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一份久远的歉疚
宛若我不知道我的出生年月一样，也说不清我是何年何月开始读书。家在中原的一个偏穷村落，父母计时，一般都依着农历序法，偶然说到公元年月，村人们都要愣怔半晌。在中国乡村，时间如同从日历上撕下的废纸。之所以有着时间，是因着某些事件。事件是年代的标记，如同老人脸上的皱纹标志着的岁月。
之所以有着那年的存在，是因着我与二姐在那年一同到一个以庙为校的小学，开始了同班读书。
那一年，由一升二的考试我的语文是61分，算术62分。60分及格升级，这个分数，便如一蹴而就的力气，幸运地把我推过了升级的门槛。可这个分数，让我感到稍许羞涩，感到有些难以面对父母。我隐隐有些明白我的分数偏低，是因了同班的二姐的分数有些偏高。她的语文、算术，都在八十几分。你们试想，倘是她的分数比我的还低，我的分数也就自然会显山露水，突出高的端倪。
事实正是这理，没有姐的高分，自然是不显弟的低分。
我开始嫉恨二姐。
开始到父母跟前，仰仗兄弟姐妹的排行，以我的最小之势，说些二姐的坏话。开始把她的东西，藏将起来，让她以为丢了，四处翻天找地，直到父母急得骂她，她也开始哭泣，我再做出替她急的样儿，从哪儿将那东西猛地找了出来。
升级开学之前，是个冬天。正月。过了十五。她的书包丢了，找得大汗淋滴，母亲差一点就要打她，我便从她的床头费尽心机、又轻而易举地替她找了出来。望着那个书包，她开始怀疑于我，可又确无证据，最后我们姐弟经过相争相吵，她只好给了我一毛钱，作为一种无奈的谢意。
我用那一毛钱，上街买了一个烧饼。直到今天回味那烧饼的味道，它还依然香得让我无以言说。
然而烧饼虽香，可终于还是又要读书。我担心二年级时，仍与二姐同班，那会给我的学习带来莫名的压力。为此，开学那日，我迟迟地不往学校迈步。在学校外边磨蹭得天长地久，如一个害怕对方而不敢登台的懦弱拳手，磨蹭在拳台下边等着意外和侥幸的发生。
也就果然。
那天上午，日光明明丽丽，照着冬后的残雪，如同一面镜子映照着一地的阳光。老师和学生们扫了校园的积雪，走进教室许久，到上课的铃声响得有些不耐烦时，我才迟迟地走到教室门口，恰在这时，就有个亭亭玉立的女性老师，人苗条漂亮，满身都是让人着迷的某种气息。她过来问了我的姓名，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教室的门口，说我被调到了她的班里。说把我和二姐分开读书，是为了便于我们姐弟在学习上愈发努力，有可能就更上一层楼去。
那时候，我不知道感谢上帝。不明白命运与人生，原是多么需要偶然与幸运。只是感到女老师能明察秋毫，洞穿人心。那时候，我对学校和教育的感恩之情、油然而生的感激，仿佛温熙的光亮在一个孩子心里的天宽地阔。似乎，我一生命运中的幸运，都从那天开始；当然，不幸也都在那个年代埋下。
今天拉开那个年代的戏幕，呈现的第一场次，就是那天的一个场景。
老师把我领进教室，让我坐在第一排的最中，而我的同桌，奇迹般的，不是一个男的，也不是一个乡村姑娘。她是一个城镇户籍的市民女孩，穿着整洁，皮肤白嫩，人胖得完全如同一个洋娃娃。单是这些，也就了然去了。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坐下之后，她用铅笔在课桌的中间，为我俩划下了一条楚河汉界，用城里人奶甜的细音告诉我说，彼此谁都不能越过；写作业时，谁的胳膊，也无权触碰谁的胳膊。
这是六十年代中期，似乎我人生的一些觉醒，比如自尊，比如对男女与城乡的最初了解，还有对革命的一些敬畏，也大都始于此时。那一学期，学习上没有二姐的压力，可有了另其所外的让我更为窒息的压力与心跳。她姓张——那个胖胖的城里女孩，似乎是父母与革命有些什么联系，工作从都市洛阳，调到了我们村街上的一个商业批发部门。因此，她成为我命运中的第一个偶然，一个幸运；一个至今令我无法忘记的启迪。
她学习很好，每周测验考试，都是九十几分。这不仅证明着她和我学习上的差距，也还证明了一种久远的存在，即：与史俱来的城乡差别。证明着她在课桌上划的那条中轴铅线，不仅合法，而且合理。我不知道我是否是为了她和那条分界的铅线，而开始了用功学习；还是为了一个乡下男孩的自尊和城乡之间留给乡村的那点儿可怜的尊严，而在学习上开始了一种暗自、暗自的努力。
我们的老师，漂亮、高瘦，有些肌黄。而且，越来越黄。同学们都说她有肝炎。并且还会传染。说只要和她距离近些，只要你把她呼出的气息吸进肚里，也就一定会染病于你。同学们盛传，看见过她在屋里熬药。还吃了白色的药片。
教室里分坐在第一排的同学，在她上课之时，常有要躲着她坐到后排去的。可是我不。我就喜欢坐在前排，坐在她的鼻下，抬头看着她那泛黄、却仍然漂亮的瓜式脸蛋，听她讲着语文，讲着算术；讲她在城里师范读书时的一些新新鲜鲜。喜欢不越楚河汉界，不说一句话儿，坐在洋娃娃的身边。为了暗赶那城镇户籍的学习成绩，缩短我和她的城乡差距，我不仅整日端坐在有病的老师面前，还敢拿着作业，到老师屋里面对面地问些问题。
我看见过老师吃药。确实是白色药片。
老师问我，你不怕传染？
我摇头。
老师笑着拿手去我头上摸了很久。许多年后，看印度电影《流浪者》时，有位勇敢的少年，因为勇敢，被漂亮的女主人公突然吻了一下脸蛋。女主人公走了之后，那少年回味无穷地在摸着被人家吻过的脸蛋那一细节，总是让我想到我处在那个年代，被漂亮的女老师抚顶的那一感觉。正是这一抚顶，让我的学习好将起来。让我在期终考试时，洋娃娃似的女同桌，语文、算术平均94分，全班第一。而我，均为93分，名列第二。
这个分数，高于二姐。相比我的同桌，只还有一分之差。
仅就一分之差。
原来，学习并非一件难事。我感到和她这一分之差，是如此之近，仿佛仅有一层窗户纸的距离。我以为在学习上超越于她，成为班里第一或年级第一，其实如同抬头向东，指日可待。说句实在话，那一年的暑假我过得索然寡味，毫无意义，似乎度日如年，备受煎熬，盼望开学坐在她的身边，认真听女老师授课说事，是那样的急迫重要；盼望着一场新的考试，就像等待着一场如意的婚姻。
可是，到了终于开学那天，我的女性老师，却已经不再是我的老师了。
她调走了。
听说是嫁了人家。嫁到了城里。好像丈夫还是县里赫赫的干部。好在，女同学还在。还是我的同桌。开学时，她还偷偷送给我一个红皮的笔记本儿。那本子是那个年代我的一个珍藏和记忆；是我对那个时代和城乡认识过早开始的一个见证；还是我决心在下次考试之时，希望超越于她的一个明确的鼓励。我依依然然地努力学习；依依然然地按时完成作业。凡是新任班主任交代的，我都会加倍地努力，连那时语文课中增入的学习毛主席语录的附加课程，老师要求同学们读一读时，我都会努力背一背；老师要求同学们背一背时，我都会背写三遍或五遍。
新的老师，男性，中年，质朴，农村人。把他和我那嫁人的老师相比较，除了性别还有一样不同的，就是他要求学生学习，决不相仿女的老师，总是进行测验和考试。而我那时等待一场严肃的考试，就像走向起跑线等待起跑的一个运动员样，已经弯了身子，弓了双腿，只等那一声发令的枪响就可射出的箭样去追赶我的对手，去争取属于我的那个第一了。我的对手，不再是我的二姐，而换成了我的同桌女孩。她浑圆洋气，洁净白嫩，说话时甜声细语，没有我们乡下孩子的满口方言，也没有我们乡下孩子在穿戴上的邋邋遢遢。她的满口，都是整齐细润的白牙，都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儿；而且整日的浑身，都是穿着干干净净、洋洋气气的城里人才能穿戴的衣衣饰饰。
和她我们彼此只还有一分之差。
仅就一分之差。
为这一分的超越我用了整整一个学期的努力。
终于到了期末。
终于又将考试。
终于，老师宣布说，明天考试，请同学们带好钢笔，打好墨水，晚上好好睡觉。
我一夜未眠。想着明天就要考试，如同我要在明天金榜题名一般。兴奋如那时我不曾有过的爱情，完完整整地伴我一夜，直至来日到了学校。教室外面的日光，明明亮亮，一团一团，从窗外漏落入教室之内，使教室里被过滤了的明亮，如同阳光下的湖水。高大庙堂里木梁上的菩萨神画，醒目地附在屋顶和墙壁的上空。老师在讲台上看着我们。我扭头看了一眼同桌，从她的眼神，我看到她有些不安。看到了对我超越于她的一种担心和无奈。
没有办法，这似乎不仅是一分的差距，也还是一种过早到来的巨大的城乡差别。除了超越，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把钢笔放在了桌上。把预备的草稿纸，也规规整整地放在了课桌上。
确实的，等着那个超越，我就像等着下令枪响后的一次奔跑。
老师来了。
终于的，却是徐徐地进了教室。他庄严地看了同学，看了讲台下那一片紧张与兴奋的目光，嘴上淡淡地笑了一下，说今年考试，不再进行试卷做题。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说，为了让大家都能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不再进行试卷考试。说，我们今年考试的办法，就是每个同学都到台上来，背几条毛主席的语录。凡能背下五条者，就可以由二年级升至三年级。
老师话毕，同学们集体怔了一下。
随后，掌声雷动。
我没鼓掌，只是久远不解地望着老师，也瞟了一眼我的同桌。她在随着同学们欢快地鼓掌，可看我没鼓，也就中途猛地息了她那热烈的掌声。
自那之后，我们升级都是背诵毛主席语录。这让我对那个来自城里的女孩，再也没了超越的机会，哪怕只还有一分之差。那年代中的一些事情，虽然微小，却是那年代中怪异浓烈的一股气味，永永远远地成为遗憾，在我的人生中弥弥漫漫。在那个年代读书，二升三时，只需要背诵五条毛主席的语录；三升四时，大约是需要背诵十条或是十五条吧。期间为了革命和全国的停课闹革命，还有二年没有升级。没有升级，也依然上学，学习语文、算术，背诵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那老的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今天，回味那个年代，其实我满心都充盈着某种快乐和某种幸福的心酸。因为没有学习上的压力，没有沉重的书包，没有必须要写的作业。伴随我童年的除了玻璃弹子、最高指示和看着街上大人们的游行还有亲自跟着学校的队伍，到村街上庆贺毛主席有新的指示发表，这都是一些快乐的事情。剩下的，就是永不间断的饥饿和下田割草，喂猪放牛。还有一种久远的幸运，就是直到小学毕业，那些住在乡村的几个市民户口的漂亮女孩，她们总是与我同班。她们的存在，时时提醒着我的一种自卑和城镇与乡村之间必然存在的贫富贵贱；让我想着那种与史同在的城乡差别，其实正是一种我永远想要逃离土地的开始和永远无法超越了的那一分的差距。
终于，进了七十年代。
我以通背规定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老的“三篇”之优异，顺顺利利地升了中学。很快，在我的中学时代，革命形势在沸腾的安静中有了变化。并不知道这一年初中的升级考试，不再是以背诵毛主席的文章、诗词为考试的评判标准，与大人物邓小平的恢复工作有着直接的某种干系。终于，学校又有了考试制度。就像遇了春天必会有雨一样，升级，又要必须考试。可必须考试时，不知为何，我已经不再有那种超越一分之差的奋斗之力，只是痴迷于阅读中能够找到的革命小说，如《金光大道》、《艳阳天》、《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还有《烈火金刚》和《林海雪原》等。我不知道这些小说属于“红色经典”，以为那时的世界和中国，原本就只有这些小说；小说也原本就只能是这样。如同牛马不知道料比草好、奶比水好，以为世界上最好吃的，原本也就是草和水了。不知道在这些作品之外，还有所谓的鲁、郭、茅和巴、老、曹。还有什么外国文学和世界名著。还有更为经典的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
不知道，曹雪芹是个男的，还是女的。
然而，缘于对红色经典的热爱，我早已忘了我有些荒废的学业。
然而，偏巧那年，由初中晋升高中时，却又要由分数定夺命运。那些年月，我对阅读小说因着过分迷恋，而对人生，也因此变得有些迷惘。想横竖反正，我的命运就是同父母一样种地，不得不作于日出，息于日落；因此，并不相信你考取高中就可以不再耕田种地，可以让你变为不是农民的城里人了。也就无为而治，随遇而安，陪着同学们如同打哄看戏一样，参加了那年的升学考试。其时的结果，录取中的政策是规定凡有城镇户口的同学，必须百分之百地予以录取；而对农村户口的学生，既要看考试分数，还要看大队和学校的共同推荐。就分数而言，二姐的分数远高于我；就推荐而言，我姐弟二人，就只能有一人可读高中。
话是午饭时候父亲从门外带进家的。那是夏天，知了的叫声，在树枝上果实累累，叫得烦躁不安。父亲坐在我家的院里，说了我和二姐只有一人可以读书上学的景况之后，他看着我和二姐，有些为难、又有些犹豫地说道，家里的境况，你们也都明白，人多嘴多，谁都必须吃饭，又要给你们大姐看病（我大姐那时常年有病），这样，也是确实需要你们有一个留在家里种地，挣些工分。父亲说完，我和二姐在那个时候都端着饭碗，僵在父亲面前，谁都没有说话。有一瞬间，时间生硬，再也不会如水样细软地流动。就像时间成了石块，无形地砌在了我与二姐和父亲之间。就这样过了许久许久，母亲从灶房端着饭碗出来，说都吃饭吧，吃完了饭，再说这事。
就都各自吃饭去了。
忘记了二姐是端碗进了屋里，还是端碗去了别处。而我，端着用红薯叶子煮了红薯面条的一碗粗粮汤饭，到了门外的一棵树下。树下空无他人。我就在那乡村的空无里，却是无论如何也无心食咽那碗汤水饭食。也就在这个时候，在所谓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在我正为上学还是不上的迷惘里，下乡到我们村里的一个知青，男，穿着蓝色制服，三七分头，高个，他款款地从村街上走过，还和熟人点头说话。说话的顺序，是村人恭敬地先和他说。而他自己，只是懒懒洋洋地点头哼哈着答话别人。
他答着去了。
可我，在他走后很长的时间里，都还看着他的背影，就像看着一条通往远处的道路。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猛烈地，想要继续读书。想要去念我的高中。想要从二姐手里，夺走属于她的那半个去念高中的希望。也就匆匆地吃饭。匆匆地回到家里，看见二姐也正端着空碗，从哪儿出来到厨房盛饭。
我们在院里对望了一眼，谁也没有说话，就和彼此谁都不太认识对方一样。
下午，下地劳动，不知为何二姐没去。
晚饭，二姐也没有在家吃饭。
饭后，二姐也没有很快回家。
我问母亲，二姐呢？母亲说，找她同学去了。也就这样，把一段命运暂时搁着，就像把一个疮疤暂时用膏药糊了一般，也就睡了。月落星稀，窗外有清明夜色，有蛐蛐的叫声，还有半透明的潮润的夜气。睡到半夜时候，也许我刚要睡着，也许我已经睡着，刚好醒来，就在这个时候，我家大门响了。二姐的脚步，轻柔地落在院里。接下，那脚步的声响，到了我睡的门口，犹犹豫豫，滞重下来，仿佛是犹豫之后，二姐推开了我睡的屋门，进来站到了我的床前。
我从床上坐了起来。
二姐说：“你没睡？”
我以“嗯”作了回答。
二姐说：“连科，念高中，姐不去了，还是你去念吧。”
说完这话，二姐似乎借着窗光的月色，看了看我。我不知道那时的二姐，看见了我什么表情。而我，却隐约看见，二姐的脸上仿佛挂着凄淡的笑容。笑着转身走时，还又对我说道：“你好好读书；姐是女的，就留在家里种地。”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高中的开学。在开学的前一天里，二姐给我买了一支钢笔，送给我时，她眼里含着泪水，却是依然地笑着说道：“好好读书，连二姐的那份也给读上。”
现在，三十年之后，我给我的孩子和侄男甥女们说起这些，他们都有些愕然。有些不敢相信。不是不敢相信二姐因是女的，方才让我这个男孩读书，而是不敢相信，有个漫长的时代，虽是正宗的社会主义，可中国乡村的孩子，却是普遍贫穷饥饿。作为父母，普遍无力去供他们的孩子吃饱肚子，并读完初中、高中。这是一个时代给所有做父母和子女的人们，留下的一份社会自己早已忘记了的歉疚。
我想，我应该把这份歉疚记述下来，不说留给别人，也该留给我的孩子和我的那些侄男甥女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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