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政于乐：苏联政治笑话中的干群关系
里根（右）和戈尔巴乔夫
作者：习骅，原载《中国纪检监察报》，资料来源自微信公众号：江西共青团，内容有删节。
天性活泼的美国总统里根，给戈尔巴乔夫讲过一个苏联政治笑话：
某天，戈尔巴乔夫嫌司机开车慢，抢过方向盘，开足马力横冲直撞。行人责问交警：“为什么不阻拦？”警察说：“我不敢，他的官太大了！”行人：“有多大？”警察低声说：“戈尔巴乔夫为他开车。”
据里根回忆，戈尔巴乔夫听后哈哈大笑。
政治笑话在苏联社会曾十分流行。转眼间，苏联和苏共烟消云散20多年了，今天再来回味那些有趣的民间创作，却令人大吃一惊：几乎所有的“段子”，都是干群关系出故障的报警信号。
勃列日涅夫把老母亲从乡下接到莫斯科，骄傲地展示自己的豪华别墅、名贵家具、高级汽车。老太太说：“孩子啊，这一切好是好，但共产党来了怎么办？”
像勃列日涅夫的母亲一样，群众觉得苏共变了，不像自己人了：
勃列日涅夫向工人们发表讲话：“很快我们就能生活得更好。”
台下传来一个声音：“那俺们怎么办？”
1918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遭遇粮荒，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在开会时饿晕了。为保证革命事业顺利进行，列宁决定建干部“疗养食堂”救急。当年迫不得已的临时措施，慢慢演化为干部特供商店，高级生活用品和国际名牌应有尽有，老百姓看都不让看。
斯大林的一大发明是给高干发“红包”，比工资厚得多。他喜欢召集大家共享奢华晚宴，不醉不休，天不亮不休。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看不下去了，说老爸浪费了多少钱哦！赫鲁晓夫则抱怨第二天起不了床，中央机关老是停摆。
勃列日涅夫则让陋习普遍化、制度化了。那时，干部子女可以免试上最好的大学，进最好的单位。1983年，刚出任苏共组织部长的利加乔夫，主动提出不配豪华轿车。中办主任严肃批评他不懂规矩：你这是搞“特殊化”！
那群众过着什么日子呢？苏共执政74年、苏联立国69年，一直没有解决好民生问题，买什么都要排长队，排了半天还常常白排。老百姓受不了，关于排队的段子特别多。
伊万下班回家，看见老婆和一个陌生人躺在床上。伊万吼道：“真耽误事，街角的商店在卖鸡蛋，还不赶紧排队去！”
里子没有了，却在面子上狠下功夫，就像苏共元老雷日科夫总结的那样：从上到下“谎话连篇”。
群众跟着苏共一起流血流汗度过了峥嵘岁月，现在却一个在地狱，一个在天堂，心中的凄凉和愤懑可想而知，不戳苏共脊梁骨才怪。
但是苏共缺乏自我约束的自觉，作风问题又升格为腐败问题。过去列宁对干部管束很严，甚至主张“共产党员犯罪罪加一等”。列宁去世后，干部越过越舒服，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如果一个人没机会搞腐败，会被人瞧不起。
民生问题和恶劣党风，导致党与群众渐行渐远。好在老人们还记得党的光辉历史，如果苏共早下决心加以改变，结果会大不一样。可是，苏共却若无其事地走着老路，靠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混日子，好像在考验人民的耐性。
火车因为没有燃料停在半路，这可咋办？勃列日涅夫指示：大家一起摇晃身体，装出火车还在走的样子。
面对要求变革的强烈呼声，苏共采取了自杀式的打压态度，民主集中制冬眠，党员权利被冷藏，一片鸦雀无声。
“同志，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吗？”党支书问。
“我是有意见，但我不同意我的意见！”
不是没有好建议，而是说真话的代价太大。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台下有人递上条子：“赫鲁晓夫同志，当时你在干啥？”赫鲁晓夫连问三次：“谁写的？站起来！”始终没人站出来。赫鲁晓夫笑了：“告诉你吧，当时我就坐在你的位置上。”
勃列日涅夫一生得了114枚勋章、奖章，其中有不少是他自己颁发给自己的。在他的葬礼上，足有一个班的战士负责捧着这些牌牌，群众觉得很可笑。
“勃列日涅夫同志做手术了。”
“什么手术？”
“扩胸手术。”
“为啥呀？”
“勋章挂不下了。”
斯大林时期，如果有人敲门，人们立即停止讲政治笑话，开始喝酒。戈尔巴乔夫时期，如果有人敲门，人们立即把酒藏起来，开始讲政治笑话。宣传机器则继续文过饰非编童话,糊弄老百姓，哄领导开心。
“伊万诺维奇，你经常读《真理报》吗？”
“当然，不然我怎么知道我过着幸福生活？”
许多政治笑话嘲讽苏联的社会不公、干部的享乐主义和奢靡风气，干群关系的裂痕清晰可见。
1918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遭遇粮荒，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在开会时饿晕了。为保证革命事业顺利进行，列宁决定建干部“疗养食堂”救急。
当年迫不得已的临时措施，慢慢演化为干部特供商店，高级生活用品和国际名牌应有尽有，老百姓看都不让看。
那群众过着什么日子呢？苏共执政74年、苏联立国69年，一直没有解决好民生问题，买什么都要排长队，排了半天还常常白排。老百姓受不了，关于排队的段子特别多。
苏方接待人员自豪地介绍：“再过几年每家都会有私人飞机。”外宾惊讶地问：“要那么多飞机干啥？”答：“譬如你家在莫斯科，听说列宁格勒卖面包了，可以开上飞机赶去排队。”
群众跟着苏共一起流血流汗度过了峥嵘岁月，现在却一个在地狱，一个在天堂，心中的凄凉和愤懑可想而知，不戳苏共脊梁骨才怪。
但是苏共缺乏自我约束的自觉，作风问题又升格为腐败问题。
格鲁吉亚一所中学，老师让学生谈谈自己的父亲。
萨卡什维里：“我爸爸贩橘子到莫斯科卖，因此赚了不少钱。”
图拉什维里：“我爸爸贩月桂到莫斯科卖，因此赚了不少钱。”
布里泽：“我爸爸在分局工作，每次他俩的爸爸从莫斯科回来，都来看望我爸爸，因此我爸爸赚了不少钱。”
全班发出啧啧声。
查维查瓦泽：“我爸爸是科学家。”
全班哄堂大笑。
“孩子们！”老师严肃地提醒，“不要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最要命的是吏治腐败。1973年格鲁吉亚党中央二月全会检讨：靠幕后操纵、社会关系和效忠个人选拔干部，严重违反了列宁主义原则。文件回避了普遍的卖官鬻爵现象。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的位子标价20万卢布，第二书记减半。
赫鲁晓夫和柯西金试探过改革经济，遭到体制内的强烈抵制，草草收兵。勃列日涅夫公开批评说：“瞎改什么呀，做好工作就行了。”
集体农庄开会研究两个问题：建造木棚和建设共产主义。由于没有木板，决定直接研究第二个问题。
为了固化既得利益格局，勃列日涅夫甚至搞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包括三任总书记在内的许多领导干部，直接死在任上，苏共成了一池死水。学界公认，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是苏联的停滞期、矛盾积累期，看起来稳稳当当，其实危如累卵，苏联和苏共的最终结局，很大程度上是拜他所赐。一边压制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边鼓励表扬和自我表扬。就连各地、各部门领导所到之处，都要挂满歌功颂德的横幅，宣读热情洋溢的致敬信，十分肉麻。
在苏联解体前一年，《西伯利亚报》以“苏共代表谁”为题开展读者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代表党政干部的占85%。1991年6月，俄罗斯举行首届总统选举。作为苏共推出的候选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卸任苏联总理不久的雷日科夫，得票率仅16.85%。苏联剧变后，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多次参加总统竞选，得票最高的一回也只有31.96%。
可悲的事实表明人民伤透了心，也解开了一个令人困惑的谜：为什么苏共轰轰烈烈登上历史舞台，退场时却如此孤独，甚至没有几人前来送别！
角度决定高度，立场决定命运。苏共背叛人民在先，人民唾弃苏共在后，印证了“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的道理，重演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老剧本，完全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对于最后只剩下“共产党”招牌的假共产党的倒台，我们不但没有半滴眼泪，还要欢呼人民主体论的胜利，否则，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政治立场。毫无疑问，研究苏共兴亡，吸取经验教训，关键词不是“权位”，而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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