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从启蒙到疯狂，日本是怎么走向战争的？

文 | 熊丰（澎湃新闻记者）

马国川 （财经杂志主笔）

本文转载自澎湃新闻APP

马国川

十四年抗战，是中国人无法忘记的伤痛。或是通过历史课本，或是通过影视剧，每个中国人都对抗日战争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记忆。但我们对于发动这场战争的日本，其实了解并不多。1853年黑船来航，日本和中国一样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被迫打开了国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中日两国的历史走向了巨大的分水岭。甲午战争、“九一八”、“七七事变”……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的侵略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也把自己带向了毁灭的边缘。同样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国家，同样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被迫开国，日本何以在“明治维新”后的几十年时间里迅速完成国家的启蒙和富强，成为亚洲的第一个现代化国家？经历了大正民主的短暂熏陶后，拥有宪政和议会民主的日本又为何会迅速地滑向军国主义？所有人都知道与美国开战必败，可日本又为什么会偷袭珍珠港自取灭亡？一个原本充满希望的国家，最终是怎么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的？《财经》杂志高级研究员马国川先生的《国家的启蒙》和《国家的歧路》两本书，就通过日本近现代史上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来重新勾勒了日本从启蒙到疯狂的这一过程。带着对以上问题的思索，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了马国川。

由福泽谕吉引发的思索

澎湃新闻：虽然您在《国家的启蒙》一书中对写作的起因有过简单的介绍，但还是想问您最初是为什么想写这个系列，为什么研究对象是日本？在这背后有您怎样的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

马国川：起因是偶然的，2016年夏天我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Japan Foundation）的邀请，在日本做了四个月访问学者，地点是在庆应大学。我去的第一天在校园转，就看到了福泽谕吉的雕像。其实对福泽谕吉以前也了解一些，知道日本万元大钞上的头像就是他。但是那天仔细看他的样子，觉得跟我们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很像，有特别的亲切感，这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这个人到底有什么事迹？于是就查资料，写了一篇《福泽谕吉：一个国家的启蒙老师》。我在“界面”网站开了一个专栏“扶桑读史”，专门写日本的近代人物和事件。回国后，继续坚持写下来，一直写到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我一共写了60篇文章，在朋友们的热心推动下，中信出版社结集出版，就有了《国家的启蒙》这本书。

福泽谕吉

吴敬琏先生在为这本书写推荐语时说，应该继续往下写，写到1945年日本战败，这才是完整的日本现代化第一阶段的故事。其实在写作过程中我就感觉到，如果只写到明治天皇去世，很多事情交代不清，比如明治后期的军国主义是怎么发展的、是怎么与法西斯主义结合的，都是值得追踪的问题。在吴敬琏先生的鼓励和自己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开始写第二本《国家的歧路》，从明治天皇去世写到日本战败。

在阅读和写作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日本其实经历过两次现代化。第一次是明治维新到1945年，第二次是战败后日本在美国的主导下的现代转型。我觉得应该把这个故事讲完整，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故事。目前我正在写作第三本《国家的重生》，就是写战后日本的转型历程。这三本书合在一起，就是“日本三部曲”。所以，最初我并没有一个“顶层设计”，就是越写越觉得有意思，就收不住了。

“研究”谈不上，只是一个记者满怀好奇心去追溯日本现代化的艰难历程而已。这些年来，我对后发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非常感兴趣，也有许多困惑，日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样本。我希望在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发现一些具有共性的东西，为理解那些仍然在转型中的后发国家提供思路。这或许就是你说的“问题意识”吧。虽然我有现实关怀，但我给自己的原则是一定要尊重历史事实，就事论事，适可而止。

澎湃新闻：这两本书基本都是以人物为主线的叙事，在体例上属于纪传体通史，您为什么选择以人物为主题来写这个系列？

马国川：我基本上是按照时间轴来写作的，以人物为核心来写，是希望读者能读到比较生动的历史。很多历史书往往只是把历史过程梳理出来，历史中的人物已经风干，读者感受不到他们的血肉与情感。明治维新也好，日本近代史也好，我的案头有太多相关书籍，但读起来让人有共情的很少。我努力把宏大的历史叙事和具体生动的个人结合起来，让历史活起来。我不是像司马辽太郎那样写历史小说，而是在一个历史的大背景下去写这些人物真实的际遇和个人的挣扎

我在第二本书《国家的歧路》的后记里特别写到，我力图描写出一段复杂的真实历史：首先用“鸟之眼”俯瞰，其次用“虫之眼”，扎到土壤体察，最后用“鱼之眼”透视，既俯瞰历史，又深入历史肌理，自由地出入历史与现实，立体地审视历史。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探索，是耶非耶，请读者明鉴。

在我看来，《史记》是历史写作的最高境界。我们读《史记》不会有距离感，虽然两千年过去了，但那些人物会一下子打动我们，“也同欢乐也同愁”。还有一些历史演义小说，也有可取之处。我们去读一本写宋朝的历史书，会觉得那段历史离自己很远。但是读到《杨家将》《岳飞传》，好像一下子就进入了那个场景。

澎湃新闻：读了您的这两本书我发现，从明治维新以来，非常多的日本政治领袖都死于暗杀，这让我觉得很好奇，为什么日本的政治人物为什么那么容易被暗杀？

马国川：这个问题我没有专门研究过，只能大概回答一下。

首先这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或许跟日本的武士文化有一定关系。武士倾向于采取行动，似乎觉得把一个人杀掉，所有问题就解决了。武士文化影响着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国家的歧路》里我专门写了一个从事暗杀的小人物朝日平吾，他觉得自己暗杀财阀在给社会治病，其实他自己也是“社会病人”。

其次，暗杀是历史转型时期的一个独特社会现象，历史转型期往往也是思想、利益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当这些矛盾不能在体制内被很好解决，有的人就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其实，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沙俄，清末民初的中国，暗杀一度都很普遍。

第三，或许和日本政治家本身也有关系，他们的安保意识没那么强。比如说伊藤博文，那么高的身份，在哈尔滨火车站被安重根射杀了。还有日本的第一位平民首相原敬，也是在火车站被人枪杀的。

需要注意的是，暗杀在明治时代和昭和时代也不大一样。明治时代的暗杀没有特别强烈的政治诉求，个人恩怨比较多。昭和时代的暗杀者大多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提出“昭和维新”，呼吁像明治维新一样进行全面改革。因为当时日本贫富分化悬殊，社会严重不平等，一些人不愿意假装看不见社会的不公，他们在强烈的爱国心下采取暗杀等恐怖行动，结果国家被这种“爱国心”推向了战争。这应该是日本近代史的最大悲剧。

天皇的战争责任

澎湃新闻：既然说到了天皇，那我也想专门向您请教一下。在两本书中，对于从明治到大正再到裕仁天皇，您都没有专门写过。我特别好奇的是，以您的观察，您认为裕仁天皇在整个二战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要为日本走向疯狂和毁灭付多大的责任？

马国川：你读得很细，也戳中了我的盲点，因为尽管读了大量日本资料，但是不管是明治天皇还是昭和天皇，在我的头脑里都是形象模糊，他们的性情、他们在政治决策中扮演的角色都是暧昧的，让我不敢下笔。

首先要强调一下，我不认为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拜是一种“传统”。其实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对天皇并没有过多的尊崇，天皇既不掌权，也不是国家运转的核心。民间把天皇称为“云上人”，就是对天皇这种云山雾罩、虚虚幻幻的存在的精确描述。明治维新的元老们认为，一个统一国家要有一个精神领袖，于是通过《教育敕语》等在全社会灌输灌输“天皇至上”等观念，获得了成功。所以，崇拜天皇并不是日本人的传统，而是一种制造出来的群体意识。

日本的天皇，在制度设计上有很多问题，这在明治宪法里最明显。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权力归于天皇，就是说这个国家是天皇的，而不是人民的。虽然权力归属天皇，但是由内阁和军部等部门来分担行使具体权力的。也就是说，在制度设计和具体运作上又有君主立宪的味道。比如明治时期，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元老手中，像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大权在握。后人把明治天皇称为“明治大帝”，有点名不副实，明治天皇和彼得大帝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昭和天皇在登基前，曾经去欧洲游历，英国王室对他的影响特别深。他认为英国的立宪君主是最好的，据说他一直是以英国式的立宪君主自许。

1941年和美国开战前，天皇的态度一直很暧昧。很多人说，1945年天皇一句话，日本就停战投降了，你开战那会儿怎么不出来说句话呢？历史可能并不那么简单。在具体政治运作中，天皇参加内阁会议时一句话不说，只是一个最高贵的听众。如果发表意见，元老们还会批评他。比如说皇姑屯事件发生后，首相田中义一前后两次向天皇报告，说法不一致，受到天皇批评，田中赶紧辞掉了首相，不久就病死了。结果，天皇的这个举动受到了元老西园寺公望的严厉批评。回到1945年夏天，当时内阁会议争执不休，有人说要求和，有人说要战斗到底。最后首相铃木贯太郎不得不请求请天皇“圣裁”，天皇才说那就停战吧。天皇出来说话，彻底打破了原本的政治运作模式，是非常之举。

昭和天皇

在复杂矛盾的政治体系中，天皇的责任是什么？需要深入研究。著名思想家丸山真男对战前的日本政治体系有深刻研究，可以参考。

明治宪法的结构性缺陷

澎湃新闻：在书中我能看出您对日本实行代议制民主和普选是非常认可的，但是事实似乎是随着元老的凋零和他们对日本政治的影响力下降，以及民众参政的增加，日本越来越民粹，外交方面也越来越不理性和狂热，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马国川：你的问题非常重要。普选权和民主权利的扩大，无论如何都是进步的，值得肯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制度的保障一定要跟上。社会进步难得，一定要尽快固化为制度。大正时代有很多问题，首先是制度本身没有完善，很容易被动摇；其次是根本制度没有人去讨论过，我指的是修改明治宪法。随着民主时代的到来，这个宪法已经远远跟不上时代的要求了，可宪法本身一直没有修订。比如，随着元老的凋零，军队应该被纳入内阁管辖，解决军部独立的问题。再比如，随着民主权利的扩大，思想警察“特高”应该废除。一系列的改革都应该推进，但是都没有做。军部挟持国家走向疯狂，就是钻了这些制度的漏洞。

1929年的“大萧条”对日本的影响非常大，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国民开始怀疑民主制度。正好法西斯主义的那一套传进来，青年军官提出“昭和维新”，要砸烂原有的整套制度，把所有的政治家和资本家全部打倒，请天皇亲政。北一辉就是这种思潮的集大成者。结果，大正时代文明开放的成果、思想解放的势头，因为没有制度的保障，一下就被逆转了。

澎湃新闻：您的这两本书对我很有启发。14年抗战是我们所有中国人都很沉重的一段历史，过去我们经常是把日本看作一个整体，觉得日本的统治者从明治维新、甲午战争之后，就处心积虑地要入侵和瓜分中国，但是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看到了日本的多重面相。感觉日本有很多机会可以不走向战争的，滨口雄幸、犬养毅两任首相都坚决反战，最后却都被爱国愤青杀害，甚至连山本五十六这样的战犯，最初都是最坚决的反战者，但是最后整个国家都被青年军官“以下克上”，被这群“爱国青年”给绑架和裹挟了。这折射了战前的日本在政治制度的安排上的哪些结构性缺陷？

犬养毅（右二）与蒋介石

马国川：日本的政治框架，基本是由《明治宪法》决定的。

明治宪法是东亚的第一部宪法，日本在1889年就颁布了宪法，这意味着要把整个国家纳入宪法之下，不再是人治。这在那个时代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要知道，当时东亚各国还在帝制里挣扎。20年后，清政府预备立宪，基本就是照抄明治宪法。

但是，明治宪法本身确实存在很多缺陷。它以当时德国宪法为蓝本，又有英国宪法、法国宪法的影子，是一个杂糅的产物，所以后来美国占领军讽刺明治宪法是一个“杂种宪法”。明治宪法的缺陷主要有这么几条。

第一，对于天皇的权力和职责没有清晰的界定。正如我们前面说的，一切权力属于天皇，但天皇怎么运用这些权力，天皇在国家政治中到底发挥怎样的作用，没有明确的界定。天皇到底是一个机关呢，还是一个实体呢？战前就有激烈争论，战后则围绕“天皇到底负有怎样的战争责任”发生了激烈争论。

第二，军队的管辖权问题。明治宪法规定，军队直接服从天皇，军队和内阁是平行的。元老在的时候可以管得住军队，但元老凋零之后，内阁对军队没有任何制约。军部根本不买内阁的账，说我只对天皇负责，可天皇又不亲政，等于军部可以为所欲为。

第三，内阁本身的设置也有很大问题。明治宪法对于首相如何产生没有明确的规定。元老们还在的时候轮流坐庄，伊藤博文当完，山县有朋当，之后西园寺公望和桂太郎轮流当……变成了寡头政治。到后来元老死得差不多了，由剩下的元老和当过首相的人组成“重臣会议”，决定谁当首相，其实是密室政治。根据明治宪法，首相在权力上和其他大臣是同等的，阁僚不对首相负责，只对天皇负责。明治宪法的这个制度设置到后面就出了大问题。为什么军部可以挟持内阁呢？如果军部对首相不满意，军部就不推荐陆军大臣、海军大臣，没有陆军大臣、海军大臣，首相就组不了阁；如果陆军大臣、海军大臣辞职，内阁就会倒台，首相就要下野。

明治宪法没有及时修改，是导致日本走向歧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时移世易，变法宜也”。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也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进行适当而必要的修改，尤其是在现代化转型时期，否则遗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