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枪决的1955年高考状元，还有谁记得他 ？

作者 | 一夫，来源：吹咵咵

每年高考放日时，

便是状元“群星闪耀”时。

自大陆设立高考招生制度，

除文革曾中断过招生，

数十年来输出估计上千名状元。

他们学成后多数步入学界、政界、商界，

成为社会中坚。

但并不是所有状元都前程可期，

新中国历史上，

曾有过一名命运极度悲凉的状元。

他叫沈元，系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

如果他还活着，今年该有78岁，

但今天很少有人知道沈元这个名字。

他是旧时学霸，以治学成名。

还在北大读书时，沈元就被誉为天才学者，

可惜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极右派。

摘帽归来24岁的他，

在《历史研究》发表《急就篇研究》，

同题研究的论文质量被指高过王国维。

25岁，他又在该杂志发表《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

后被《人民日报》整版摘录，

在《人民日报》的出版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但是，

沈元最终因治学命丧黄泉。

文革中的1970年“一打三反”，

年仅32岁的他被以所谓的投敌叛国“反革命罪”错误枪决，

文革后才平反。

这期间，和沈元同被枪决的北大同窗还有：

中文系林昭，外语系顾文选，

哲学系黄中奇，化学系张锡琨。

本是“人中龙凤”的他们，可惜生错时代。

林昭的名字想必很多人已听闻，

但留下著述文字最多的沈元，

却鲜见公开出版物披露详情。

那么你可能想问：

被枪决的沈元，

是一个什么水准的文科状元？

被执行“枪决”：行刑时曾想保命

前北京大学教授、

毛泽东与江青之女李讷的老师郭罗基，

曾撰写过《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哀沈元》一文。

他以同窗的身份，

回忆了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

沈元最后的生命时光：

1970年4月的一天，

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召开“公审大会”，

宣判“反革命分子”。

一声吆喝，押上二十多人，

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

名曰公审，没有公诉，

不准辩护，只有判决。

一两个是“从宽”的典型，其余皆“从严”。

宣判某人死刑，

某人立刻瘫倒在地，

后面两个解放军战士把他递了起来。

二十来个都瘫倒了，

只有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

宣判大会结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

也只有这个人是自己走出会场，

其他的人都是被架着拖出去的。

到了刑场上，这个人大喊一声：

"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

行刑人退出了枪膛里的子弹，把他押回去。

其他人都倒在血泊里了。

实际上这个人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

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

 "一打三反”发动群众，

破坏法治的程度在文革中登峰造极

这个人就是沈元，

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

他被执行死刑的罪名为“投敌叛国反革命罪”，

判处死刑。

“文化大革命”前，

他发表的几篇历史学论文，轰动史学界。

郭罗基回忆，

当时他在江西南昌鲤鱼洲北京大学农场劳动。

北京来的人一遍又一遍地

向他叙述死刑犯沈元行刑的故事，

惊叹他在死神面前的镇静。

沈元是五十年代郭罗基

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班同学，

郭称沈元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

"我了解他。

他是想再争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时，

哪怕一分钟，等待有人喊：

"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来。

别人早已绝望了，

他还在运用超人的机智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

我知道他的脑海里有多少历史学的研究课题，

在向他招手，

鼓舞着他求生的意志，

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

笔者留意到，

郭罗基回忆沈元被执行枪决之细节，

在张郎郎前几年出版

的《宁静的地平线》中有交叉印证，

只是枪决时间稍有出入。

张郎郎在书中曾写到：

我们那批死刑犯是在1970年3月5日宣判。

许多人被拉走了，

我记得名字的有遇罗克、田树云、孙秀珍、沈元、索家麟、王涛、王文满、朱章涛等。

最后两位的下落，我至今不清楚，

其他都立即执行了。

那个我们还指着他给

家人捎口信的孩子也被带走。

我被留下了，筒道里死一般地寂静。

我预感到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

张郎郎写到关押沈元、

遇罗克和自己等死刑犯的“筒道”，

即北京的K字楼监狱。

2013年，

历史学者王学泰在

三联出版社出版《监狱琐记》，

就是记叙此地的故事。

据他称，

前几年他还曾

回去探访K字楼监狱现状，

结果发现那里已经

被开发成了一片昂贵的商品房楼盘。

可以确认的是，

沈元和遇罗克等人行刑枪决前，

一直被关押在那里。

生于书香家：以状元分数考进北大

关在同一个监所，

和写出《血统论》的死刑犯遇罗克出生不同，

沈元1938年生于上海原籍浙江义乌，

是世家子弟。

其父沈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科毕业，

后来从政。

南京政府成立后，

江苏省政府设在镇江，其父曾任镇江县县长，

抗战时期主持修建滇缅公路。

他的姑妈美籍科学家，甚有名气。

2009年5月，

浙江杭州西冷出版社

出版沈元遗著《〈汉书补注〉批注》，

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为其写了序言。

这让我们得以知道，

原来沈元与家世显赫、

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

被称为台湾“四大公子”之一的沈君山为表兄弟。

沈君山称，

沈元是他的亲表弟，

小他6岁，小时很孤独，

"沈元出生不到一岁，中日战争就爆发，

父亲是一个出色的铁道工程师，

随着政府撤离到西南，

接着母亲也带了兄姐两人跟去。

他因为太小，就留下来由奶奶带，

等到抗战胜利全家归来，

沈元已经7岁，

父亲也已在后方因公殉职。

所以他从未真正地见过父亲，

而在稚龄亦未真正享受过父母的亲情。”

而据沈元同窗郭罗基回忆，

沈元告诉过他，

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中参加了少年儿童团（少年先锋队的前身）。

那时他刚进初中，是班上的第一个。

进入高中，又是最早参加青年团。

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

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

沈元9月入校后志趣高远，

常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许。

他对同学们曾说：

"我们就是未来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

上述三人是当时史学界三大权威人物。

在提倡做“螺丝钉”的时代，

一切雄心壮志都被

说成“狂妄自大”、“野心勃勃”，

谁出头就会被削平。

沈元的放言高论、出色学业，

招来异样目光。

郭罗基回忆，

当时他是历史系55级党支部书记。

全年级分三个斑，沈元在一班，他在三班。

一班的党员就常常向他汇报沈元的“问题”，

二年级时三班成为考古班，

学考古的调进，不学考古的调出。

郭罗基被调到一班后，

他发觉沈元之所以成为“问题人物”，

在于他才华出众遭人妒忌。

沈元被指责为“不靠拢党组织”，

然而他却对郭罗基个人很“靠拢”，

还说“我们班上只有

郭罗基是有人性的共产党员”。

五十年代，

史学界的热门话题是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

中国的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

主要的意见是三种：

西周封建论（以范文澜为代表），

战国封建论（以郭沫若为代表），

秦汉封建论（以翦伯赞为代表），

另外还有一派魏晋封建论。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

"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

他把三种主要意见都囊括了，

但首先是肯定了西周封建论，

故此论颇为时髦。

郭罗基回忆，

因学生们大多是翦门弟子，

受其影响都认为西周封建论最没有道理，

战国封建论道理也不充分。

按历史分期的主流意见，

中国的封建社会都在两千年以上。

因而提出：

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那么长？

这是史学之谜，这个难题激励了研究，

史学界开了不少讨论会，发了不少论文。

而还是学生的沈元也有志于探索史学之谜，

他称从初中开始就思考这个问题，

也对秦汉史兴味甚浓。

二年级时，写学年论文，

沈元的选题是《论汉武帝》。

整风变右派：私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从现仅存的一张公开照片可以看到，

沈元长相清秀：

穿灰布中山装，戴着一副近视眼镜，

是一个面皮白净的书生。

其北大同学回忆，

沈元平时腼腆少语，循规蹈矩，

他是那种天才加上勤奋的学生。

在北大学习期间，

他在给老师的信中写道：

几无片刻休息，

大批的参考书要看，要做摘录。

每次课一完就跑到图书馆去，

每餐之后也尽速赶去等馆门之开，

否则抢不到座位，

"我们进了图书馆，正像饿牛进入水草地。”

沈元年轻时清秀的照片

然而，

好奇心害死了这位早慧且勤奋的青年。

1956年，国际上发生了大动荡。

这年2月，

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后，

召集全体代表连夜开会，

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秘密报告”，

揭露斯大林问题。

国际上对斯大林问题议论纷纷，

引起强烈反响。

东欧的苏联卫星国蠢蠢欲动，反抗控制。

常进图书馆的沈元并非一味埋首故纸堆，

他十分关心现实问题。

这年2月，

沈元在阅览室里看到一份《工人日报》，

上面全文刊载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读后大为吃惊。

据郭罗基回忆，

当时大学生的外语都是选择地学习俄语，

不能阅读英语报纸。

沈元在中学学过英语，

借助字典摘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私下供同学们传阅。

其中特别惊人的是斯大林在肃反中大开杀戒，

受害者达七十万人之多。

看后沈元的“翻译私货”，

学历史的北大学生们认为，

斯大林是可诅咒的。

同时又想到另一方面，

要是生活在那个恐怖的年代，

如何避免成为屈死的冤魂？

郭罗基回忆有一个时期，

宿舍里每天晚上议论的都是斯大林问题。

沈元比其它人想得多，

当时他发表了许多看法，

能记住的主要有两点。

一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揭露的事实，

为何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史》中都是看不到？

那样的历史是信史？沈元提出：

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

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

学习和研究史学的人对于如何书写历史，

当然是特别在意的。

沈元提出的问题，引起热烈的讨论，

大家不能不联想到自己的使命：

自己将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家？

谁来继承太史公的传统？

第二是斯大林为什么

能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

赫鲁晓夫只是谴责个人崇拜。

沈元认为，根本上是制度问题。

这也是国际舆论对斯大林问题的普遍看法。

铁托在普拉的演说也这样讲：

这里不仅仅是个人崇拜的问题，

而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

长期以来，

关于沈元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来源，

有两种迷糊不定说法：

一是英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

一是美国的《工人日报》。

50年代，

外文报纸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阅读到。

为一探究竟，

笔者周一前往中大学图书馆查阅史料，

在典藏室里找到了这份报纸，

核实为美国的《Daily Worker》，

翻译成中文即《工人日报》。

1956年2月14日，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报告。

当时中苏处于蜜月期，

中共派出的是以朱德为团长、

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参加了苏共二十大。

根据现有史料，

笔者暂时无法证明两人是否当场听取了赫鲁晓夫的内部秘密报告。

不过据笔者查到的报纸版面，

《Daily Worker》在苏共内部会议开完的第三天，

即2月16日即以“独家报道”的醒目导读，

分2天连续全文刊登了这份报告。

 1956年2月16、17日，

《Daily Worker》全文披露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在意识形态尚存的时代，

信息管制到今天也有，

只是形式稍有不同。

据沈元的另一同班同学雷光汉回忆，

赫鲁晓夫做二十大报告时，

国内是绝对保密的，只传达到高级干部，

老百姓不得与闻。

但沈元以自己的学识和敏锐度，

在图书馆看到了这几张报纸后，

将它翻译了出来供人传阅。

从这个角度讲，沈元所做之事，

超出了一个学生的视野范畴，

也极为冒险。

笔者推断，

与他同处于一个大学时代的学生比，

学历史出身的沈元关注时局，

比同龄所有人都走得远。

后来反击右派运动中涌现出

北大的林昭、张元勋，人大的林希翎，

1956年年初当时他们可能什么都还不知道。

可以确定国内当时，

几乎没有几个人全文

阅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而沈元是一个例外，

且他还只是一个在校大学生。

1956年，

中共正式提出了所谓的“双百”方针（百家争鸣，百家齐放）。

这一年，是难得的思想宽松的年头。

接着一九五七年春天，

毛泽东和中共各级党委千呼万唤鼓励“鸣放”，

要求党外提意见。

得风气之先的北大学子，

用不着等待邀请，自己就鸣放起来。

历史系宿舍外的鸣放标语以及墙报《准风月谈》，

批评某些党员和党支部压制鸣放，

据称就是沈元与四二三号宿舍的同学所写。

北大“五一九”以后,

也就是5.19这一天，北大自发鸣放开始，

沈元虽然也同意人大林希翎、

北大谭天荣的一些观点，

却不同意他们“煽动情绪，

搞得燕园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他在大饭厅前的辩论台上与他们多次辩论，

在老同学眼里沈元是标准的左派。

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

沈元因翻译传播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被定为极右分子。

翌年他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

这一年，沈元正读大三，19岁。

社科院收留：连发雄文轰动史学界

1957到1960年，

沈元到农村改造，期间得了肝炎。

因未受适当治疗，始终未曾痊愈，

此病跟了他短暂的一生。

据他同学雷光汉著文回忆，

雷同被打成右派后，

和沈元一起下放到门头沟的斋堂背石头，

修水库，很苦很累。

当时沈元和他的一个姨表妹谈恋爱，

人很漂亮，曾到斋堂看过沈元，

但表示要和他这个右派断绝恋爱关系。

沈元大受刺激，痛不欲生。

他说：政治上没希望了，

爱情上也没希望了，活着没意思了。

他甚至想轻生，跳水了断此生，

为此雷光汉在北海桥上劝了沈元两小时。

1961年沈元返回北京，

开始在街道上劳动，

摘掉右派帽子后帮助街道办事处做点事。

因他在北大和家居时写的一些文章，

其才华见识为史学界前辈激赏，

被破格延入中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职。

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志琴2008年回忆，

她与沈元并非同事，也与他没有交往，

但她比他的同事更早地接触到沈元的问题。

上个世纪60年代初，

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

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处工作，

协助领 54 33384 54 18094 0 0 7325 0 0:00:04 0:00:02 0:00:02 7325处理学术事务。

她回忆，

沈元是他的姑母

推荐给学部负责人刘导生的，

刘导生主管近代史所，

就把沈元推荐到历史学者黎澍的门下，

他差一个助手。

按那时的人事常规，

一个从北京大学历史系

三年级被开除的右派学生，

即使摘了帽子，

也不可能调进最高学术部门，

有幸的是，

刘导生和黎澍都是

有胆识而爱惜人才的领导，

那时又正值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

对知识分子政策也相对宽松，

沈元才得以走进近代史所大门。

1962年四五月间，

沈元就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

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组工作，

归丁守和管理。

24岁的沈元一到社科院，便展露才华。

刘志琴回忆，

沈元在1962年第3 期《历史研究》

发表了《<急就篇>研究》一文。

刘志琴回忆，

这是一篇对汉代儿童启蒙读物《急救篇》

进行社会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

文章展现了作者对史学、

文字学和音韵学的深厚功底和新颖的视角，

这在言必称阶级斗争的论调中是一缕春风，

使人耳目一新，

尤其是一些老学者对该文备加称赞。

笔者周一在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防空洞书库，

逐一查实了这些资料。

1962年沈元摘帽归来，

在《历史研究》发表《急就篇》研究，

学术水品被誉超过王国维

来自耿法的撰述称，

当时沈元对《急就篇》的考订研究超越了

同样关注此问题的大学问家王国维，

而从《急就篇》研究汉代社会的性质，

更是前无古人，在史学界引起极大轰动。

郭沫若读后称赞：“这篇文章写得好。”

另一位史学大家范文澜读后也说：

“至少比我写得好。”

而刘志琴称，

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她老师周予同先生，

他一说起沈元就眉飞色舞，兴奋不已。

接着，

沈元在1963年第1 期《历史研究》

又发表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长篇文章。

同年2 月12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

刊载他《论洪秀全》一文（改了标题）。

笔者查询获悉，

建国后《人民日报》从未以

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

刘志琴称沈元得此优遇后，

再次博得满堂喝彩，

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

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

沈元道路”的说法，据说是来自北京大学。

 1962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第五版，

全文摘选25岁沈元的论文

就在此时，

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

沈元是右派，

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

公然宣扬白专道路，

对抗党的教育方针，

这对担任党团工作的学生干部是严重打击。

沈元问题有人控告，

有人赞叹，沸沸扬扬，

这一下引起主管宣传部门的注意。

为有一个准确说法，

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发话，

要学部就此问题调查，

就这样刘志琴亲自参与了这项工作。

刘志琴近年在《炎黄春秋》撰文回忆，

被调查的对象是近代史所的

老中青研究人员对沈元的反映，

凡被调查的对象对

沈元的为人和治学都有所称道。

接纳沈元的历史学家黎澍喜滋滋地说:

“ 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

面貌就能根本改观。”

对一个小辈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

实在是前所未有，

而且此人又曾是右派分子，

此言一出所引起极大震撼。

调查的结果最后认为：

社科院对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党的政策，

其人在街道监督劳动期间表现良好，

在来所前已摘掉右派帽子，

那就不应该以右派论处，

文章的检查也没有发现政治错误。

刘志琴称，

其实这一调查仅限于沈元个人，

而对社会反响最激烈、

最尖锐的“沈元道路”避而不谈。

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保护沈元，

息事宁人的唯一办法。

作为参预调查工作的成员，

她也乐于保护一个难得的人才。

其时，

沈元再度写成《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

但已不用本名而是

用“张玉楼”的笔名在《历史研究》发表，

《人民日报》准备再次加以全文转载。

刘志琴回忆，

沈元改用笔名发表文章

也是有关领导在调查后的建议，

可这一举措并未完全平息风波。

有些人在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

又再次告状，甚至告到毛泽东那里，不依不饶。

一直到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

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

此后的几年，

想必被剥夺出版自由的沈元有多苦闷。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到来到，

为沈元问题不少人遭受折磨。

刘志琴回忆，

社科院周予同被打得跪在地上认罪，

而接纳沈元的刘导生、

黎澍不知挨了多少批斗。

文革结束后刘志琴调到近代史所，

得知沈元已枪决多年。

后来她获悉沈元文革中曾结婚，

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运动一来，

将他们一家扫地出门，迫使他们到处躲藏。

当时，

文革浪潮席卷中国。

治学惹祸的沈元，

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有这么一天：

夫妻两人走到哪里，红卫兵就追到哪里。

曾经接纳他的研究所，

也根本不可能再度接纳他，

两个年青人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

期间，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

但姐姐早已自顾不暇，

不可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

绝处未“逢生”：已成枯骨埋青山

上面讲述了这么多，

大家可能最关心的还是：

沈元在文革中，

究竟怎么会有“投递叛国”的罪名？

据保护过沈元的郭罗基称：

文革中，沈元实在忍受不住批斗和躲藏，

居然异想天开，用鞋油涂黑脸面，

于1968年4月化妆成黑人，

闯进非洲国家马里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

当时马里是和中共极为友好的国家，

大使哪里敢收留他？

于是立刻通报中国政府把他逮捕。

这一回，抓捕机构斗沈元，黎澍陪斗。

1970年4月18日，沈元在北京被枪决。

北京市“公检法”（公安、检察院、法院简称，“文革”时合并为一，由军队管制）

军事管制委员会签发了一份布告，行文如下：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

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

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

其母系右派分子，

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

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

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

并企图叛国投敌，

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妆成黑人，

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

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据学者王锐的考证，

沈元是1970年北京市“一打三反”

运动中第三批遇难者。

1月27日处决的“文革思想者”

有王佩英、马正秀等19人，是第一批遇难者。

第二批是3月5日

被处决的遇罗克、顾文选等19人。

第三批就是沈元等10余至20余人。

北京市当局在不到三个月时间，

连续三次公开成批处决“反革命”犯，

其密度甚至超过1950年初的“大镇反”。

文革过去，许多人获得平反。

沈元的姐姐沈蓓和八十岁的老母上访北京，

追究事件始末。

1980年春天她们终于

拿到一张正式平反的通知，

内容为：

被告沈元……因现行反革命叛国罪……

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被逮捕……

一九七Ｏ年四月十八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经本院再审查明：

原判以反革命罪处其死刑是错误的，

应予以纠正。

据此判决如下：

一，撤销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决书。

二，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

郭罗基回忆，

一位八十岁的老母千辛万苦地争得了这张纸，

沈元正式宣告无罪了。

但是收到判决书的刹那，母亲失声痛哭：

"我不要纸，我要人呀！”，

但那人再也争不回来了。

"平反”怎能抚慰沈元的冤魂？

怎能平息母亲的悲愤？”

郭罗基回忆称，

黎澍逝世前曾与其商量如何纪念沈元。

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遗稿。

沈元的一包文稿，

文革中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员拿走，不肯归还。

黎澍说，辛亏还有沈元读过的一部《汉书》，

上下左右都用蝇头小字写满了批注很有价值，

可以用以补校前人的注。

因无人识宝，故幸存下来。

之后沈元的兄长沈荃、姐姐沈蓓，

怀有对偏怜小弟的深情，

奔走数年出资数十万，

由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

影印出版了《〈汉书补注〉批注》，

以慰沈元的在天之灵。

关于沈元的最后死亡，

何与怀也写过一篇《一个天才青年的悲剧》。

其文称，在他看来沈元

根本不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被捕之后，他夫人仍抱着企望。

她对一起挖防空洞（当时全民挖洞，落实毛泽东关于“深挖洞”的最高指示）劳动的老大妈说：

"我决心再等他个七年八年，

总会出来团聚的。”

没想到有一天，

她被叫去开群众宣判大会，

在大会上沈元和其它

"反革命分子”一起被押上台，

并被宣布以叛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万众口号齐呼之下，

沈元这位夫人也是表妹，当场晕了过去。

沈元被执行死刑距今46年，

其人已成枯骨埋青山。

笔者不知道，在平和安定的年代，

人们会怎么看待这位1955年

被执行枪决的全国文科状元。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这是历史和人性的双重悲哀。

每年高考放榜，

群星闪耀的状元们，

可了解下他们这位因优秀而丧命的学长。

也要记得在书店里，

在同龄人的出版物里，

并不是只有《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这样让人尴尬得脸红的历史著述。

如果，那也称得上著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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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论纷纷2

| Dissent is the patriotism |

编辑：飞越（微信 ding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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