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 | 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

史念海先生诞辰110周年

史念海先生（1912—2001），山西平陆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生前曾任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唐史研究所所长、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等职，曾任《历史地理》副主编、顾问。为缅怀史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本刊的贡献，表达对先生的崇高敬意，本刊公众号将陆续推出先生在《历史地理》上发表的文章，谨此纪念。

史念海先生

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

史念海

（原载于《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33页）

黄土高原的形成远在有史以前。自形成之后，自然的作用仍在不断演变之中。有了人类从事生产的活动，在自然的作用之外，又复增加了人为的作用。这就更促使黄土高原的面貌不时有所改变。迄至现在，若干地区已经有了明显的差异，甚或和原来的面貌迥然不同。

黄土高原既有农业，又有牧业，也曾有过广大的林区。追溯历史渊源，这里的农林牧分布的地区因时因地也不断有所变迁，显出若干差异。这些变迁和差异都会影响到黄土高原的面貌。如何充分利用土地，多得收益，而又能减缓黄土高原的变迁，在当前已经是一个不能再为忽视的问题。

黄土高原主要位于黄河中游，也涉及到其他一些流域。包括秦岭及关中平原以北，长城以南，洮河及乌鞘岭以东，太行山以西各地，也就是说包括甘肃省东部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大部，陕西省北部，山西全省和河南省的西北部。也有把关中平原以及鄂尔多斯高原和阴山山脉以南的地区都包括在内的。本文论述的重点仅以陇东、陕北和晋西北为限。因为这些地区黄土高原的变迁最为明显，农林牧的分布也亟待有以调整。其他各处虽亦皆在黄土高原，有的地区变迁并非十分明显，有的农牧各业仍较发达，无须改弦更张，所以皆存而不论。为了行文方便起见，仍沿用黄土高原这一广泛的名称。

一

历史时期初期黄土高原的面貌

探索黄土高原的本来面貌，不必远溯于洪荒远古。就在进入历史时期的初期，已经显得和现在有很大的差异。在历史时期以前，黄土高原上早已形成许多山脉。这些山脉自西徂东，则有渭河中游以北的陇山和泾河源头的六盘山，又有陕甘两省间的子午岭，山陕之间黄河西侧有黄龙山，东侧又有吕梁山，汾河以东耸峙着太岳山，而更东的太行山则是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的天然分界线。其中的陇山和太行山都以地势高峻著名。陇山在关中平原西部，地高山险，行旅倍感艰辛。陇头流水呜咽，也容易引起旅人的乡思。太行山蜿蜒千里，其上仅有八陉较易通行，因而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间的交通也多受到限制。陕北的横山，晋北的恒山，都是黄土高原北部的大山，而横山以北不远处就是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南部的大山，则甘肃境内有西秦岭，山西南部有中条、王屋、析城诸山。西秦岭为长江黄河间的分水岭，王屋和析城之南就是沁阳盆地，关中北部的九嵕和嵯峨诸山，较之中条、王屋，是难以相互匹敌的，但越过这些山就不复再是关中平原了。

说到黄土高原的大川，那时自然早已是黄河及其重要的支流了。黄河贯穿黄土高原，它的支流则分布到黄土高原各处。渭河、洛河、汾河和沁河都是黄河较大的支流，而渭河的支流泾河也不能说是一条小河。这当然不是说在黄土高原上所有大小各条河流，同样都在历史时期初期已经有了。因为有些较小的河流的形成应该远在以后的年月，当时可能还没有任何的迹象。现在黄土高原上是没有湖泊的。但在历史时期，汾河中游的昭余祁[1]和陇山之上的弦蒲薮，以及六盘山东的朝那湫池[2]、沁河流域的濩泽[3]，都曾经有过名声。

黄河在黄土高原上大都流经峡谷之中，河谷较为窄狭。它的各支流所流经的地区虽不尽是山地，两侧却往往是黄土高崖，所以河谷也都不甚宽绰。譬如今山西柳林县孟门公社，本是唐时的孟门镇[4]，现在地名未改，故镇早已坠于河中，可知当时这里黄河河谷还是很窄的。汾河流经山西灵石县城，由于夹处群山之中，唐时当地河谷仅宽三丈[5]，历史时期初期可能还要更窄些。那时不仅河谷窄，而且河床也较浅。内蒙古和山陕两省之间的一段黄河河床，就较现在高四十至七十米[6]。其他河段虽尚难以确知历史时期河谷的深度，然以较后的材料为证，仍可推知当时河谷并非过深。唐时潼关的黄河河床较之现在高二十米，宋时府谷的黄河河床较之现在高十四米[7]。唐宋时期尚且如此，历史时期初期当然更是相当浅的。同样的情形也见于黄河的诸支流。秦及西汉前期，泾河下游郑国渠口的河床较现在高十米以上，洛河下游龙首渠口的河床较现在高十四米。无庸细证，历史时期初期，这两处的河床也一定会更浅的。

黄土高原还有许多的原。原是黄土高原上的特殊地形。这是地势高亢而上面比较平坦的地方。和这里的高山大川一样，原的形成也很早。原的分布实际上并不限于黄土高原。据说在两千多年前，现在江西省北部就曾经有过一个敷浅原，在今山东省西南部还曾经有一个东原[8]。当然黄河中游各处的原更多，周王朝据以兴起的周原，就在关中平原西部的渭河以北。阴山山脉之下在战国后期已经有了一个以“九原”为名的地方[9]。秦时更据以设立九原郡[10]。古人以“九”表示多数，则哪里的原应该也是很多的。不过更多的原却都分布在黄土高原之上。

那时黄土高原上的原都是比较大的。原面既然广大，原的数目就显得较少，这是和现在不一样的。那时的原究竟广大到什么程度，由于没有详细记载，不易得窥全豹。譬如说，西周时曾有一个大原，是当时周人和严允的战地[11]。大原在哪里？自来有不同的说法。既然以“大原”为名，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原了。现在已知周王朝发祥地周原的范围，就可以互相比较。那时的周原相当于现在陕西省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四县的大部分，兼有眉县、乾县、永寿三县的小部分。一个原涉及现在七个县境，应该说是不小了。“大原”可能比这个周原还要大。有人认为大原在六盘山东泾河上游。唐朝在那里设置过一个原州，就是以这个大原命名的。显得当时这里的原还确实是不小的，今庆阳县西峰镇的所在成为董志原。董志原就是唐时的彭原。据唐时记载，彭原东西宽六十里，南北长八十一里[12]。这个数字远比现在为大。董志原南接大昌原。大昌原的名称至迟在北宋时已经有了[13]。大昌原和董志原中间并无明确的分界线，本来应该是一个原。这是经过长期侵蚀已经缩小了的原。往上推到历史时期初期，应该还要广大些。这样大面积的原还可以举出许多。由于那时原都是相当广大，沟壑就相应的稀少，有的地方甚至还无所谓沟壑。沟壑稀少或者没有沟壑，这也是历史时期初期黄土高原地形的一个特点。

历史时期初期黄土高原的气候一般还是比较湿润的，至少不似现在这样的干旱。气候能够湿润，降水次数的多寡和降水量的大小，应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古代文献也曾有过关于这个地区降水的记载，却远非齐备。有的地方甚至长期都是空白，根本没有任何记载。依据这样并非齐备的记载，而欲得出具体的规律，似乎还嫌过早。至于历史时期初期，就是这样不齐备的记载也是不能轻易得到的。这里之所以说那时的气候一般还是比较湿润的，是根据考古资料和当时黄土高原森林的众多推知的。关于当时黄土高原森林的情况，后文将另行提到。森林能涵蓄水分，林间能保持一定的湿度。这已是一般习知的常理。那时这些地方能够有这么多的森林，就足以证明当时黄土高原的气候是比较湿润的。

是不是黄土高原的气温在历史时期初期也和现在不同？这就难得一概而论。当前气候学家已经证明由新石器时代以迄春秋战国之时，关中的温度高于现代[14]。就是迟至唐代，关中各地尚有梅花[15]。足证那时的气候确实较现在为温暖。关中平原北倚黄土高原，不能说其间没有任何的影响。可是也不能因此就说由于关中平原气候在那时较为温暖，黄土高原一定会有同样的情形。因为黄土高原地高气寒，其间还是免不了有所差别的。不过这里应该顺便提及，古代文献上确实也曾有过与现在不同的记载。成书于春秋或战国时的《山海经》就曾记载着六盘山上和横山附近的棕树[16]。现在的棕树多种于秦岭以南，关中平原仅作为观赏树种，冬季犹须善为保护，始不至于冻死。六盘山和横山皆远在关中平原之北，如何能有这样的树种，而且还是山间野生的？古代记载简略，难知所说的棕树的品种。如果能确定它和秦岭以南棕树的品种相同，就可能得出那时黄土高原气候较为温暖的结论，希望气象学家对此多所致力。

这里所论述的，只是对历史时期初期黄土高原的面貌作了初步的复原。虽是初步的复原，已显示出和现在迥不相同。

二

黄土高原农林牧分布地区的演变

历史时期初期，黄土高原分布着广大的森林，森林之间，间杂着草原，应该说是属于森林草原地带。如果说有草原地带的话，这就可能限于子午岭北段以西以及六盘山的东西两侧，也就是甘肃庆阳、环县向西至于靖远的黄河岸上。这一点是和现在不完全相同的。

那时农业虽已有所发展，但农业地区所占的比例却相当微小，不能和森林草原相比拟。随着岁月的转移，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地区就逐渐扩大。中间经过几度的变化，农牧迭占较为重要的地位，可是后来农业还是超过了牧业，而森林地区更显得缩小，几乎到了无足轻重的地位。

历史时期初期，黄土高原的森林地区相当广大。所有的山地几乎无处没有森林。尤其是吕梁山区更显得突出。直到现在，这座山上的森林犹为黄河中游重要的林区。那时的森林地区不仅限于山地，山下原野也都有所繁殖生长。渭河中上游的森林直到隋唐时还保持着一定的规模。尤其值得称道的，则是现在所谓干旱地带，历史时期都长期为森林繁茂的地区。现在山西岢岚、五寨诸县，正当芦芽、岢岚诸山之下。这些山皆是吕梁山的支脉。和吕梁山一样，这些山上的森林也是早就有名的。不仅这几处山上，就是吕梁山脉以西直抵山陕峡谷中的黄河岸边，也都曾经是著名的森林地区。五寨、岢岚之西的保德、河曲、偏关诸县，当然也曾经是森林地区了。这里的森林地区向北扩展，隔着黄河正和鄂尔多斯高原东部的森林地区遥遥相望。陕西北部的横山山脉，北宋时柏林犹相当众多。子午岭北端和横山山脉相连。子午岭南部和中部，现在仍为森林地区。可是历史时期，北段也不是没有森林的。子午岭以西，有关森林的记载较少。可是六盘山和屈吴山就曾经有过颇具规模的森林地区。至于其他各处就不必一一论列了。这都是有确实记载的[17]。不能因为这些地方没有森林，而认为历史时期也就根本没有。如果不能把这些有关的记载一一否定，就不应该不承认这样的具体事实。

黄土高原是一个农牧兼宜的地区，广大的草原诚然是适于畜牧业的发展，为游牧民族繁殖牲畜的良好地区。可是农业民族来到这个地区，就必然会改造草原为农田，使之成为农业地区。由于历史时期国内民族的矛盾和冲突，这个农牧兼宜的地区为农为牧，曾经有过几次大的改变。其中由牧区转为农区，先后共有三次，第一次是由战国后期至于秦汉王朝，第二次是隋唐时期，第三次则是明清以来。在一、二两次之间，这里又恢复到游牧地区。当时游牧地区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有了扩大，远远超出于黄土高原之外。在二、三两次之间，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参差并存。虽是并存，游牧地区仍稍逊于农业地区。由于这里是农牧兼宜的地区，如欲在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之间明确标出一条界线，那将不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可是以人为的原因加以区别，也并不是没有的。一些王朝所修筑的长城就是其中的一端。战国后期秦国所修的长城乃是这些人为的农牧地区分界线中最南的一条。这条长城西南起于今甘肃岷县，而东北至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黄河岸边。中间经过六盘山和子午岭间的固原、环县等县，并沿横山山脉趋向东北。最北一条的农收地区的分界线，乃在贺兰山和阴山山脉之上，这里主要是秦汉两个王朝的长城。这条长城已超出本文论述范围之外，不在涉及之列。迄今犹明显存在的，则是明代的长城。虽然有这样的一些分界线，并不能就此截然把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分开。战国后期的秦长城没有维持好久。明长城在明代也曾起过最为显著的作用，明代以后，特别是清代后期，已经不能成为一条农牧的分界线了。至于森林地区的破坏虽不尽由于农业地区的扩大，但森林受到破坏后，无人从事恢复更新，原来的林地就不免被开垦成为农田。

由战国后期到秦汉王朝，为了改变这里的游牧地区为农业地区，曾经费了很大的力量。累次大量向这里迁徙人口，就是这种措施的一种。最多的一次是在汉武帝的中叶，共迁徙了七十余万口。这次迁徙不完全都是去到一个地区，但黄土高原所容纳的应该不是少数[18]。虽然如此，黄土高原农业地区的扩大并不都完全一律。陇东和陕北在那时还有相当数量的畜牧业，当地所产的马匹曾经有名于世。西汉王朝就在这里设有不少养马的苑[19]，那里的人又多以射猎为俗[20]，当是养马已经成风，而陇东各地较之陕北尤为兴盛。陇东的绝大部分土地于汉时属凉州。“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明见于当时的记载[21]，可以为证。东汉初年，马援以家计不充，亦尝就边郡从事田牧[22]，流风余烈还未稍替。至于晋西北各处，在那时农业地区也不会过于广大，这是由于当地设县较少，人口不多[23]，也由于森林地区相当普遍[24]，土地多未开垦。尤其重要的是当地运出的货物多为马、牛、羊、旃裘、筋角之属的畜产品[25]，分明还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

黄土地区的第二次大规模改牧为农，是在隋唐时期。隋代承北朝之后，黄土高原的游牧余风尚存[26]，不过已不占主要的地位，因为这里居住的稽胡部落，也已知道耕种田地，而不再以畜牧为主业[27]。唐代颇重视养马。养马地区最初只是渭河上游和六盘山东西[28]，其后扩展于泾河中游，再后到了今山西的芦芽、云中两山之间[29]。地区虽然不小，养马数额究竟还是有一定的限度，在畜牧业中所占的比例也不算很大。今陕西宁夏两省区和内蒙古伊克昭盟西南部毗邻的一些地方，唐时曾设有六胡州[30]。所设的既是“胡州”，自然保存着游牧的习俗。

除过这样一些游牧地区和杂有从事畜牧业的地区以外，隋唐时期在黄土高原开辟的农业地区是相当广大的。这是当时王朝治国的方略，而当地官吏以及驻军将帅也都积极加以推广。如毕諴之在邠州[31]，李元谅[32]、杨元卿[33]、裴识[34]、周宝[35]等之在泾州，皆有相当的树绩。唐代以州为地方一级区划，黄土高原上的州治就有三十余处，州治乃一方都会，为人口所聚集，所需要的粮食自较州内他地为多，州治附近的农田亩数也相应地增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今山西西部黄河和汾河之间，西汉时，这里还多森林，人口不多，设县只有几处。可是到了唐代，就设了七个州[36]。尤其是壶口东侧，昕水河和清水河流域就设了隰州(今隰县)和慈州(今吉县)及其所属的十一个县[37]。较之现在还要多出四个县。当时的垦田数可能比现在为多。可是今山西西北部偏关、河曲、保德、五寨等处，当时还没有设置过一个县。事实证明，这几个县在唐时森林仍然是很多的。垦田有限，人口稀少，就没有设县的必要。

第三次的改变应该从明初数起，明代的长城实际上成了一条人为的农牧地区分界线。明代的版图虽较之秦汉和隋唐为窄狭，对于农田的开垦却远较秦汉和隋唐为宽广。自明初起，即重视屯田，据说，当时，“屯田遍天下，而西北为最。开屯之例，军以十分为率，以七分守城，三分屯种[38]。”不仅派遣军士电垦，民间也许开垦。而当时推行的开中法，更促进农业地区的扩大。当时盐利至大，盐商欲获准贩卖，须先输粮边地，然后才能至盐仓取盐。盐商由远地运粮，殊多不便，故纷纷趋集边地，就地开垦种植，就地缴纳粮食。明代北陲设九边镇，黄土高原上有延绥(榆林)、太原、固原三镇。这样军、民、盐商皆麕集开垦，地方官吏和驻军将帅又从而督责倡导，詹荣[39]和周尚文[40]先后皆在大同开垦，获有声誉。其他各地也都差相仿佛。这样上下相习，蔚成风气，最后就几于无地不垦了。甚至在崇山峻岭之中，也“即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垦”[41]。农业地区的扩大几乎使当地的畜收地区和森林地区都无所附丽了。明代虽也设苑马寺，养马之地仅限于六盘山东西固原、会宁等地和陕西西北隅的定边、靖边诸县[42]，实已无足轻重了。清代末年，农业地区又越过明长城，向北伸延，长城以南就更说不上有多少游牧地区了。

在黄上高原改牧为农，扩大农业地区的几个时期中，一般都是采取广种薄收的耕作方式，这种粗放的经营，收益必然有限，所收获的粮食最多只能满足当地的需要，殆少有向外运输的可能。

秦汉时期，黄土高原经营农业的成效并不十分显著。当时西北边防最为重要，而阴山山脉尤为设防要地。秦代防边所需要的军糈并不就近取之于黄土高原的农业地区，而要仰给于由今山东半岛转输来的漕粮[43]。西汉时这样的负担并没有减轻，还有劳于中央王朝大农的调剂[44]。为了开辟这样新的农业地区，秦汉王朝都是一项过重的负担。所有初徙到这里的移民的衣食住所诸问题，都需要予以解决，直至能够自给的时候[45]。这里还应该注意，至少汉时有过这样一条规定，就是徙到边地的人不能私自迁回内地[46]。当时设在黄土高原的一些郡都近于边地，应在这条规定之内。西汉时大举徙民实边，已在汉武帝中叶前后，边警近于稍息，边民思归，当不完全为了逃避戍守，而是由于边地的艰苦。因而虽有禁令，还不免乘机逃归。这些乘机内徙的边民中包括秦末在阴山之下和新秦中的一部分[47]。新秦中在今鄂尔多斯高原，是当时经营农业较有成效并且相当富实的地区。富实的地区尚不能使边民多所留恋，更何况其他收成较薄的地区。

秦汉时期在黄土高原设立的县治，以西汉一代为最多，和现在比较，差相仿佛，只有个别地方比现在为稀少。当时每一郡中各县的平均人口，却都没有现在多。当时的人口以相当于现在陕西北部和内蒙古伊克昭盟南部的上郡为最多，每县却只有三万多人，其他各县一般都只有一万稍多一点。而位于六盘山东西的安定郡，平均每县仅六千多人[48]。当时开辟的农业地区既然如此的广大，人口又如此稀少，对于农业的经营就只能采取广种薄收的方式。农田虽是相当普遍，收成却实在微薄。

隋朝及唐代前期，承北魏北齐之后，仍实行均田制度。成丁之年，率授田百亩，其中八十亩为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由于人少地多，所授的田地皆成倍给予，再易的田地还要加倍[49]。当时按人口和土地的多少比例，还有宽乡和狭乡的差别[50]。人口由狭乡迁徙到宽乡是受到鼓励的。也就是说，迁到宽乡所授的田地还可以多给些。黄土高原各州的人口都是不多的，当然应是宽乡了。这样一个丁年的人就可以得到两三百亩的土地。当然这里面包括有一易再易的田地。一易再易的田地是可以轮换休耕的，并不是每年都要耕种这样多的田地。除过这些一易再易的田地，还应有由狭乡迁徙到宽乡时多给的田地，总之是超过了当时授田百亩的规定。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一个农民耕田百亩，已经是不易了。田地再多，就只能是广种薄收，而难得精耕细作。隋唐两代的都城皆在关中。都城中所需要的粮食主要是仰给于由运河运来的漕粮，关中平原尚不至于有过重的负担，对于黄土高原各处自然也难得有更多的要求。关中平原本是一个富饶的农业地区。唐玄宗开元年间，由于推行和籴的办法，从关中得到数百万斛的粮食，漕运也因此而暂时停止[51]。当时和籴的办法还曾在河西推行，也取得了成效[52]。可是就没有在黄土高原上推行，这正说明了黄土高原的农业不克承当这样的负担。

明代的屯田地区分布于全国各处。每一屯田军士具体耕种的亩数，因所在地区不同而有差异。黄土高原一般规定是一百亩，不过也有畸轻畸重之处。固然有偶然偏低的，如嘉靖年间固原、延绥的九十七亩有余，偏高的却还更多，如万历年间绥德卫的一百一十七亩强，平凉府的一百二十亩，隆庆年间靖虏卫的二百亩，而万历年间榆林卫且有达到六百五十亩的[53]。即使这里所说的六百五十亩的数目可能有讹误处，然二百亩和一百二十亩也应是高额的了。就是一般所规定的一百亩也并非很小的数目。明代的亩较今市亩略小，相差并不很多[54]。这样多的亩数，同样也是难于精耕细作的。军屯如此，普通民人开垦土地，为数也不能过少。垦田过少而又未能精耕，是难于维持生计的。

由于未能精耕细作，粮食的产量就难于提高。在正常的岁月里，还可勉强足够当地的需要，如果想征发和输送到别的地区，必然会感到困难。若是偶然遇到灾荒歉年，问题就更难于解决，说不定会引起别的乱子。就是在这样的开垦和耕种情况下，草原已经受到破坏，森林也受到摧毁，更助长了侵蚀，形成了纵横的沟壑，到后来甚至连所开垦的农田，也难得都能完全保持住。

三

黄土高原的变迁与农林牧布局的关系

现在的黄土高原和历史时期初期早已有了显著的差异，就是历史时期中各个阶段，前后也未能完全一样。这种差异乃是长期陆续不断演变的结果。

这样的一些演变，涉及的方面很广泛，就是黄土高原上的山地和河流也都不是没有变迁的。只是山地和河流的变迁由于缓慢而不十分明显，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至于气候的变迁更不容易引起人们的觉察。前面曾经论述过历史时期初期黄土高原的气候，并举出当时森林的繁密作为证明。那时的气候一般还是比较湿润的。可是现在晋西北和陕北长城沿线竟被列为干旱地带，而且还向西伸延到六盘山东西各地。如果说六盘山东西历史时期有关的森林记载尚不甚繁多，实际上的森林地区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可是晋西北和陕北长城沿线，就不能作此解释。显然这里成为干旱地带乃是当地森林破坏以后变迁的结果。

现在的黄土高原和历史时期初期相比较，最为明显的差异，应该是原的变迁。由于侵蚀不断的进展，原来黄土高原上范围相当广大的原大都已经先后不复存在。有的支离破碎，分成若干零星小原，有的则消泯殆尽，名实俱难追寻。代之而起的则是长短的沟壑。正是这样长短的沟壑，使原面受到切割，又进而破碎分裂。到现在这里的千沟万壑，错综复杂，成为黄土高原上的另一种特色。关于这一点，我也另有专文论述[55]，这里就不再多所涉及。

黄土高原这样一些变迁，不能说对于劳动生产就没有影响，甚或要影响到四个现代化的进展。尤其是原的破碎消泯和沟壑纵横，影响更大。为什么能有这样一些变迁？同样也有自然的原因和人为的原因，而人为的原因更促进自然原因，形成严重的后果。主要的人为原因应该是历来的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失调。

如前所述，在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的农业地区和畜牧地区曾经有过几次的交替演变。有的时期黄土高原绝大部分都是畜牧地区，有的时期绝大部分却又成为农业地区。在这样交替演变的过程中，森林地区也难以保持它的本来面貌，而不断遭到破坏。既已破坏，它的故地除高山峻岭无人过问外，其他也就随着农牧地区的交替，有时成为农业地区，有时却又成为畜牧地区。由于黄土高原农牧皆宜，所以每次改变时，从事改变的人都认为是合乎情理，并不违背自然。当时都不会考虑到后果，当然在短期中也难看到明显的后果。但后果毕竟是难于避免的。

所谓后果就是原的破碎消泯和沟壑的增加延长，直接减少了借以从事劳动生产的土地。而促成原的破碎消泯和沟壑的增加延长，则是侵蚀。侵蚀虽属于自然现象，但地表如有良好的植被，是可以减少或受到阻遏的。森林和畜牧地区的草原以及农业地区农田中的农作物都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当然其中还是有所差别的。森林的作用最为良好，草原次之，农作物应该又次之了。经营农业就要耕耘。耕耘疏松了表土，这就不是阻遏侵蚀，反而是有助于侵蚀。特别是黄土高原的耕作习惯，无论是秋禾或者二麦，一年只种一次，种了秋禾，就不再种二麦。同样，专留的麦田，就不复再种秋禾。只有在倒茬的时候，秋禾收后，再种二麦。秋田和麦田在收获之后，虽暂时不再种植，却还要耕犁，使地力得以休息。这时地表无有被覆，侵蚀自然更是方便。

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些原因，黄土高原在作为畜牧地区时，侵蚀就不甚显著，在作为农业地区时，侵蚀就较为严重。这一点我在论述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时曾作过较为详细的说明[56]。历史时期的黄河曾经有过两次长期相对安流的时期，也有两次频繁泛滥的时期。两次长期相对安流时期，一次是由商周至于秦代，一次是由东汉初年至于唐代后期。两次频繁泛滥时期，一次是在西汉时，另一次则是由唐代后期到解放之前。由商周至于秦代这一时期，黄河中游的农业虽已有所发展，农业地区都还有一定限度，当地草原仍然相当广大，遍地森林也尚无若何破坏情形。东汉以后，由于西北各族的迁入，黄河中游的农业地区缩小，草原相应地扩大。森林虽有所破坏，还不至于过分严重。正是由于这两个长期相对安流时期黄河中游植被相当良好，侵蚀不甚显著，随河水下流的泥沙不多，黄河下游的河床不致因泥沙堆积而迅速抬高，所以能够长期相对安流。而黄河频繁泛滥时期，正是黄河中游到处开垦，破坏草原，农业地区代替了畜牧地区，而森林又相继受到严重摧毁，林区相应地大幅度缩小。村植被既已破坏，侵蚀就趋于严重，泥沙也随水流下。在第个长期相对安流时期，黄河还只是浑浊，它的支流也都比较清澈，后来泥沙的随水流下，首先使若干支流浑浊起来，黄河也由浑变黄。黄河下游的河床更由于随水流来的泥沙到处堆积，而成为高出地面的悬河。因而频繁发生泛滥，甚至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显然可见，黄土高原的变迁与农林牧的布局有关。黄河及其支流中随水流下的泥沙都是来自黄土高原。这是黄土高原侵蚀的必然现象。这些泥沙一部分是来自黄土高原的表土，一部分则来自黄土高原的沟壑。由于黄土高原的沟壑愈益增多，而已成型的沟壑则更伸长展宽，促使原的破坏和消泯。农业地区扩大时期，侵蚀既然严重，则原的破碎消泯、沟壑的增多延长，也应该在这样的时期。因而就可以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要防止黄土高原的继续破坏，就应该对于当前的农林牧的分布地区有所调整。

四

 治理黄土高原的管见

如上所说，黄土高原本是一个原面广大，沟壑稀少，适于劳动生产的地区。而现在由于原面破碎，沟壑纵横，劳动生产已经倍感困难，成为举国上下瞩目的所在。改弦更张，势已不可再缓。

为了要治理黄土高原，谨先揭橥两点，作为立论根据：第一，应立足于保原治沟，使现有的原不要再继续破碎，沟壑也不要继续增多。保住现状之后，还要再加以治理，使沟壑能得到更多的利用。第二，调整农林牧分布的地区，一方面要防止对黄土高原的继续破坏，一方面要极力增加收益，使黄土高原成为四个现代化的一个基地。这两点实际上互为影响，只有保原治沟，才能够发展生产；也只有合理地调整农林牧分布的地区，才可以防止对黄土高原的继续破坏，使保原治沟能够顺利进行。如果到了原已破碎罄尽，遍地都成了沟壑，再说发展劳动生产，显然就是空话。这不是危言耸听，历史演变的过程，实是无情的例证。

黄土高原本是农牧兼宜的地区，既可以经营农业，又可以从事畜牧。历史时期这一地区农业和畜牧业递相转换，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都认为各得其所。至迟近六百年来，以一条长城作为人为的农牧分界线。这条农收分界线几经变迁，使黄土高原的牧区只是零星散布，殆无足置论。黄土高原以前虽有森林，明清时期早已彻底摧毁。所以当前的黄土高原主要是农业地区。如果要在这里讲求农林牧的合理分布，尽可能阻遏侵蚀，保原治沟，那就是要解决农业地区的问题，甚至于在某些地方实行退耕还牧。

要解决黄土高原上的农业地区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当地广大人口的粮食问题。当然，可以谋求国家或其他地区的帮助。在国家的粮食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时，这种谋求也只能算是一种设想。就是国家或其他地区有这样的力量，黄土高原交通的不便，一样是有困难的。即令说改农为牧，可以肉类代替粮食，在这样广大的地区举办如此大的改革，亦非咄嗟就可办到的。在同样的地区，畜牧业养活的人口似不如农业为多。如果黄土高原都改成畜牧地区，则养活不了的人口如何安置，也是一个问题。

虽然如此，黄土高原上农业地区的问题还是需要解决，而且不应再事拖延。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改变耕作方式。改变了耕作方式就可以缩小农业地区。这不必等待耕作方式普遍改变了之后，再行缩小农业地区。而是随着耕作方式的改变，农业地区就可以相应地缩小。也就是说哪一个地方耕作方式改变了，哪一个地方农业地区就可以缩小。因为改变耕作方式是为了提高农产品的收获量，解决粮食问题。粮食问题解决了，没有后顾之忧，也无待国家或其他兄弟地区的救济，就可以放手调整农林牧的分布地区。如果不改变耕作方式，仍按旧的一套来解决粮食问题，那将是没有指望的。不必远举其他例证，近若干年的遭遇就足以作为说明。近若干年直沿用旧的耕作方式，稍遇早年，即成灾荒。在这样的情况下，而欲求早日缩小农业地区，岂不是徒托空言？

所谓改变耕作方式，就是说，应该改变广种薄收的粗放经营，使之成为精耕细作。黄土高原上的广种薄收、粗放经营是有深远的历史渊源的。前面已经说过，这种耕作方式从战国后期和秦汉时期已经开始。黄土高原上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迭经变更，可是这种粗放经营却一直没有改变过，迄至现在还是如此。这种粗放经营在最好的年景里，充其量只能解决当地所需要的粮食。由于粗放经营，就容易引起侵蚀，对于黄土高原来说，这是人为的灾害。千百年来正是这样的耕作方式助长了黄土高原自然条件的恶化。现在不仅从解决粮食问题着眼，应该彻底改变这样的耕作方式，就是从治理黄土高原设想，也应该彻底废弃这种广种薄收的不良习俗。

精耕细作需要的土地少，应以河谷川道为主。川道可以因地制宜，改成水田，引水灌溉。河谷川道之外，还应该尽量利用面积广大的旱原。如果这些旱原地下水位较浅，或者近于河川，都可以继续作为农耕地区。不论水田旱地，只要平整土地，精耕细作，就可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也可以阻遏侵蚀，使黄土高原不再受到波坏。

当然，千百年来的积习要彻底改观，也不是一朝一夕所可以做到的。其间少不了一个过程。这就是说，改变耕作方式固然可以腾出大量的空地，却并不是一时都可腾出来的。这只能逐渐地过渡，不能急切地一刀切断，打算整齐划一。

只有这样腾出来土地，才能进一步合理的调整农林牧三者所占有的地区。这固然应该按照现代化的要求来从新部署，但千百年来历史经验和教训也不应摒弃不顾。这里面比较费斟酌的乃是原有的森林地区的恢复和利用。由于长期受到人为的摧毁和破坏，黄上高原久已没有森林。有些人不明究竟，甚至倡言黄土高原，尤其是干旱地带根本不适宜于造林。如果真的如此，那就难于施加功力。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黄土高原在历史时期是曾经有过森林的。而且森林地区还相当广大。这些原来的森林地区乃是长时期中自然形成和发展的。虽已破坏罄尽，还是可以作为当前造林的参考的。在曾经有过森林的地区从事恢复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当然，在原有森林早已被破坏之后，原来的林区也已变成干旱地带，恢复造林还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恢复原有林区和从新开辟林区，是治理黄土高原的工作中一项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促进农业发展一个应有的项目，困难再大，都是要努力克服的[57]。至于具体植树造林的工作，何地宜于乔木，何地宜于灌木，都应该作细致的区分，各取所宜，不能率尔从事，为后来增添新的困难。

农牧地区之间以前虽也有过分界线，具体说来，就是从战国后期至于明代所筑的几条长城，那只是人为的区分，无关乎实际。因为它不能和自然条件相吻合。虽然和自然条件不尽吻合，却起到了区分农业地区和畜牧地区的作用。特别是那条明长城，在这方面所起到的作用竟长达五六百年之久。等到后来，长城以北农业地区有了发展，显示出这样的作用只是人为形成的，和自然条件并没有很大的关系。现在时过境迁，就是明长城也已大半圮毁，不过还可以作为殷鉴。现在既要缩小农业地区，就要相应地扩大林牧地区。如上所说，现在植树造林还有原来的森林地区可以参考，至于畜牧地区，由于历史时期农牧的几次交替更改，已经难于仔细区分。现代科学诚然卓有成就，可是要在黄土高原上明确标出一条农牧地区分界线，需要慎重处理。因为一些历史渊源还不失其可供参考的价值。经过千百年来具体实践，某些地方已经成为能有较好收益的农业地区，就不必一定要退农还牧。譬如甘肃省庆阳地区，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前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曾长期作为畜牧地区。到现在一般规划自然区域，还是把它列为草原地带。在当前若是缩小农业地区，退农还牧，是不是要把庆阳地区也列为畜牧地区，不再在那里继续从事农耕？应该说无此必要。现在庆阳地区已经成为甘肃省的一个产粮地区，象董志原那样的大原，当地人们还以之与八百里秦川媲美，甚至还认为超过秦川。那就应该使它继续成为农业地区，用不着多所更易。当然，这并不是说庆阳地区的一些个别地方就不应退农还牧。更不是说在子午岭西侧就应该毁林开荒。黄土高原上的河流，如前所说，河谷都不甚宽阔，有若干河段甚至已下切到基岩，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河谷都是如此。有些河谷还是比较宽阔的，河谷中的土地既经治理，改成水田，依然可以利用，继续发展农业，也不存在退农还牧的问题。还应该注意到今后水利建设事业的发展。黄河中游绝大部分都流经黄土高原，在这段黄河河道中兴修阶梯水库，已成为既定的治黄方针。黄河的重要支流，今后也将陆续治理，可能要利用一些有利地形，兴修水利事业。因此，凡是灌溉所及的地方，就宜于继续发展农业。这不是说畜牧地区就无须发展水利。而是因为农业既有较好的基础，就不应猝然废去。再则，既有水利灌溉，又能精耕细作的地方，农耕的收益要比从事畜牧为高。

根据上面的论述，凡不适宜于经营农业的地方，都应该退农还牧，或者还林，使之成为畜牧地区或森林地区。这包括着山地、沟坡地，以及一些虽是较为平坦的地方，由于地力瘠薄，虽采取精耕细作，也无法提高收益，而近期和远期都无发展水利希望的土地。缩小农业地区之后，山地和陡坡沟地应该植树造林，缓坡沟地和其他不适于精耕细作的土地就可以种植收草，发展畜牧事业。经过调整后的农林牧地区，可能是犬牙交错，应象一幅锦绣，参杂着不同的花样。这种犬牙交错的区分，有平面的，也应有立体的。这里所谓立体，自然不是高下重迭，而是利用河谷川道以及其他一些平坦地方经营农业，较高的缓坡地方则经营牧业，再高的陡坡地方就可以植树造林，使之成为林区。这样既有平面的区分，也有高低的区分，不能象过去的长城那样，划一条或若干条的人为农牧分界线，使其固定起来。

这样重新调整农林牧的地区，就可以各尽地利。实际上这也应该是治理黄土高原的个重要步骤。前面已经一再指出，黄土高原的原面破碎，沟壑纵横，主要症结乃在于侵蚀。农林牧地区的合理调整，就可以起到阻遏侵蚀的作用。不过这样只是防止黄土高原的不再受到破坏，还是一种消极的作用，似乎还不应说成就是积极的治理。治理黄土高原不仅要保原，更重要的还在于治沟，治沟实际上就是为了保原。沟壑不治，沟头终究是要向上伸延的。沟头的逐渐伸延，也就是原面的逐渐破碎。因而治沟乃是治理黄土高原的关键所在，是不应忽略的。

当前，这个问题已经受到各方面的重视，黄土高原上不少地方都在为治沟而努力奋斗。治理的方法则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不过这里面还有一番道理应该引起注意。沟壑是由侵蚀而形成的。形成沟壑的侵蚀自然是指水力侵蚀而言的，是水冲去了土。在黄土高原上水和土都应该被看成资源，是应该珍惜的。一般所说的水土保持，就是这样的道理。当前有些治沟的方法似乎还与这样的道理不尽相合。具体的情况比较繁杂，殊难一一备举。

在许多的治沟工程中，山西兴县柳叶沟的治理方法值得在此提及。柳叶沟并不是一条大沟，治理时是在沟口筑坝，完全堵住沟中流水，使水土皆不能流失。堵住流水就形成水库。然后用库中存水浇灌沟旁所能浇灌的田地。因而精耕细作成了可能。沟中水土既然皆不能流失，自然存储库中。这就使水库终有淤平的一天。等到行将淤平时，再循沟而上，另筑一个新库。如此辗转上推，一库淤平，再筑一库。最后将使这条沟改变成层层阶地。每层阶地边沿都兴筑堤堰，即令遇到较大的降水，也不至于冲塌。这样的治理颇符合保持水土的原则，治了沟，也就保住了原。如果柳叶沟的经验能够得到普遍的推广，至少还可能有如下两方面的好处：其一，因为治沟时控制住沟内的流水，平整了沟旁的土地，这就增加了可以精耕细作的农田，解决粮食问题。同时，也能更多地腾出土地，从事种草植树，合理调整农林牧三者的比例。其二，由于水土都不出沟，可以减少流入黄河中的泥沙，有助于黄河的治理。前面曾经指出，黄土高原虽已早有侵蚀，但由于主要只是受到自然原因的影响，所以黄河中夹杂的泥沙有限，水流虽显得浑浊，都还不至于变黄。经过治理后的黄土高原，由于输送到黄河中的泥沙减少，或者能象早期那样，使黄河只是浑浊，而不至于过分带着黄色。

黄土高原由于范围广大，涉及到许多方面。现在已经提到治理日程上来了，深望举国上下，在党的领导下，群策群力，使黄土高原尽可能的恢复本来的面目，使大好河山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起到应有的作用。这里所陈的只是一些刍荛之言，聊供参考而已。

本文史念海先生的照片来源：

史念海著：《史念海全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注释（滑动以查看全部）

[1]《周礼·职方》，《尔雅·释地》。

[2]《汉书·地理志》。

[3]《墨子》。

[4]《元和郡县志》卷十四《石州》。

[5]《元和郡县志》卷十三《汾州》。

[6]拙著《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下切》。

[7]拙著《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下切》。

[8]《尚书·禹贡》。

[9]《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10]《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11]《诗·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六月》。

[12]《元和郡县志》卷三《宁州》。

[13]《金史》卷一二三《完颜陈和尚》。

[14]竺可桢：《中国五千年气候的研究》，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15]《玉溪生诗笺注》卷五《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

[16]《山海经·西次二经》，又《西次四经》。

[17]拙著《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

[18]《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

[19]《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注》引《汉官仪》云：“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边西边，分养马三十万头。”

[20]《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21]《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22]《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23]杨守敬《前汉地理图》。

[24]拙著《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

[25]《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26]《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

[27]《周书》卷四十九《异域上·稽胡传》。

[28]《唐会要》卷七十二《马》。这里所说的渭河上游和六盘山东西，具体指的是唐时的陇右、金城、平凉、天水诸郡。

[29]《新唐书》卷五十一《兵志》。这里所说的泾河中游，只是概括而言的。实际上乃是唐时的岐、豳、泾、宁四州地。

[30]《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志》。

[31]《旧唐书》卷一七七《毕諴传》：“为邠宁节度，……以边境御戎，以兵多积谷为上策。乃召募军士，开置屯田，岁收谷三十万石。”《新唐书》卷一八三《毕諴传》同。

[32]《旧唐书》卷一四四《李元谅传》：“加陇右节度支度营田观察洮临军使，移镇良原。良原古城多摧圮，陇东要地，虏入寇常牧马休兵于此。元谅远烽堠，培城补堞，身率军士，与同劳逸，芟林薙草，斩荆棘，俟干尽焚之。方数十里，皆为美田，劝军士树艺，岁收粟菽数十万斛。”《新唐书》一五六《李元谅传》略同。

[33]《旧唐书》卷一六一《杨元卿传》：“旋授检校散骑常侍泾州刺史，……乃奏置屯田五千顷。”《新唐书》卷一七一《杨元卿传》同。

[34]《新唐书》卷一七四《裴度传附裴识传》：“识帅泾原，……治堡障，整戎器，开屯田。”

[35]《新唐书》卷一八六《周宝传》：“进检校工部尚书泾原节度使，务耕力，聚粮二十万斛，号良将。”

[36]这七个州是岚州（今岚县）、宪州（今楼烦县）、石州（今离石县）、汾州（今汾阳县）、隰州（今隰县）、慈州（今吉县）和绛州（今新绛县）。见《新唐书·地理志》。

[37]《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

[38]《关中两朝文钞》卷七，张炼《屯田议》。

[39]《明史》卷二〇〇《詹荣传》：“荣以大同无险，……又以守边当积粟，而近边弘赐诸堡三十一所延亘五百余里，辟治之，皆膏腴田，可数十万顷。乃奏请召军佃作，复其租徭。”

[40]《明史》卷二一一《周尚文传》：“尚文乃益筑阳和以西至山西丫角山，凡四百余里，敌台千余，斥屯田四万余顷。”

[41]《明经世文编》卷三五九，庞尚鹏《清理大同屯田疏》。

[42]《明经世文编》卷一一四，杨一清《为修举马政疏》及《为处置马营城堡事疏》。

[43]《汉书》卷六十四上《主父偃传》。

[44]《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

[45]《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

[46]《后汉书》卷六十五《张奂传》。

[47]《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

[48]《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

[49]《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志》。按隋唐时一亩为五五平方米,略小于今市亩。今市亩为六六六·〇七平方米。见陈梦家《亩制与里制》，载《考古》1966年第1期。

[50]《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志》。

[51]《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

[52]《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全唐文》卷三五七高适《送窦侍御知河西和籴还京序》。

[53] 参见王毓铨《明代的军屯》所附的《明代各地区军屯分地亩数表》及《明代历朝各地军屯分地亩数表》。

[54]陈梦家：《亩制与里制》。明代一亩合六〇七·七四四平方米。今市亩为六六六·〇七平方米。

[55]拙著《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侵蚀和堆积》。

[56]拙著《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

[57]1979年夏，我在宁夏考察时，当地同志见告，在于旱地区栽植树木，首先应该种草，等到种草成片长高，使土壤保持湿润，然后再获植树木，就容易成活。这种办法曾在同心县作过试验，并且取得较好的效果。后来在参加中国林学会召开的“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学术讨论会上，一些同志也曾提到这样的办法。可见在干旱地带造林并不是绝对不能成功的。

编 辑：尹   光

初 审：张金贞

终 审：杨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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