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信仰，市场经济的灵魂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

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

文|赵晓

在北美游历，为的是读无字的书，为的是有机会在异国他乡仰望星空。在这片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物质文明最昌盛的国度，我经常反躬自思的一个问题就是：中美两国最大的差异究竟在什么地方？

一、中美两国最大的差异

美国素来给予国人最深印象的是这个国家林立的高楼大厦，代表着美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可是，高楼大厦在中国已不稀罕！显然，高楼大厦并不是中美两国最大的差异。

那么，是财富的差异吗？美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200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840美元，而美国是34100美元，两者差距悬殊。但考虑到中国人收入水平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财富差异虽大，不足以构成中美两国最大的差异。

或许有人会说是科技水平的差异。但是，中国同样拥有许多高科技：早就搞了氢弹、原子弹，让火箭上天，并且正研制航天飞机。所以，中国的科技水平虽说与美国有差距，但也不是天差地别。

或许还有人会说是金融的差异。市场经济最尖端的一块就是金融，这是中国市场经济的软肋。相比之下，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金融，最早实施金融放松管制，引发金融创新，至今吸收着全世界75%的金融资源，使金融优势成为美国三大优势之一（另外是科技优势与政治强权优势）。不过，中国的金融虽然落后，但是环观举国上下，银行多如米铺，证券公司到处招摇过市，而基金的广告也已在央视的黄金时间频频闪烁。所以，中美两国的金融差距虽大，但亦不足以构成最大的差异。

那么，一定是政治、法律制度的差异了？诚然，这方面中美两国的差异一目了然。但是，中美两国国情不太相同，而目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变革与转轨之中。可以料想，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必然日益朝着建立起良好的政治文明与法制文明的方向前进，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许多经验与做法，也会被海纳百川的中国所借鉴。从这样的角度，中美两国政治、法律可参照的地方其实甚多，仍然谈不上是最大的差异。

那么，中美两国最大的差异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我个人的看法是：教堂。只有在这方面，中美两国的差异不是多和少的差异，而几乎是有和无的差异。在美国，尖顶的教堂其数量之众多过中国的银行和米铺。在哈佛广场附近的街道上，我曾驻足四望，结果竟然在三个不同的方向发现了三个教堂。事实上，从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从农村到城市，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发现：这个国家最多的建筑不是别的，正是教堂。教堂，而且只有教堂，才是美国人的中心，是凝结美国人最核心的东西。

二、教堂与市场经济

美国人不是傻瓜，其对教堂之需求如此之盛，而教堂的供给也是呼之即来，这其中一定有它的道理。在美期间，教堂与美国经济、社会及政治的关系成为我思考时间最长、想得最多的问题。我得出许多有趣的想法，限于篇幅，这里仅谈经济方面的内容。核心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之比较。

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市场经济？是因为市场经济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叫人不偷懒。计划经济行不通，坏就坏在没有激励机制，干好干坏一个样。而在自由市场制度下，懒人是没法活的。所以，市场经济会逼着大家去竞争，它是个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但是，市场经济叫人不偷懒，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这使得市场经济存在着一种危险，就是它有可能导致一个很坏的情形：诱使人们勤奋地撒谎、勤奋地害人，不择手段地谋取财富。有人会说，那是因为市场经济不完善，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不会这样的。但是，市场经济光靠自身永远也不可能完善，因为它只能叫人不偷懒，而不能叫人不撒谎不害人。

的确，市场的重复博弈可以降低撒谎和害人的行为，而法律的严惩亦有利于交易行为的规范。但是，在市场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情况下，完全靠重复博弈和法律的惩罚来求得规范的市场行为不仅不可能，而且可能不经济--这意味着市场的运行成本无限高，贵得让人没法使用，最后或自行崩溃。中国的市场经济目前就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只是朴素地认为，市场经济就等于发财，而发财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跛足的市场伦理业已导致中国社会出现两大痼疾：一者，不是靠劳动致富、通过创造社会财富而获得财富，而是靠官商勾结，恶意地转移社会财富的办法来获取财富；二者，在市场交易中不讲诚信，靠食言而肥，靠坑蒙拐骗而致富。所以，我们看到，市场经济在中国实际上已经呼唤出了一群"人妖"：他们在日夜不停地靠撒谎和害人成一己之私利。这样的市场经济自然运行成本高昂。而造成这样高昂的经济运行成本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中国人普遍缺乏自我约束。

如今的中国人是什么都不信的：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天命，不信末日审判，当然更不信天堂。什么都不信的人，最后只能信自己。而信自己实际上意味着一切都是可能的，撒谎骗人害人坑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是，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则有不同。中国人或许很难理解基督教徒是什么样的人。在此，我只能说他们是和我们一样充满理性的人，而你只要不将他们理解为怪物就行了。

不能否认也不必否认进进出出教堂的人中也有骗子，但就大部分人而言，他们上教堂绝非是吃饱了撑的，众多的教徒的的确确是怀着虔诚的信仰出入于教堂的。子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话一般人恐怕难以做到，因为一般人都不是君子。相比之下，总是仰望教堂尖顶的人们总体而言较易遵守财富操守和准则。为什么？其中的秘密就在于：清教徒虽然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热衷于积累财富的人，但其追求财富并非为一己之私利，而为的是"荣耀上帝"，并使得自己死后可以进入天堂。这样的财富伦理使得清教徒在追求财富时的目标与手段不再是分裂的，而是一致的。一个清教徒绝不可能设想用撒谎和害人的方式去获得财富，因为那样做非但不能"荣耀上帝"，恰恰是背叛上帝，必然遭到上帝的惩罚。清教徒既然相信取财须有道，而且一心只想着为上帝而创造财富，自然可以成为君子，而且是君子中的君子。顺便说一下，想到这一点，我对小布什要求美国的CEO们在财务报表上签字时按着圣经起誓便恍然有了新的体会：原来布什不仅要为CEO们高悬上法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还要将他们置于地狱之刀山火海的威胁之中。法律之剑再加上帝的目光，显然要比单纯的法律的作用更大。

因此，获取财富之手段与目的的一致性恰能相互弥补。从这个角度上讲，市场经济天生需要与某种市场伦理相配合才能发挥最大威力，就像好马天生需要好鞍一样。从人类社会来看，最成功的模式是：教堂+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叫人不偷懒的市场经济与叫人不撒谎、不害人的强大信仰（伦理）珠联璧合，才能生出最美最大最甜的果实。

你不是追求诚信吗？那么你应该知道：有信仰的地方有更多的诚信。这一点对于爬坡时期的中国经济改革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的另外一大不同是：前者更容易建立共同遵守的制度。原因也很简单：拥有共同信仰的人们相比于只是信自己的人更容易建立彼此间共同信任。有人认为，美国最了不起的就是200多年前确立的一套宪 政体制，这一观点我颇为赞成。但是，美国宪法的基石又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早在第一批英国清教徒乘"五月花号"驶往新大陆途中，就有了后来成为新英格兰诸州自治政府的基础--"五月花号协议"，其内容包括组织公民团体以及拟定公正的法律、法令、规章和条例等，而契约的第一句话便是"以上帝的名义，阿门"。所以，共同的信仰是共同的法律的基础。否则，就算法律制定出来也不会得到遵守。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相对来说还更有开放性。其原因也许可以解释为：上帝面前，人们平等——博爱的精神内核更容易带来对外人的开放、宽容与尊重。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还有别的作用吗？有的，而且相当重要，那就是引导财富的消费，调节穷人与富人间的紧张关系。马克思说过，富人要想进天堂，比大象钻过针眼还困难。但是，对于一个虔诚的清教徒富豪来说，情况或有不同。因为他的宗教信仰将告诉他：获取财富只是为"荣耀上帝"，对他自己来说，必须合理地使用财富，永远保持谦卑才是上帝所赞许的美德。所以，在美国，我们看到，有钱的人必须将财富的1/10捐献给教堂，让其他教民分享，我们还看到，财富排行榜上的富豪与社会捐献榜上的排名高度重合，富人与穷人的关系根本不像中国大陆那样剑拔弩张。富人对财富的消费与处理，有的其实已经触犯法律，却并没有触犯世俗的法律，所以也难于受到法律的约束。可是我们知道，这些丑行决不为上帝所喜欢。但是，没有了上帝的约束，一切丑行就都是可能而且常见的。

三、信仰：市场经济的灵魂

现代经济--现代政治--现代文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三位一体，中国社会为求市场经济正果，最终将走上文化重建的道路，为市场伦理而投资。好在中国社会现在已普遍认识到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但要确立这样一块良好的基石绝非易事。

回顾中国的近现代史，中国对于西方的学习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我们从船坚炮利学会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从人家坚船利炮的不断改进我们懂得了要发展自己的科技、教育，又因政府主导科技与经济的失败走上了市场经济的新路，到如今屈指一数已是160多载的光阴，但是，这一条现代化变革之路还远远没有走到尽头。从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呻吟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危险在逼近：虽然我们已经告别人类最昂贵的计划制度，因为缺乏合理的市场伦理，却有可能陷于人类最贵的市场制度。

现实无疑需要我们往前再多走几步。其中之一，便是文化变革，找到一个与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要做到这一点，或从自己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开掘一整套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伦理，或通过吸收和引进的方式再造文化基因。漫游于北美广袤的土地，聆听座座教堂发出的深沉的钟声，我不时会想起一位愤怒诗人的诗，并想着要将之改变如下：敬畏神威，敬畏闪电，也敬畏天空的惊雷。

唯有敬畏，才能得救；唯有信仰，市场经济才有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