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世界缺什么？
作者：樊浩，来源：2017年1月第19卷第1期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导读]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是什么？不是“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而是“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我们在一起”的和而不同，需要两大哲学条件，一是伦理，二是“精神”，它凝聚为一个口号和信念：“学会在一起”。
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到底是什么？一种流行的观点是：“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个命题被认为由苏格拉底首先提出，因而又称为“苏格拉底命题”。然而仔细考察发现，“人应当如何生活”并不是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理由有三。其一，历史上，苏格拉底并未说过这句话，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命题，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他只是说“好的生活高于生活本身”，从这句话中并不能延伸出“人应当如何生活”的终极追问。其二，逻辑上，所谓的“应然”，就是不断的“未然”，“应当”意味着还没有发生但我们期待它发生，所以“应当如何生活”在逻辑上是一个永远难以回答、又期待回答的问题。其三，现实上，将“应当如何生活”当作终极问题的后果之一，是导致今天人类文明和人类生活中的一个深刻难题，即“我们如何在一起”。
因为，按照“应当如何生活”这一道德命题的逻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应当”，因而每个人在道德上都是自由的，而抽象的道德自由的后果是伦理上的失依，不仅失去依赖或失家园，而且失去“在一起”的伦理能力，这便是当今西方社会所遭遇的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由此可以提出一个假设：在历史、逻辑、现实三个维度，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不是“人，应当如何生活”，而是“‘我们’，如何在一起”。
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转变对待文明的理念和态度，这种转变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从“轴心文明”走向“对话文明”。1949年，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发现，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中国、希腊、以色列、印度等各种文明体系中，不仅都产生了各自伟大的精神导师，而且都发生“终极关怀觉醒”，相信人类可以在精神上将自己提高到与宇宙同一的高度，形成金岳霖所说的那些“最崇高的观念”，如中国的“道”，希腊的“罗格斯”，基督教的“上帝”，印度的“佛”等。
“轴心文明”本是一个以人类文明起源时代的共性为话语重心的命题，然而在历史演绎和日后对它的学术解读中也潜在由“理一”而走向“分殊”的可能。应该说，“轴心文明”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但是当这样的发现被用来解释人类文明的时候，我们却把它扩展为一种叙事方式和价值取向，结果由“轴心文明”走向“文明冲突”。
一种可能的延伸是，在轴心时代，尤其是几大文明古国出现之后，人类文明便围绕着这几大轴心持续旋转，形成所谓“轴心文明”，人类文明围绕这几大轴心运转的结果，不仅产生日益巨大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在今天的话语背景下已经演变为冲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命题，实际上与“轴心文明”的理念深度相关。
为此，杜维明提出“对话文明”的理念，这种理念比起“轴心文明”对于当今世界更具有建设性。今天，我们必须甚至已经迎来这样一个时代，即从“轴心文明”走向“对话文明”。“对话文明”的本质是各种文明形态之间的相互承认，不仅是以古希腊文明为源头的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传统的承认，也不仅是现代化进程中其他国家对西方文明的承认，而且是中国文明、英国文明、美国文明、印度文明等等各种文明形态之间的相互承认，说到底是对“文明”本身的承认。
由此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在理解今天的各种文明形态的时候，到底是求其同还是求其异？我们已经形成一种心理范式或阅读习惯，把不同文明当作一道异域风情去欣赏、去鸟瞰，所谓互为“镜像”，然而在轴心时代庄子已经发现，万物之间的差异，“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万物莫不小。”（《庄子·秋水》）今天，我们在文明对话中，到底是“因其大者而大之”还是“因其小者而小之”？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个被西方人宣告已经走向“文明冲突”的时代，对待文明之间的差异需要另一种眼光，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因其小者而小之，万物莫不小”，从“求异”走向“求同”，最大限度地寻找各种文明之间的相同和相通。
为此，需要转换我们关于文明的话语，转换我们对于文明的研究范式，更要转换我们对待文明的态度。
人类文明的“出场”方式，是人类文明的诞生史，由此可以回到人类智慧的起点，还原人类文明史的本真。西方文明在历史上有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两大传统，所谓“两希文明”。两希文明的诞生史有两个至今尚未破解至少有待进一步破解的文化遗案，第一是“苏格拉底之死”，第二是“上帝之怒”。
苏格拉底为什么死？我的结论是：苏格拉底必须死，苏格拉底只能死。现代人往往把“苏格拉底之死”当作西方文明史上一个崇高事件，因为，苏格拉底被判死，标志着西方文明史的转型；而苏格拉底慷慨赴死，则奠定了希腊文明、西方文明，甚至整个人类文明的道德基型。然而当对这一人类初年的文明事件进行历史回归之后，便发现“苏格拉底之死”有许多至今我们还没有足够反思的很重要的文明密码。为了揭开这一事件的文明真相，必须回答一个具有背景意义的重要问题：苏格拉底之前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换言之，苏格拉底到底解构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对于苏格拉底之前的世界，也许只需重温古希腊的神话就可以明白。神话是人类文明的源头，它不是文学创作，而是那个时代的先民对世界的真实看法。神话是人类先民由原始状态走出，行进到文明社会的门前，叩动文明的大门所发出的奇妙声响，它既带着野蛮社会的遗存，又开启文明社会的端绪，因而携带着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密码和基因。
苏格拉底到底犯了何种罪，以至罪当至死？苏格拉底最后以微弱的多数被陪审团判处死刑，他的罪行有二：一是蛊惑青年，二是谩神。在《苏格拉底的申辩》和《克里同》中，可以清楚地发现苏格拉底极力为自己辩护，辩护的主要内容就是“我没有教唆青年，我不是一个教师”；“我没有不敬神，没有创造新神”。因为在古希腊，如果这两宗罪成立，苏格拉底就必须被判死刑。为什么这两宗罪使苏格拉底罪当至死？因为，苏格拉底的时代是一个实体性的时代，在精神世界中是神的实体性，在世俗世界中是城邦实体性，不敬神就是把人从神的实体性中分离出来，而教唆青年的本质就是把人从城邦实体中唤醒和分离出来，所以无论是不敬神还是教唆青年，本质上都是对“在一起”的实体世界的一种解构。因此，苏格拉底必须被判处死刑，因为他颠覆的是整个希腊世界，颠覆的是一种文明。也正因为如此，苏格拉底被判死才具有那么重要的文明意义，因为它是人类从实体状态中走出，由神的世界走向人的世界，由伦理世界走向教化世界的标志性事件。
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苏格拉底为什么慷慨赴死？在许多学者的诠释中，苏格拉底所有的伟大不仅在于被判死，而且在于他慷慨赴死。当时他的学生准备好了一切让他逃跑，他确实有很多机会和非常从容的时间逃跑，因为从被判死刑到执行死刑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他并没有逃跑。为什么他选择慷慨赴死？仔细阅读便会发现，他之所以如此选择，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对城邦法律的遵从；其二，他反复权衡，实在不可能逃到一个比雅典城邦更好的地方。这种情愫和纠结在与克力同的对话中可以清楚地发现，最后，他得出了一个著名结论：“追求好的生活远过于生活。”［2］104或许，人们很可能就是从这句话中演绎出“人应当如何生活”的所谓“苏格拉底命题”，然而无论如何，两个命题之间存在根本的差异。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苏格拉底必须死，也只能死，他慷慨赴死是因为别无选择。
我把苏格拉底之死诠释为伦理上的悲怆情愫。一方面，他将人从神的实体状态和城邦实体状态中唤醒，颠覆了那个世界的实体性，因而也颠覆了一种文明，于是“罪当至死”，雅典城邦判他死刑；但是，他对这个城邦文明及其实体性保持深深的认同，他颠覆了古希腊城邦的实体状态，又对这种实体状态表现出无限的眷恋和深深的认同，于是最后只能选择慷慨赴死。
苏格拉底之死的革命意义就在于引导人类从一个时代即神的时代，走向“人”的伦理的时代，走向一个文明的世界，而慷慨赴死所体现的那种悲怆情愫，则是“苏格拉底之死”全部的善与美之所在。
苏格拉底为什么死？上帝为什么怒？一死一怒，都源于人与自己的实体的分离，或者与神的实体分离，或者与人的实体的分离，归根到底，都是人的“伦”分离。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之死和上帝之怒是西方文明史开端所演绎的重大伦理事件，是一场伦理悲剧，标示着人类文明从神到人、从实体到个体的“伦”诞生，是人类文明的“伦”分离与“伦”建构。
中西方文明诞生史的文化解码表明，人类文明的本真状态是什么，用宋明理学的话语表述就是：“理一分殊”。在人类文明之初，无论是苏格拉底之死、上帝之怒，还是孔子周游、老子出关，都是人类文明中的一次分离和建构。一方面，人类文明不可挽回地从原初的实体状态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上帝、苏格拉底、孔子、老子等先知顽强努力，试图引导世界回归实体，回归我们的精神家园和文明家园。也许，这就是西方人常说“回到古希腊”文明真谛之所在。
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中西方文明史的出场方式：一个主题，万种风情。在西方，一“死”一“怒”，演绎的是文明诞生的悲剧；在中国，一“游”一“出”，演绎的是文明诞生的喜剧。在两希文明中，有一种悲剧式崇高，古希腊哲学和神话的崇高就在于悲剧，无论苏格拉底之死还是上帝之怒，都是一种以伦理为主题的悲剧式崇高。而中国则以伦理喜剧演绎着人类从原初实体状态中分离以及那种三步一回头式的眷念和启蒙，只要想像孔子端坐马车周游列国，想像孟子率领浩浩荡荡的弟子大军游说诸侯，便可复原它的喜剧色彩！老子骑老牛过函谷关，留下了千古绝唱，更留下《道德经》的千古智慧。可见，在中国文明开端，上演的伦理与道德之间的一种喜剧式亲和。
然而，无论悲剧还是喜剧，都是人类文明的正剧。梁漱溟先生曾说，中西方文化发展好比演戏，差异在于中国文化是同一个主角同一个剧本唱到底，一个剧本是中国文化，一个主角是中国人；而西方文化的剧本和主角则不断地切换，于是存在文化中断的现象，最先 42 35935 42 15289 0 0 2877 0 0:00:12 0:00:05 0:00:07 2980古希腊之后中断，然后在古罗马复兴，在古罗马之后则是“千年黑暗”，到近代文艺复兴。梁漱溟先生的比喻很得当，但表达力还不够。我有一个想像，中国文化发展就像一个人跑马拉松，于是从来没有发生中断现象，只是到一定时期会感到力不从心，譬如到近代；而西方文化发展好似跑接力赛，每一段有不同的主人，因而都精力旺盛，但是存在一种风险，接力棒可能会掉下来，于是文明中断。中西文明的剧本是相似的，但是剧本所推出的“明星”却有万种风情。
哲学发展与人类文明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生命发展史和婴儿智力发展史是相通的，中西文明的诞生史与人的生命诞生史是相通的。如果回到人的生命本身，一个具有发生学意义的问题是：人类来到世间，为什么以一声啼哭来向世界报到？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都哭过，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哭。解释的可能路径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哭，但可以知道如何使他们不哭。使一个小孩不哭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让他回到母亲的怀抱。为什么回到母亲的怀抱就不哭？
有位哲人说过，人的诞生和死亡都是一种荒谬的事件，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一霎那决定了一个生命的诞生，不但如此，还决定了这个生命是男人还是女人，甚至决定了他未来的健康状况和发展前景。一个生命是在另一个生命的肉体中长成的，是从一个实体中分离出来的，成长中的生命最熟悉的是“十月怀胎”中母亲的味道。所以小孩诞生之后，脐带不能立刻割掉，脐带的生理意义和伦理意义是保证新生儿和母体之间的最后关联。婴儿回到母亲怀抱的伦理意义，就是回到实体，回到家园。
小孩长大，再也不可能“怀”和“抱”了，于是人类又发明了一个具有伦理象征意义的行为，叫做“拥抱”。辜鸿铭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是驯化了的动物，西方人是没有驯化的动物，没有驯化的动物，动辄就抱，乃至“熊抱”；中国人经过驯化，不需要那种外在的“抱”，而是于精神上“在一起”，所谓“关怀”“关心”。
这些体现生命本真的行为用一个哲学概念表达，叫做“爱”。我们发现，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伦理都以爱为出发点。爱是什么？用一位哲学家的话说，爱是一种自然的感觉，爱的本质就是不独立、不孤立。在人的身上，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理性，一个是情感。理性使人强大，而情感使人美好；理性让人独立，情感让人不独立。人身上所有的强大，都来源于理性，所谓“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人身上所有的美好，都来源于情感。爱的本质就是不独立，正因为它不独立，才成为伦理和宗教的起点，爱让我们回到实体，回到家园。
人类文明和人的生命的诞生史，让我们得到一种启迪，也得出一个结论：不是“我”，而是“我们”，是人类文明共同的基因，也是人类文明的真谛。如何达到“我们”，回归“我们”？中西方文明提供的基本智慧有两种：或者通过伦理，或者通过宗教，所谓伦理型文化与宗教型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宗教与伦理，是守望和回归人类精神家园的康庄大道，只是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路径选择。
现代文明以“青春期危机”的方式反绎了这一主题。西方学者将心理学意义上的青春期理论移植于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解释，认为现代文明正遭遇“青春期危机”。青春期危机的共相是“告别传统”，而告别传统的要义是“告别实体”，用尼采的话说，叫做“伟大的可恨”。在《瞧，这一个人》中，尼采发现，一个生命是从另一个生命中诞生出来的，于是在诞生它的那个母体面前，它总是显得很自卑和渺小，于是便用叛逆的方式表达与自己母体的决裂。因为是母体，所以“伟大”；因为叛逆，所以“可恨”，这便是所谓“伟大的可恨”。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经历一个特殊的时期，叫做青春期。自诞生而一路走来，我们对父母都很崇拜，儿童时期都觉得父亲是英雄，到十二三岁的时候猛然觉得父母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又挣不脱父母的纽带，于是只好以叛逆的方式与实体告别，认为父母什么都不行，就叫青春期。直至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才体会到父爱如山，母爱似海！这就是人类文明和人的生命的本真状态。现代文明在中西方分别有两大事件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以及随之而来的尼采之疯，另一个是中国的五四运动喊出的“打倒孔家店”口号。
从基督纪元开始，人类文明已有两个千年。第一个千年尤其是它开启之际的所谓轴心时代，人类所有的美好就在于刚刚从实体中走出，还携带着伦理世界的余温，回味而向往，但又不可挽回地走出。怀着对伦理世界的无限眷恋，孔雀东南飞，三步一回头，由眷念而纠结，由纠结而回归，于是演绎为轴心时代人类文明的共鸣绝唱。
到了新的千年，在西方，尼采发出惊世一喝：“上帝死了”！我们在享受尼采这一惊世发现的酣畅淋漓时，往往忘记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细节：一宣布上帝死了，尼采自己就疯了。尼采在44岁生日的时候宣布上帝死了，然而吊诡的是，从此以后他自己就疯了，而且再没有醒过来。尼采活了56岁，他44岁以后的生命是非常悲惨的。在《瞧！这一个人》中，他反反复复追问同一类问题，“我为什么这么聪明？”“我为什么这么智慧？”“我是一颗炸药，我要把这个世界炸掉！”那本小册子最震撼人心之处，是能隐隐约约透逸出上帝之死与尼采之疯之间的宿命式的文化关系。
有人说，尼采之疯是他的家族病史使然，因为他的父亲也有精神病。但我觉得这种解释缺少文化关切。尼采解构了轴心时代所建构的终极关怀，却找不着家园和归宿，他毁灭了这个世界，但却不能建构另一个世界，所以尼采必须疯，尼采也只能疯。如果尼采不疯，这个世界就疯了。在这个意义上，尼采之疯与苏格拉底慷慨赴死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逻辑。
20世纪是一个伦理大发现的时代。在20世纪初，中国的启蒙学者陈独秀便深深感慨：“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3］179必须特别注意，陈独秀这里强调的不是道德觉悟，而是伦理觉悟。在西方，1950年代中期，伟大的思想家罗素同样发现，“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次到达这样一个时刻：人类种族的绵亘已经开始取决于人类能够学到的为伦理思考所支配的程度。”［4］159问题在于，今天人类有没有达到这样的伦理觉悟？自从上帝“被死”，自从孔家店“被倒”，人类的危机就一直蔓延。20世纪中期，法国学者图海纳就提出一个严峻问题——《我们能否共同生存？》；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梁簌溟先生提出另一个更为严峻的诘问——《这个世界还会好吗？》。两个学者，两本书，传递的是同一种危机和同一种危机意识。
文明史叙事表明，无论中西文明的“出场”方式，还是现代文明的“在场”方式，人类文明的重大精神史事件，本质上都是伦理事件。
精神史上的这些伦理事件聚焦于同一个问题流，即“我们如何在一起”。苏格拉底之死、上帝之怒，孔子周游、老子出关，悲剧性的崇高与喜剧性的神圣，演绎的都是分离与守望、自由与拯救的伦理上的悲怆情愫，区别在于，苏格拉底之死与上帝之怒，是对从实体中异化的惩罚与救赎，孔子周游与老子出关，是回到实体的文化启蒙。孔子与老子“游”与“出”的主题都是对“在一起”的伦理世界的回归，只是孔子通过“仁者爱人”道德努力，扬弃人的抽象独立性以拯救异化了的世界；老子以“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的哲人洞察否定教化世界，回归“大道”本真。“上帝之死—尼采之疯”，“打倒孔家店”，以及一个多世纪中孔家店“打”而不“倒”的历史事实，借助“上帝”这个作为西方文明符号的终极实体和“孔家店”这个中国文化符号，顽强而坚韧地演绎人类世界“在一起”的文明真谛，在相当程度上是对拯救的再拯救，启蒙的再启蒙。现代性的“青春期危机”再次以某种文明悲剧的方式启迪和启蒙世界：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是：“我们，如何在一起？”
无疑，人类有许多路径“在一起”，“我们”必须“在一起”，“我们”只能“在一起”，“我们”已经“在一起”，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等等都是“在一起”甚至是过普遍生活的方式。然而，这些都只是外在的“在一起”，用孔子的话说，这些只是“同”，而真正的“在一起”是“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我们在一起”，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伦理，二是精神。
伦理的本质是什么？“伦理本性上是普遍的东西”，然而并不是所有“普遍的东西”都是伦理，伦理必须是一种“精神”，普遍的东西“只有作为精神本质才是伦理的”，所以“伦理行为的内容必须是实体的，换句话说，必须是整个的和普遍的；因而伦理行为所关涉的只能是整个的个体，或者说，只能是其本身是普遍物的那种个体。”［5］8-9
在古希腊，伦理是灵长类生物长期生存的可靠的居留地，“居留地”之所以“可靠”并“长期”，就是于它以“德”的教养维系。在中国，什么是伦理？一种具有表达力的解释是，伦理好似一颗扔进水里的石子所激起的一圈圈的涟漪，每一颗水滴和整个涟漪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每颗水滴之间的关系，就叫做伦理。
“我们”的世界到底缺什么？从哲学上演绎很抽象，还是以三个案例来具体分析今天的中国社会，“我们”的世界，或“我”在伦理上和精神上成为“我们”到底缺什么。
第一个案例是城市文明。有人说，现代文明就是城市文明。比较发现，中国和英国城市文明的重要差异以一句话概括就是：“伦敦无直道”与中国“摧枯拉朽”的城市化建设。伦敦给人的感觉好像迷宫，几乎没有一条直道，究其原因，有人说英国的工业革命来得非常突然，来不及从容规划，整个城市一下就扩张了，因而显得很无序。然而仔细反思就会发现这个解释难以成立。英国的公交车是红色，英国的邮箱也是红色。只要在泰晤士河边散步就会发现这种“城市颜色”的意义：一辆红色的汽车在古老的大桥上缓缓蠕动，跟泰晤士河构成了一幅美妙的整体画面，当一个汽车的颜色都跟这个城市非常美妙地融合时，城市设计的严密已经可想而知。“伦敦无直道”的秘密在哪里？原来英国人特别尊重传统，城市发展必须保护所有的古建筑和古艺术比如著名雕塑，而伦敦的古建筑与著名艺术作品又特别多，所以我们发现，伦敦的街道拐弯和分岔特别多，因为弯口和岔口一般都会有古迹遗存，“无直道”背后是对传统的敬重。反观当今中国的街道，既宽阔又笔直还对称，很有“现代气息”。然而宽阔笔直的街道需要的是一种绝对权力。历史上，中国最宽阔的街道是长安街，最对称的街道是故宫周围，因为历史上它是“皇城”。我们今天的城市建设的“现代气息”以对文化遗产的扫荡为代价，因而大部分城市都成了没有历史记忆的“植物人”。也许我们会说，以我们的经济实力，可以复原和再造一些古建筑，然而，文化最大的敌人不是没文化，而是伪文化。隋炀帝的“荒淫”，唐太宗的“雄才大略”，孝庄皇后的“仁厚”，很大程度上都是伪文化的遗祸。今天的“城市”相当程度上是“有‘市’无‘城’”，作为城市繁荣象征的商圈，整个就是一个欲望的海洋，每一个人在那里释放自己的欲望之后扬长而去。时至今日，城市并不是“我们”的“城”，而只是“我们”的“市”。
第二个案例就是所谓“厕所的文明”。西方的城市，厕所往往都是三个：男厕所、女厕所和残疾人厕所，而中国，厕所大都只有两个：男厕所和女厕所。导致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不是经济，而是文化！我们中国人对待残疾人的态度往往是怜悯、同情和帮助，怜悯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对弱势群体洒下的一掬高尚的热泪，是企业捐助中镁光灯下永远定格的弱势群体的身份。西方人有一个节日，叫做感恩节，感恩什么呢？不只是对上帝感恩，而是对整个世界感恩。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有成为残疾人的可能，这种可能比如万分之一，现实中“这一个“残疾人承担了我们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正常人成为残疾的全部的风险，所以，我们对残疾人的态度不应该是怜悯和同情，而应该是“感恩”。可以想见，怀着感恩的心情和同情的心理所制定的公共政策或采取的行动，会有多大的差别。我们的城市有盲道，但是盲道从来不帮“盲”。我们的世界出了问题，根源在伦理，在精神，在文化理解力。我们极力宣扬奥林匹克精神，所谓“更快、更高、更大、更强”，但这是和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相悖的一种西方精神。之所以说奥运会是一项和平运动，从起源上考察就是因为从古希腊神话开始，西方人就崇尚力的较量，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就是一部血腥史，于是希腊人“在一起”便打仗，一个智者找到了原因，发明了“马拉松长跑”这种宣泄和耗散人的力量的方式，从此，以“马拉松长跑”为标志的希腊体育运动便演绎成为一场和平运动。西方服装文化的主题就是渲染和张扬“力”，男人的西装不能系纽扣，为的是“秀肌肉”；女性服装突显“露”与“透”，秀的是“魅力”，总而言之秀的都是“力”，是“力”的文化诠释。我们今天说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其实任何民族都会自强不息，美国人打完越南打伊拉克，打完伊拉克又去打利比亚，就是一种“自强不息”。中国人不喜欢这种自强不息，我们不仅相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更信念“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结合才是中国民族的精神。今天，在“奥林匹克精神”误读下，将“我们”凝聚为一体的民族精神正遭遇严重的肢解和误读。
第三个案例就是《泰坦尼克号》电影。世界上做得最成功的文化产业就是《泰坦尼克号》电影，它成功在哪里？它以最高票房价值挣破了自己的口袋，又赢得了全世界人的脑袋。想当年泰坦尼克号进入中国之际，很多人都被组织去看，因为要进行文明教育，看西方人多么文明，多么讲伦理道德，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还那么优雅地相互谦让。然而事实到底如何？根据社会学家的调查统计，在泰坦尼克号事件中，一等舱里的生存率是62%，二等舱里的生存率是31%，三等舱里的生存率是25%，这说明，在生命的最后关头，通向天国的门票是由钞票决定的，那些救生圈和救生筏优先给了有钱人，这才是血淋淋的事实，那种拉小提琴送大家最后一程的场面只是一种艺术虚构。“左舷是事实，右舷是虚构”，这是《泰坦尼克号》真相，然而我们却陷入甚至至今仍处于“左舷—右舷”的视觉盲区。然而，由于缺乏文化自信和文明自信，于是宁愿想像或相信“泰坦尼克号”这一来自域外的伦理神话。
三个案例，第一个指向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表明今天的“我们”已经不能和自己的先人“在一起”；第二个是指向对待残疾人的态度，表明今天的“我们”已经不能和同胞“在一起”；第三个折射对待自己的态度，表明今天的“我们”已经不能和自己“在一起”。不能与先人、同胞、也不能和自己在一起，“我们”已经遭遇并将继续遭遇日益深刻的文明危机。于是，我们需要一场终极启蒙，这种启蒙的主题以一言蔽之，那就是：“学会在一起”。“学会在一起”的文明真谛，就是从“你”“我”“他”，“你们”“他们”，回归到“我们”！为此，有三大期待，期待一次“伦理”启蒙；期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精神”洗礼；期待一场回归传统的“还家”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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