋丁文江的建议：

诚欲从事边疆调查乎？一、图；二、籍，斯为主要。籍无论已，顾安所得精且确之地图者?权轻重，较缓急，盍先事制图乎?吾国自清康乾后，局部测绘，有之，汇合以成全国精图，殆犹未也。其先事制图便。[8]

《中华民国新地图》正式出版于1934年4月，在此图的编纂的过程中，于1933年先出版了缩编本的《中华民国分省新图》。这两种图在当时被称为“申报地图”。《中华民国新地图》在中国近现代地图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卢良志将其重要意义总结为以下五点：一是资料引用广博；二是在地形表示上采用等高线分层设色法；三是创立了国家地图集编制的新体例；四是促进了中国地图印刷技术的发展；五是影响深远，实用价值大。[9]从历史政区地理的角度来说，这部地图提供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全国范围的政区分布状况，包括省、县两级政区边界以及省、县、市镇三级聚落的空间分布。如此重要的一部地图，相关研究信息甚少，大多限于外围研究（即编图过程、技术、价值、地图史上的意义等），至今未见针对图上信息的本体研究。为了更好发掘该地图所载的时空信息，需要从历史政区地理的角度对图上所载的政区信息作一个校对分析，以便提高以之建构的相应政区数据库的精度，同时也为从事民国史研究的学者更准确地利用这套地图提供便利。

《中华民国新地图》分为总图和分区图，“总图用亚尔勃斯投影法，其主要优点在各部分方向不失（经纬线常正交），故形势逼真，面积不变，故图上面积相等者，其所代表之实际面积亦等，而且所用标准纬度，系就中国疆域之位置自行创制者，故比例所差为数减至极小。分图用多圆锥投影，此法各地可以通用”[10]。分区图又分为自然图组和人文图组，因本文主旨只涉及图集中的人文图组，因此下文讨论全部基于人文图组，即从第8图至第50图的偶数图幅，加上全国总图一幅，共计23幅地图。

由于已知地图的投影方式且图上标注有经纬度，因此将23幅地图扫描后借助Arcgis软件配准，便可得到配准后的全国总图以及由22幅分区图相互拼合的全国图。因为投影方式的不同，以及分区图各图结合部的误差，因此，全国总图与分区图之间的叠加会有一定的误差。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采用以下方式提取政区数据：从全国总图上提取省级边界多边形数据；从分区图上提取县级政区边界和省、县两级治所点数据。[11]

由于《中华民国新地图》分区图没有图例，作为缩编本的《中华民国分省新图》则每一幅分省图都有图例，因此可以参考后者来确定前者图上几种符号的具体指代，如表1所示：

表1　《中华民国新地图》分区图聚落符号

*在其他版本的《中华民国新地图》中用这种“真形”指代直辖市，但第一版的图上只有南京、北平两处绘出了城市“真形”，上海、青岛、西京并未绘出。

基于此，在Arcgis软件中建立4个图层，分别为“省级政区”“县级政区”两个面状数据图层以及“省级治所”“县级治所”两个点状数据图层。面状数据图层的数据表中有ID、名称、省份、备注等字段；点状数据图层的数据表中有ID、名称、级别、省份、备注等字段，其中级别字段对应表1中的前4种图例符号，分别以罗马数字Ⅰ—Ⅳ标识。[12]将拼合之后的地图上的政区边界和治所数据全部采集建库，下文对《中华民国新地图》的具体分析即以此为基础。

三、

《中华民国新地图》政区信息统计

数字化完成之后，必须对数据进行考订，以保证数据库的精度。这里的精度是指时空两个维度，由于政区本身就带有时空特征，所以只需确保图上政区信息是同一年份且在空间上覆盖全部民国疆域。为此，必须寻找一份可靠的时间明确的政区信息表作为参照。

从历史政区地理的角度来说，衡量一套普通地图集质量高下最为重要的一条指标即图上所载政区信息是否为同一个时间截面。宏观来说，行政区划从古至今都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就全国范围来讲，国民政府内政部几乎每个月都会在《内政公报》上公布一次行政区划调整数据。《中华民国新地图》从1929年底开始到1933年3月编绘完成，两年多的时间里全国范围内政区变动十分频繁，那么该图集所载政区是否有一个统一的时间截面呢？图集的编纂者早就明白使用最新的行政区划来制图的重要性：

本图虽迭经校阅，然吾国幅员宽广，编者见闻有限，难免仍有讹误脱漏。且以雕刻铜板，工作迟缓，故于经纬定点搜集完备后，不得不随编随印，计首批原稿于二十年五月付梓，末批亦于二十二年三月完成。以此最近建设，如县治之更改，道路之建筑，间有未及一一编入，颇为遗憾，除已于再版中国分省新图中更正外，尚祈阅者随时赐示指正，以便于再版时更正。[13] 

可见该图集并非一次性编成，而是分区域编成一批即雕刻铜板印刷：1931年5月第一批图稿印刷，1933年3月最后一批图稿完成，当年年底全部杀青，1934年4月正式出版上市销售。因此，理论上该图集各省地图政区断限并非在同一年，应该是1931年5月至1933年3月间。由于编者并未明确交代各区域地图的印刷顺序，因此并不清楚各分区图确切的时间断限。虽然只是两年的时间差，但是1930年前后恰恰是南京国民政府整顿地方行政较为高效的时期，地方行政区划变动频繁。加上目前史学研究越来越讲究精细化，尤其是政区数据库建设必须精确到以年为单位，这就客观上要求将各分区图做进一步的校准，明确其时间断限，然后在数据库中将不同年份的政区信息修改至同一年份。

国民政府内政部是主管全国行政区域的机构，由其发布的“全国行政区域统计”“全国行政区域简表”之类的信息应该是最为权威的资料。[14]找到1931—1933年间的全国行政区域表，即可作为校订“申报图”政区信息的参照。笔者找到了一份1933年的全国行政区域统计表（表2），这份统计并未罗列出各省辖县，因此只能比对统计数量，而无法比对所有的政区名称。

表2　1933年全国行政区域统计

注：行政区域另有院辖市5个，为南京、上海、北平、青岛、西京；行政区2个，为威海卫、东省特别区；以及蒙古地方、西藏地方2处。

资料来源：《全国行政区域统计》，《现代警察》1933年第1卷第2期，第186页。

在这份统计资料中，依然未列出各省所辖县及设治局的名目，只有总数。另一份国民政府内政部1934年公布的《全国行政区域简表》中，列出了截至1934年6月全国各省区所辖县级政区的名录，全国共计：

省28，县1934，设治局29；院辖市5：南京、上海、北平、青岛、西京；省辖市13：天津、杭州、汉口、长沙、成都、厦门、广州、汕头、贵阳、昆明、济南、包头、兰州；行政区2：威海卫行政区，东省特别行政区；地方2：蒙古、西藏。[15] 

在这份统计资料中，依然未列出各省所辖县及设治局的名目，只有总数。还有一份可供参照的政区资料从《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卷》所附《中华民国时期省级政区变迁表》中获得，即1933年全国的政区设置如下：

省28，县1926，设治局43；院辖市5：南京、上海、北平、青岛、西京；省辖市9[16]：杭州、长沙、成都、重庆、万县、广州、汕头、济南、包头；行政区1：威海卫行政区；特别区1：东省特别区；地方2：　蒙古、西藏。

将已完成数字化的《中华民国新地图》治所数据表导出得到全部治所信息的表格，根据治所级别按省分类统计后得到表3。

表3　《中华民国新地图》政区信息统计

注：政区另有院辖市2个，为南京、北京；以及蒙古地方、西藏地方2处。内政部的统计信息中蒙古、西藏并未有下一层级的政区设置信息，而在《中华民国新地图》中两个地方均绘出了一定数量的相当于县级治所的符号，蒙古地方甚至画出了旗的边界。为便于比较，表中暂未计入蒙古和西藏两地所辖的县级单位。

由表3可知，《中华民国新地图》一共绘出28个省、2个地方、2个院辖市，以及1927个县和35个准县级政区（设治局、行政区、对汛督办）。对照上述三份统计，除了个别省份县级政区数量一致外，其余省份包括院辖市和行政区都有差异。其中最大的差异在“市”这类政区，原因是《中华民国新地图》除了北京、南京和汕头外，其余城市型政区均未绘出或注明。

除了城市型政区外，《中华民国新地图》在行政区划信息的表达上还有如下特点：

（1）所有地名标注无通名，蒙古和西藏聚落符号与其他省份并无二致；

（2）未绘出威海卫行政区和东省特别区；

（3）内政部的统计中未计入云南省沿边地区的行政区和对汛督办，而《中华民国新地图》将之视为与设治局同等性质处理。

由于《全国行政区域统计》以及《全国行政区域简表》并未列出各省所辖县级政区的名目，因此无法找出具体差异的是哪些县级政区。

四、

《中华民国新地图》各省政区断限辨析

除上文提到的院辖市、省辖市、行政区等失载之外，具体到各个省份的县级政区名称以及时间断限是否准确？这就需要以省为单位，根据史料以及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比对。由于涉及全国范围将近两千县级单位的校对，以国民政府内政部1935年6月公布的《全国行政区域简表》（以下简称《简表》）[17]作为参照，首先找出《中华民国新地图》和《简表》所列县名的不同之处，然后依据《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卷》（以下简称《通史·民国卷》）[18]并配合其他文献，分析两者差异的原因并考证《中华民国新地图》所载县级政区断限。这一工作可以达到两个效果：一是通过县之置废、县名更改、治所迁移等信息尽量缩小图载信息的时间断限范围；二是通过比对找出图上失载、误载、错绘的县级政区信息。

1.安徽省

《中华民国新地图》载有“秋浦、婺源”，《简表》载有“嘉山、立煌、临泉、至德”。

1932年10月，秋浦县改名至德县。1932年12月，析滁县、来安、定远、盱眙4县交界地置嘉山县。1933年置立煌县。1934年置临泉县，婺源改隶江西省。（《通史·民国卷》第179—183页）

图上有秋浦县，无嘉山县，因此，安徽省图所反映的政区下限为1932年10月。

2.察哈尔省

《简表》载有“崇礼设治局、尚义设治局、化德设治局”。

1934年9月置化德设治局，12月置崇礼设治局，1935年置尚义设治局。（《通史·民国卷》第441—444页）《中华民国新地图》并无上述三设治局，因此，察哈尔省图所反映的政区时间下限与《中华民国新地图》的完成时间并无冲突，可定为1933年3月。

3.福建省

《中华民国新地图》载有“光泽、归化、思明”，《简表》载有“厦门市、明溪”。

1932年12月，归化县改名明溪县。1933年5月，析思明县置厦门市，1935年2月，废思明县。1934年7月，光泽县划归江西省。（《通史·民国卷》第255—260页）

图上归化县尚未改名明溪县，故此判定福建省图所反映的政区下限为1932年12月。

4.甘肃省

《中华民国新地图》载有“红水、东乐”，《简表》载有“民乐、康乐设治局、景泰”。

甘肃省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行政区划多有调整。

1930年，正宁县治所由罗川迁驻山河镇，即今治所。1932年6月，设洮西设治局，1933年2月更名康乐设治局。1933年4月，红水县迁治一条山镇，并改名景泰县。1933年6月，民乐县治所由东乐迁治洪水堡，即今治所，并改东乐县为民乐县。重划东乐、山丹两县县界，以山丹县属童子坝、沐化坝属民乐县，以旧东乐县城属山丹县。（《通史·民国卷》第410—416页）

由图观之，正宁县治标注在县域南部罗水之上，可知县治尚未迁移至县域西北部的山河镇。另外，图上无洮西（康乐）设治局，红水县尚未更名。故而，根据正宁县治的迁移时间判定甘肃省图所反映的政区下限为1930年之前。

5.广东省

从广东省的县级政区名称上看，虽然《中华民国新地图》和《简表》并无二致，但是通过治所变迁的信息依然可以找出若干政区断限信息。

1930年6月，中山县治所由石岐镇迁移至唐家镇；1931年3月，新会县治所由会城镇迁移至江门。（《通史·民国卷》第270—277页）

由图可知，中山县治已迁移至唐家镇，新会县治尚未迁移至江门。图上并未标注梅菉市。因此，广东省图所反映的政区断限为1930年底至1931年3月。

6.广西省

《中华民国新地图》载有“古化、西延”[19]，《简表》载有“百寿”。

1929年8月，以万承土州置万承县。1930年1月，改马平县为柳州县。[20]1933年2月，古化县改名百寿县。（《通史·民国卷》第286—297页）

图上载有万承县，有马平县而无柳州县，故广西省图所反映的政区断限为1929年8月之后1930年1月之前。

7.贵州省

《简表》载有“贵阳市、道真、金沙、纳雍”。

1930年4月，改开县为开阳县，改凤泉县为凤冈县，改罗斛县为罗甸县，改麻哈县为麻江县，改思县为岑巩县。1926年9月，省政府批准改南笼县为安龙县，1931年10月国民政府批准。1928年4月，省政府批准改灵山县为三穗县，1931年10月，国民政府批准。1932年9月，国民政府令准析黔西县置金沙县，析正安县置道真县，析大定县置纳雍县。（《通史·民国卷》第323—334页）[21]

贵州省图载有开阳、凤冈、罗甸、麻江等县，而无金沙、道真、纳雍三县，因此贵州省图所反映的政区断限为1930年4月之后，1932年9月之前。[22]

8.河北省

《中华民国新地图》载有“定都”，《简表》载有“都山设治局”。

1930年12月，分遵化县置兴隆县。1931年2月，析迁安、抚宁两县置都山设治局。（《通史·民国卷》第350页）[23]

河北省图上已绘出兴隆县，定都标注为县治，疑为都山之误，治所图标应改为设治局符号。因此河北省图所反映的政区时间上限为都山设治局设立的1931年2月之后，下限则为图集完成的1933年3月之前。

9.河南省

《中华民国新地图》载有“自由、平等”，《简表》载有“伊川、经扶”。

1928年析登封、禹县置民治县，1931年裁撤。1931年6月，合并荥泽、河阴两县为广武县。1927年12月析洛阳、登封、临汝、伊阳4县地置自由县；析嵩县、洛阳、宜阳、伊阳4县地置平等县；1931年10月裁撤平等县（实际裁撤于1933年10月），1932年10月自由县改名伊川县。1933年9月析光山县置经扶县。（《通史·民国卷》第374—381页）

图上无民治县，有广武县，自由县尚未更名为伊川县，据此可判定河南省图所反映的政区断限为1931年6月之后，1932年10月之前。

10.黑龙江省

《中华民国新地图》载有“凤山县、依安设治局、绥棱设治局、明水设治局、奇克设治局、佛山设治局、景星设治局、雅鲁设治局”，《简表》载有“绥棱县、明水县、依安县、奇克县、佛山县、景星县、雅鲁县、凤山设治局”。

绥楞设治局1915年置，1917年升县，1921年改绥棱。凤山设治局1929年11月置，民国时期并未改县。明水设治局、奇克设治局、景星设治局、依山设治局、雅鲁设治局、佛山设治局，1929年11月改县。1930年5月，室韦县治迁移至苏沁。（《通史·民国卷》第476—485页）

图上室韦县治标注在吉拉林，并未移驻苏沁。明水等设治局尚未改县，但是凤山和绥棱两县的政区信息与其他文献有冲突，因此黑龙江省图政区断限并不清晰，大致可以定为1929年11月左右。凤山初置时为设治局，治所图标误为县，另外绥棱此时已改为县，图上仍标注为设治局。

11.湖北省

《中华民国新地图》载有“蕲水”，《简表》载有“浠水、礼山”。

1932年6月松滋县治所迁移至新江口。1932年12月，黄冈县治所由团风镇迁移至黄州。1933年1月，以河南省罗山、湖北省黄陂、黄安、孝感4县地置礼山县，1933年5月6日国民政府批准。1933年5月，改蕲水县为浠水县。（《通史·民国卷》第201—206页）

由图可知，松滋县治尚未迁移至新江口，黄冈县治所依然在团风镇。礼山县并未标注。蕲水尚未改称浠水。故此，湖北省图所反映的政区时间下限为1932年6月。

12.湖南省

《中华民国新地图》载有“阳明”。

1929年12月，析零陵、宁远、祁阳、新田、常宁6县置阳明县。1931年7月撤销。（《通史·民国卷》第214页）

因此，湖南省图所反映的政区断限为1929年12月之后，1931年7月之前。

13.吉林省

1929年9月，吉林县改名永吉县、同宾县改名延寿县、绥远县改名抚远县。（《通史·民国卷》第468—464页）

图上有永吉、延寿和抚远，因此，吉林省图所反映的政区断限为1929年9月之后，1933年3月之前。

14.江苏省

1928年11月置苏州市，1930年4月23日，撤销苏州市并入吴县。1931年6月，上海县治所迁移至北桥镇。（《通史·民国卷》第159—160页）

图上并无标注苏州市，但《中华民国新地图》不载省辖市，因此无法以此作为判定依据。图上上海县治所尚未迁移至北桥镇，据此判定江苏省图所反映的政区时间下限为1931年6月。

15.江西省

《简表》载有“婺源、光泽”[24]。

1928年8月，定南县治所迁移至下历。（《通史·民国卷》第193页）

由图可知，定南县治所并未标注在下历，由此判定江西省图所反映的政区时间下限应为1928年8月。

16.辽宁省

1929年6月，改兴京县为新宾县。1929年7月，国民政府批准将清源县改为清原县。1929年7月，改金川设治局为金川县。（《通史·民国卷》第454—459页）

图上载有新宾、清原和金川三县，因此辽宁省图所反映的政区断限为1929年7月之后，1933年3月之前。

17.宁夏省

《中华民国新地图》载有“定远营、陶乐、紫湖、居延”，《简表》载有“中宁、陶乐设治局、紫湖设治局、居延设治局”。

1932年宁朔县治所迁移至王洪堡。1933年12月，分中卫县置中宁县。（《通史·民国卷》第420—422页）

由图可知，宁朔县治已从宁夏省城迁出，中卫县尚未分置中宁县。故宁夏省图所反映的政区断限为1932年之后，1933年3月之前。定远营为阿拉善厄鲁特旗旗府驻地，在民国时期并非作为县治，图上误载。紫湖设治局、居延设治局内政部虽已批准设置，但实际可能并未设治（《通史·民国卷》第422页），故而图上在注记上加了“？”，但治所符号用的是普通县治，误。关于陶乐设治局，宁夏、绥远两省有争议（《通史·民国卷》第422页），但治所符号用的是普通县治，误。

18.青海省

《中华民国新地图》载有“巴燕”，《简表》载有“化隆、囊谦、同德、共和”。

自1928年青海设省之后，县级政区多有变动。1928年2月，置玉树县；1928年3月，改巴戎县为巴燕县，1931年6月改名为化隆县；1929年7月置亹源县、共和县；1929年8月置同仁县；1930年4月置民和县（治上川口，同年12月移治古鄯驿，1933年12月，移治上川口）；1930年8月置互助县；1930年11月置都兰县（1931年10月迁治希里沟）。[25]1933年12月置囊谦县；1935年5月置同德县。（《通史·民国卷》第424—429页）

首先，由巴燕县的政区名称变更可知，青海省图政区断限为1928年3月之后，1931年6月之前。其次，图上民和县治所标注在古鄯堡，则时间应在1930年12月之后，1933年12月之前。综上，青海省图所反映的政区断限应为1930年12月之后，1931年6月之前。另，共和县与亹源县、同仁县同为1929年置，1931年3月国民政府批准，然图上有亹源县、同仁县而无共和县，应判定为失载。

19.热河省

《中华民国新地图》载有“天山、凌南、宁城、天宝山设治局、林东设治局”，《简表》载有“林东、天山设治局”。

1928年9月热河设省，1933年2月热河沦陷。这期间县级政区多有调整，主要有：1930年，绥东县治所由库伦街迁移至八仙筒。1931年，析赤峰县置全宁设治局，同年改县，次年裁。1931年9月，围场县治所由克勒沟迁移至锥子山镇。1931年，析平泉县置大宁设治局，同年12月改为宁城设治局。1931年，析朝阳、凌源两县置凌南设治局。宁城、凌南两设治局迟至1947年才改县，而图上治所符号标注为县，误。1931年，天山设治局治所由昆都迁移至查布杆庙，1947年改县，图上治所符号标注为县，误。1932年8月，林东设治局改为林东县。（《通史·民国卷》第447—449页）

根据图面信息，绥东县治所还在库伦街；无全宁；有宁城县及凌南县；天山县治所尚未迁移至查布杆庙；根据治所图例，林东标注为设治局。围场县内标注了两个治所，即围场和天宝山[26]。综上所述，由宁城的标注可知图上信息不得早于1931年12月，由林东未称县可知图上信息不得晚于1932年8月。然图上绥东和天山的治所迁移信息与实际不符。故而，热河省图政区信息并不严谨，如以县级政区名称断限，则为1931年12月之后，1932年8月之前。

20.山东省

《简表》载有“济南市”。

1931年3月，析濮县地置鄄城县。（《通史·民国卷》第365页）

图上已绘出鄄城县，由此可知，山东省图所反映的政区断限为1931年3月之后，1933年3月之前。

21.山西省

民国前期，山西省县级政区几乎无大变动，因此，山西省图所反映的政区时间下限为1933年3月。

22.陕西省

1929年2月，析朝邑、华阴两县地置平民县。1930年，永寿县治所迁移至监军镇。（《通史·民国卷》第399—400页）

由图观之，平民县已设治，永寿县治所并未标注在监军镇。由于无其他重要的政区变动信息可资参照，因此，陕西省图所反映的政区断限为1929年2月之后，1930年永寿县治所迁移之前。[27]

23.四川省

《简表》载有“成都市、金汤设治局”。

1932年6月，析宝兴县置金汤设治局。（《通史·民国卷》第251页）

图上并未标注金汤设治局，因此，四川省图所反映的政区时间下限应为1932年6月之前。

24.绥远省

《简表》载有“包头市”。

1925年7月置大佘太设治局，1931年6月改名为安北设治局。1933年4月，国民政府核准设立包头市。（《通史·民国卷》第434页）

图上载有安北设治局，因此绥远省图所反映的政区断限为1931年6月之后，1933年3月之前。

25.西康省

《中华民国新地图》载有“贡噶”。

据《川边各县舆地图·西康各县总图》有县治贡噶，然《川边各县舆地图·稻城全图》则贡噶属于稻城县，并非县治。且分图中并无单独的贡噶县全图。[28]1935年出版之《西康省分县新图》上贡噶并非县治，为稻城县境内一地名。[29]《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卷》认为有两说，一是1913年3月置贡噶县，然旋置旋废。二是贡噶并未置县。（《通史·民国卷》第246页）[30]

综合判断，西康省图所反映的政区时间下限为1933年3月，贡噶并非县治。

26.新疆省

《中华民国新地图》载有“库尔勒、乌鲁克恰提、七角井、托克逊、鲁克沁、耳里匮”，《简表》载有“巩留、托克苏、和什托洛盖设治局、赛图拉设治局、库尔勒设治局、七角井设治局、乌鲁克恰提设治局、托克逊设治局”。

1930年10月新疆增设柯坪、阿瓦提、哈巴河、吉木乃、托克苏5县以及七角井、托克逊、乌鲁克恰提、和什托洛盖、赛图拉5设治局。1932年3月，析伊宁县置巩留县。（《通史·民国卷》第491—503页）1930年新设5县5设治局中，新疆省图失载托克苏县、和什托洛盖设治局和赛图拉设治局，1932年新设之巩留县未载。故而，新疆省图政区断限应为1930年10月之后，1932年3月之前。库尔勒、乌鲁克恰提、七角井、托克逊四设治局治所误标为县。托克苏县、和什托洛盖设治局和赛图拉设治局失载。鲁克沁为清代额敏和卓王府所在地，并非县治。耳里匮实际并未设立。[31]

27.云南省

《中华民国新地图》载有“普文、阿迷、苴却[32]、黎、永北[33]、永宁[34]、五福、威信[35]、猛丁行政区[36]、金河行政区[37]、芒遮板行政区、猛卯行政区、盏达行政区、知子罗行政区、上帕行政区、菖蒲桶行政区、临江行政区、陇川行政区、泸水行政区、干崖行政区、阿墩子行政区、靖边行政区、河口[38]”，《简表》载有“昆明市、永胜、屏边、华宁、开远、蒙化、南峤、碧江设治局、德钦设治局、福贡设治局、贡山设治局、莲山设治局、梁河设治局、龙武设治局、潞西设治局、宁江设治局、瑞丽设治局、砚山设治局、盈江设治局、陇川设治局、泸水设治局”。

云南省县级政区在1930年前后变动剧烈，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新置县或设治局，二是县改名。主要变动记录如下：1929年11月，置永仁、曲溪、双江、西畴4县，东川县改名会泽县，云南县改祥云县，广西县改名泸西县，改嶍蛾县为峨山县。1929年12月，置普文（1932年9月撤销）、佛海、车里、镇越、江城、五福（1934年2月改名南峤县）6县。1931年12月，改阿迷县为开远县，改黎县为华宁县。1932年，以泸水行政区置泸水设治局、以陇川行政区置陇川设治局、以猛卯行政区置瑞丽设治局，以菖蒲桶行政区之贡山设治局、以盏达行政区置莲山设治局，以干崖行政区置盈江设治局，以芒遮板行政区置潞西县，以知子罗行政区置碧江设治局，以上帕行政区置福贡设治局，以阿墩子行政区置德钦设治局，以临江行政区置宁江设治局，分石屏县置龙武设治局，分腾冲县置梁河设治局。1933年2月，改靖边行政区为屏边县。1933年6月，置砚山设治局。（《通史·民国卷》第303—318页）

根据阿迷、黎两县名称的变化，可以确定政区时限不晚于1931年12月，由普文、佛海、车里、镇越、江城、五福5新县可知政区时限不早于1929年12月。基于此，云南省图所反映的政区断限为1929年12月之后，1931年12月之前。图上标绘河口对汛督办而未标麻栗坡对汛督办，判断为失载。

28.浙江省

《简表》载有“杭州市”。

1930年前后浙江省县级政区无大变化，唯1927年分杭县置杭州市，分鄞县置宁波市。（《通史·民国卷》第169—174页）对于市，《中华民国新地图》并未有特别的标注，故而不足以作为判定依据。因此，浙江省图所反映的政区时间下限为1933年3月。

29.蒙古地方

《中华民国新地图》载有“加达、科布多、库伦、乌兰固木、乌里雅苏台”。

《简表》并未载蒙古地方的行政区域状况。从图例符号看，库伦以省会符号标注，其余四处以县治符号标注。

由于无其他可资参照的政区设置信息，故蒙古地方图所反映的政区时间下限为1933年3月。

30.西藏地方

《中华民国新地图》载有“碟穆绰克、定结、定日、噶大克、冈马、吉隆、江孜、拉萨、罗多克、日喀则、荣哈、萨噶、萨迦、善和、特拉多穆、西泥沙、协噶尔、亚东、札伦、札锡冈”。

《简表》并未载西藏地方的行政区域状况。从图例符号看，拉萨以省会符号标注，其余宗驻地以县治符号标注。

由于无其他可资参照的政区设置信息，故西藏地方图所反映的政区时间下限为1933年3月。

五、

时间截面政区数据库的修正

将上一节各省区图所反映的政区断限信息进行汇总，即可得到表4和表5。

表4　《中华民国新地图》各省区图所反映的政区断限

注：表格的时间以月为单位，跨度为1928年7月至图集完稿的1933年3月。

表5　《中华民国新地图》政区信息错漏一览表

由表4可以看出，这套地图在时间断限方面基本做到了编者“反映现行行政区划”的目标，各省图所体现的政区断限基本与图集的出版过程相一致，整个图集政区时间断限都集中在1928—1933年。

进一步检讨《中华民国新地图》在政区信息绘制上的错漏之处。在省级行政单位的标注方面，存在四个问题：一是在内政部对蒙古地方的正式名称为蒙古，而图上标注为外蒙古；二是漏绘上海、青岛和西京三个院辖市，尤其是漏绘上海特别市可谓较大失误；三是漏绘威海卫行政区和东省特别行政区，误标琼崖特别行政区；四是未标示广西省省会[39]。所以在省级政区层面，这套地图错漏较为严重。在县级行政单位的标注方面，也存在四个问题：一是漏载10个省辖市；二是漏载2县、2设治局、1对汛督办；三是误载7个县级行政单位；四是10个县级治所符号绘制有误，将设治局标注成正式的县。

将上述省县两级行政单位的错漏信息在Arcgis系统中进行修正，便得到了信息准确的《中华民国新地图》政区数据库，但是该数据库有一个缺点，就是时间断限并非是同一年，而是一个时间段，即1928—1933年间。为此还需更进一步将该数据库修订至同一个年份。

根据表4各省区政区信息的时间断限，最优方案是选择1931年底作为政区数据库的时间截面。在该方案下，只需将广东、广西、黑龙江、湖南、江苏、江西、青海、陕西8个省份1931年之前的政区变动信息补充进数据库即可，相比其他年份工作量最小（表6）。

表6　各省增补政区信息汇总表

结论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发现，只要以高质量的旧地图为基础，完全可以用数字化的方式来构建时间截面描述法的政区数据库。

李孝聪先生曾指出：“关于古地图的研究，应该加强对现存古地图的分类整理与研究，将古地图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工作，更需要加强和深入。利用古地图研究中国行政区划的演变，中国的边疆问题，中国的海疆问题，复原中国历代道路和城市结构，特别是有关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容，亟待分析阐述。……此外，近年来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应用逐渐广泛，如何利用GIS推进古地图的整理与研究，需要地理学者和历史地理学者进一步做细致踏实的工作，期待这项工作取得进展。”[40]

利用古旧地图来建构政区数据库是一项跨学科的综合性工作，这一工作可以分解为几个步骤。首先是地图学，即将地图上的各项信息研究透彻，包括地图的绘制时间（既要搞清楚地图绘制的时间，也要搞清楚图上信息所表达的时间），地图的作者，绘制的背景、目的、用途，地图绘制的技术标准（投影、坐标系、经纬度）等。其次是利用GIS建立数据库，对地图扫描、配准之后提取相关信息，如边界、治所、聚落、河流、交通等。再次是历史政区地理研究，也就是一旦发现地图上的地理信息并非同一个时间截面，就需要利用历史政区地理的理论和方法，对相关信息进行查漏补缺，使其统一到同一个时间截面。通过以上三个步骤之后建成的政区地理数据库便构成了某个时间截面的时空框架，成为下一步研究的基础性数据。

由于民国时期中国的疆域广大，各个省区发展又极不平衡，客观上造成了各省的测绘数据积累也相差很大。体现在地图上，就是各省的地理信息在地图上的展现质量良莠不齐。《中华民国新地图》已经是民国时期国人编绘的最高质量的民用地图，但依然不能保证时间断限一致，也无法避免错绘、漏绘的情况发生。但是以省为单位或者其他小区域，则很有可能依靠高质量的地图直接建构时间截面数据库，比如东部几个省份，无论是政府层面的军用地形图测绘还是民营地图出版机构的民用图绘制都有非常深厚的传统，地理信息数据积累丰富、准确且更新迅速，完全可以以之为基础构建起多个时间截面的政区数据，为将来以生存期记录描述法建设时间序列政区数据提供坚实的资料基础。

注释（滑动以查看全部）

[1]周振鹤主编，周振鹤、李晓杰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先秦卷》（第2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5—46页。

[2]葛剑雄：《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到现代》，《历史地理》第1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满志敏：《走进数字化：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历史地理》第18辑，第12—22页。

[3]周振鹤主编，傅林祥、郑宝恒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卢美松主编：《福建省历史地图集》，福建省地图出版社2004年版；蓝勇等主编：《重庆历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17年版；潍坊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辑：《潍坊市历史地图集》，中国航海图书出版社1988年版；莱阳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编：《莱阳县历史地图集》，莱阳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1986年刊印。

[5]徐建平：《GIS支撑下的中国县级政区沿革基础数据（1912—2015）——以甘肃省为例》，《历史地理》第3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57—268页。

[6]韩昭庆：《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数字化及意义》，《清史研究》2016年第4期；韩昭庆、李乐乐：《康熙<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十三排图>中广西地区测绘内容的比较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7]廖克：《中国古代地图的历史与近现代地图学的发展》，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科学技术史研究六十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论文选》第2卷《地学史·生物学史·医学史·农学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38页。

[8]史量才：《中华民国新地图序》，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主编：《中华民国新地图》，上海申报馆1934年版，第1—2页。

[9]卢良志：《中国地图发展史》，星球地图出版社2012年版，第240—241页。杨浪在其科普性的著作中介绍了申报地图的编制过程，给予“中国地图出版的里程碑”的评价，并且从四个方面指出了申报地图的重大意义，这四方面的内容与卢良志书中所提到的五点内容基本相同。从两书出版的时间看，似乎是卢良志沿用了杨浪的说法。见杨浪：《地图的发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8—116页。持相似评价的还有徐红燕、段怡春、马伯永：《地质调查所在中国地图学史上的重要贡献——以<申报>地图为例》，《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08年第6期。

[10]翁文灏：《中华民国新地图序》，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主编：《中华民国新地图》，第2页。

[11]县级政区多边形数据提取有相当大的难度，主要是图上标注得不是很清晰，很多地方与道路、河流混杂，难以区分。至于县以下市镇点数据的提取，根据图集所附地名索引，有35000条左右，这批地名非常重要，可以做成带有时空信息的民国时期地名数据库，由于此项工作与本文主旨关系不大，因此留待后续研究。

[12]大多数省会城市也是附郭县的县城，因此在县级治所图层中仍需采集省会数据。

[13]曾世英：《中华民国新地图编纂例言》，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主编：《中华民国新地图》，第6页。

[14]内政部的全国政区信息来自各省的上报以及本部门的调查统计，所以也会出现信息更新不及时甚至错漏的情况，见周振鹤主编，傅林祥、郑宝恒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卷》，第78页。

[15]内政部编印：《全国行政区域简表》，1934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一二（2），案卷号：2622。

[16]《中华民国时期省级政区变迁表》1933年的数据中，河北省遗漏天津市，湖北省遗漏汉口市，福建省遗漏厦门市，四川省多重庆市。故而实际省辖市应为11个。

[17]由于该工作必须有完整的县级政区名录做参照，而内政部定期公布的《全国行政区域简表》并非每期都列出各省所辖县级政区名目，故而只能以搜集到的年代最为接近的1935年的《全国行政区域简表》作为参照，见内政部总务司编：《内政公报》1935年第18卷第17期。

[18]以下各省区政区详细断限中，沿革论据依《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卷》者不一一出注，仅将页码括于其后。

[19]1929年，由全县西延区、长万区析置，治西延镇（今广西资源县驻地大合镇）。1936年撤销，与兴安县北部的车田、寻源两乡合置资源县，以地处资江上源得名，驻地未变。因此，《简表》缺载西延县。

[20]《简表》中有马平县而无柳州县，误。

[21]道真、金山、纳雍三县虽批准设县，但限于政局实际并未成立，直到1941年7月才正式成立。《内政年鉴》所载应是以国民政府的批准为准。

[22]安龙和三穗两县，属于省政府先批准，地方实际已改名，国民政府后追认。故而，无法判定《中华民国新地图》是据实际绘图还是国民政府批准为准。同样，因《中华民国新地图》未绘制省辖市，故贵阳市无法作为判定依据。

[23]《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卷》认为都山设治局成立于1933年8月。据县志，都山设治局成立于1931年2月13日，参见《青龙满族自治县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据1931年1月12日辽宁省政府训令中已确载成立设治局以及设治委员等信息，参见《辽宁省政府公报》1931年第12期。此处设治日期据县志所载。

[24]1934年7月，安徽省婺源县改隶江西省，福建省光泽县改隶江西省。

[25]1931年3月国民政府正式批准上述置县申请。

[26]《中华民国新地图》第16图（主体表现热河省政区）天宝山标注方式不同于普通县治。然而第48图（主体表现蒙古区域）天宝山标注为普通地名，因此天宝山治所符号有误。

[27]永寿县治所迁移的具体日期待考。

[28]川康边政训练所制：《川边各县舆地图》，1928年3月。

[29]《西康省分县新图》，武昌亚新地学社，1935年8月。

[30]今《稻城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对于贡噶设县一事亦无记载。

[31]《测量公报》1931年第14期。

[32]1929年11月，析大姚县之苴却地方置永仁县，县治驻仁和街（《通史·民国卷》第315页）。云南省图上已标注永仁县，但是县境之内仍然标注苴却为县治，疑误载。

[33]1934年2月改名永胜县（《通史·民国卷》第312页）。

[34]1936年9月，撤销永北县宁蒗县佐改设宁蒗设治局，之前该区域属清代永宁土知府和蒗蕖土知州（凌永忠：《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地区特殊过渡型政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8页）。因此，云南省图之永宁县治应为误载。

[35]1932年由威信行政区改设威信设治局，1934年改威信县（凌永忠：《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地区特殊过渡型政区研究》，第198页）。照理，此时威信治所图例应标注为行政区，然由图上标注为普通县图例，疑有误。

[36]据凌永忠的研究，猛丁行政区1932年改为平河设治局，1936年7月，与金河设治局合并改置金平县（凌永忠：《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地区特殊过渡型政区研究》，第200页）。因此，此设治局《全国行政区域简表》失载。

[37]1936年7月，金河设治局与平河设治局合并改置金平县（凌永忠：《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地区特殊过渡型政区研究》，第200页）。因此，此设治局《全国行政区域简表》失载。

[38]此处河口应为对汛督办特别区，且图上麻栗坡对汛督办特别区失载（凌永忠：《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地区特殊过渡型政区研究》，第111—122页）。

[39]民国时期广西省会在邕宁（南宁）和桂林之间摇摆不定，这可能也是《中华民国新地图》未明确标示省会的原因。根据内政部公布的《简表》，广西省会为邕宁。

[40]李孝聪：《文以载道图以明志——古地图研究随笔》，《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4期。

编 辑：张端成

审 核：杨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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