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为什么近代以来，日本一次一次侵略中国？
雷颐，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下乡当农民、参军当兵、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考研，在吉林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研究员。其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著作《取静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雷颐自选集》《经典与人文》《图中日月》《萨特》《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等。
一提起日本，我们记忆最强烈的就是日本不断侵略中国，犯下了很多罪行。如果用历史眼光来看，在近代以前，中国和日本可以说是“友好邻邦”，虽然有一点小小的摩擦，但是总而言之，19世纪70年代以前中日没有发生过战争，日本一直向中国学习，派留学生来。为什么近代以来，日本一次一次侵略中国？
清《万国来朝图》
▍天朝开始崩溃
这就是1840年以前东亚的秩序。18世纪、19世纪炮舰时代，欧美列强开始侵略殖民，英法等欧洲列强炮舰打过来了。今天我们不讲鸦片战争具体的过程，只说鸦片战争以暴力打开了“天朝”的大门，说天朝开始一点一点地崩溃。面对这个开端，清王朝没有意识到一种新的文明或者是现代化，没有意识到传统的天朝体系面临崩溃，还认为我是天朝。鸦片战争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因为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边疆、少数民族各种政权侵略中原王朝，像宋朝那样。当时清王朝就觉得，这不过是又一个蛮夷之邦厉害了一下，还没有占多少领土，只是一个偏僻的香港小岛。实际上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也就是说，天朝体系、东亚这种朝贡体系开始发生了变化。
清政府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清政府就开始开放了五口。中国传统观念认为我是天朝，其他都是我的藩属，所以就没有外交这个观念，因为外交是两个国家平等的交往。中国觉得其他都是我的藩属，他管理这些国家只有两个机构，理藩院和礼部。理藩院就是管理藩属的，只有理藩没有外交。贡使见中国皇帝还都要双膝下跪。
但是鸦片战争之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开始有外国人到这来了。你怎么跟他打交道？谁来跟他道交道？中国没有外交部，就由理藩院跟他打交道。英国人说，我不是你的藩属国，你用理藩院是对我的侮辱。清政府想，既然不能用理藩院跟你打交道，我是天朝不能设外交部（因为成立外交部就表示我是所有国家中的其中一个国家了），因为五口都在南方，在长江以南，而且广州的外国人多，于是决定两广总督兼南洋大臣，来管外国人的事。
后来上海外国人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取代了广州。当时上海属于江苏，江苏属于两江总督，就由两江总督兼任南洋大臣，地方政府和洋人打交道。表示我还是天朝上国，外国只能和我的地方官两江总督打交道。
但是第二次战争在北方又开了三口，外国人在北方也有了，怎么办？他就把南洋大臣的体制移到北方，在北方设立一个北洋大臣，因为后来和总督有点矛盾就改了，说跟南方一样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北洋军阀、北洋水师、北洋政府怎么来的？就是这样来的。和外国人打交道的由北洋大臣来管，这样清政府觉得我还是天朝上国，没有改变我的体制。
也就是说，英国、美国、法国只能和地方官打交道，南方和南洋大臣打交道、北方和北洋大臣打交道。这时候清朝政府没有意识到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为了一个腐朽的意识形态观念把外交权下放给地方了。哪个地方大臣有外交权？你可想想他的权力会大得不得了。
因为北洋大臣总督府在天津，天津离北京近，很多事情北洋大臣参与得更多。清政府总觉得我们是天朝上国，外国要驻使，就违反了这个约定。它不希望外国人来， 就定了一个规定：要和中国人谈判，先到天津和北洋大臣谈，他能解决就解决了。如果他解决不了，认为有必要，你再进京来，到朝廷这里。事实上，北洋大臣就成了中国外交部长。清政府就为了自己的面子，我是天朝上国不能变，我不设外交部，让地方官来做。为什么后来北洋权力那么大？这是制度赋予他的。清政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天朝开始破灭，清政府还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藩属国给中国进贡，它的使臣见中国皇帝都要双膝下跪，而这些英美大使给中国皇帝递交国书，说我们不下跪，按照国际通行礼仪鞠三个躬。中国说绝对不行，不给皇帝下跪就表示中国天朝皇帝不是天子，不是全世界的统治者了。正好使臣来的时候同治皇帝还很小，还没有亲政，所以就耽搁了这事。但是清政府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官员总觉得这是个问题，皇帝总要长大，总要亲政，中国和外国的交往越来越多了，坚持传统的天朝体系已经不行了。中国跟外国打交道，没有外交使团怎么办？中国坚持不派，不派又不行，这时候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正好跟清政府关系不错，好几次与某些外国有纠纷都是他调解的。他的任期满了，说以后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负责对外的恭亲王忽然灵机一动，中国要派外交使团可以让他当团长代表中国。
蒲安臣
为什么要找美国人当中国外交使团的团长呢？如果外国驻中国大使说“中国外交使团长见我国元首没有下跪，我们见中国皇帝也不下跪”，那我们可以说“他是美国人，你见中国的皇帝要下跪”。后来这个蒲安臣就代表了中国使团出访各国。中国把跪不跪看得特别重，宁愿让美国人当我们的外交团长，不觉得美国人当外交团长是对我们主权的侵犯。
很多小事反映出天朝体系在崩溃。蒲安臣临走的时候说，我代表中国出去到各个国家，见面都要挂国旗。中国一直没国旗，于是清政府让他设计了国旗，就是我们熟悉的三角形的龙旗。也就是说，这面国旗其实是美国人设计的。实际上，制订国旗就意味着慢慢接受了中国只是所有国家中的一个国家，而不是其他国家之上的天朝上国。蒲安臣帮中国做了很多事，帮中国签订了一些条约，对中国有一定的好处。
1873年的时候，同治皇帝亲政了。外国使节跟中国递交国书，说皇帝亲政，我们要递交国书，清政府说你们见中国皇帝得下跪。英、美、法、日本说我们绝对不能下跪，清朝内部就开始讨论他们不跪怎么办。
清朝内部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说得按照国际惯例，不下跪就不下跪了；一种强大的意见说必须得下跪，不下跪不行。有个人就提出来一个好理由，让他们不用下跪也可以，跟众人说他们不下跪没什么，因为这帮洋人都不是人，而是动物、是犬马、猪马牛羊。猪马牛羊给你下跪也不是光荣，不给你下跪也不是你的耻辱，所以朝廷就接受了。
当时中国跟英、美、法说你也得妥协一点，他们就说，按照惯例跟其他国家元首鞠三个躬就够了，看到你们中国特殊，我们不跪给你们鞠五躬。中国就跟日本提出来说，你曾经是我的藩属国，曾经你的使臣到中国来的时候是下跪，你得下跪。日本说我不下跪，结果最后见的时候其他的国家都是鞠五个躬，日本反而按照国际惯例只鞠一次。这是天朝体系开始崩溃的一个象征。
藩属国要向中国进贡，包括越南、朝鲜、老挝等。随着体系的变化，那些国家逐渐成了英国、法国等一些国家的殖民地。成了殖民地以后，给中国进贡的国家就越来越少了。琉球一直给中国进贡，后来日本说你也得给我进贡。琉球开始向中国进贡，明治维新之后既向中国进贡又向日本进贡，后来日本干脆就把琉球吞并了。
甲午战争之前只有一个国家继续向中国进贡：朝鲜。只要有一个国家向中国进贡，清朝就觉得我还是天朝上国，为什么日本要打朝鲜？为什么清政府一定要打朝鲜这一仗？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朝鲜不跟中国进贡，中国就一个藩属国都没有了，皇帝就只是这一个国家的皇帝，这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而不是天朝了。
《马关条约》第一款是什么？是朝鲜独立。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不是中国的藩属国，这就是整个东亚的形势的根本性变化。
为什么日本千百年来一直学中国，但甲午战争一下子把中国打得那么惨？千百年来，中国人觉得日本就是一个岛国，都是学中国。中国人一说起日本就是学习汉字、没有文化，中国人对日本很了解。
甲午战争前，中国非常轻视日本，觉得打日本很容易。我觉得梁启超说的一句话很准：真正引起中国震动的，把中国人从四千年睡梦中惊醒的就是甲午战争；之前的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给中国人的震动很小。我们从前不理解英国、法国，被它打败不足为奇；而自认为非常了解日本，那么小的一个国家应该比我们弱很多，我们打他应该完全能够打胜。
日本侵略中国与近代的格局发生变化，与天朝体系崩溃有关。中日两国对现代化的反应不同，日本成了强国，中国成了弱国。
日本是1853年被打开大门，开始造枪；中国比它早了13年，是1840年鸦片战争被打开大门。
鸦片战争一开始，林则徐在前线感到了洋枪洋炮厉害，他觉得中国什么都比外国好，就是武器不如敌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按照今天看来，这都是最爱国的，但在当时，全国从上到下都在指责他。“我们是天朝上国，只能我们改变他们，不能他们改变我们！”说林则徐“溃夷夏之防，破坏了中国的文化”，当时没有人敢替他辩护。他因抵抗英国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很多人替他写文章辩白，但是这一点上没有人替他辩护。一个广东的士绅写了一本介绍鸦片战争的书，高度歌颂林则徐，但最后说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违反了道统。
林则徐塑像
狭隘民族主义是中国近代进步的重要障碍。中国人什么时候才开始造洋枪洋炮？1863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感到洋枪洋炮确实厉害，开始造洋枪洋炮。这时候是1863年，比起日本的1853年就晚了10年。也就是说，中国是早于日本13年开了国门，但实际上造洋枪洋炮比日本晚了10年。不只是晚了10年，而且这些工厂还都是官营的，造洋枪洋炮都是机器生产军工给自己的军队用，非常耗钱，而清政府的财政极其困难，维持不下去了。李鸿章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建现代化的纺织厂、航运公司，去市场上赚钱，但遭到坚决反对。
造洋枪洋炮遇到的阻力大极了，朝廷里多数人更反对用机器织布卖，贯彻不下去。实在没有办法，为了赚钱，也只能办，但只能国家来办。虽然国家无钱，要私人办，但只能官督商办，坚决禁止私人办这些。比起日本的明治维新一下子就私有化，中国是长期官办。开始还不错，因为官办会给各种各样的优惠，工厂都赚钱，但是时间久了就贪污、腐化。甲午战争前，这些制度性问题暴露了出来。
甲午战争前，在金融体制方面，日本成立了很多现代化银行，有100多家国家银行，900多家私人金融机构，加起来一共有1000多家。中国当时有什么？一家现代化银行没有，有人提出来朝廷坚决制止，生产枪炮都不许还要建现代银行？中国还是靠传统的票号、钱庄。当时中国政府可支配的财力远远不如明治政府，中国还是最落后的票号、钱庄，但是日本有银行可以融资。
军队方面，日本开始觉得拿破仑很厉害，学法兰西。后来觉得普鲁士比法兰西厉害，学普鲁士，请普鲁士的军官来完全建立了军事体制，军官受现代学校训练。而中国还在坚持武举，陆军军官看不懂地图，没有现代参谋人员和现代后勤。中国军队也没有标准化，这个部队用这个枪，那个部队用那种枪，后来打仗时发现没有办法供应子弹。日本完全是现代化的军队了，在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没有打过日本的可能。
再看教育方面，日本那时候已经建设了现代的小学、中学、大学。而中国还是科举考试，洋务派和教会办的现代学校不受社会的认可。
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还属于非现代国家，而日本基本上完成了现代国家的建构，这是中国惨败的根本原因，这就决定了日本强中国弱。
明治天皇以后，日本就认为世界就是炮舰时代，日本是一个岛国，没有生存线，没有战略纵深。它觉得一定要征服朝鲜、台湾，把日本的生存线纵深化，把这些地方作为我的国土。所以他制订了一套战略，先征服朝鲜，然后征服中国的满蒙。它先把琉球并过来，并琉球的时候就试探了侵略一下台湾，当时他觉得力量不够强，最后撤兵了，但是要求清政府赔钱，中国同意了。日本吞并了琉球后，把向西扩张的政策叫做“大陆政策”，认为这才是日本帝国的生命线。甲午战争就是把朝鲜变成了所谓的“独立国家”，实际上就是要进一步侵略朝鲜。
甲午战争很重要的一条是朝鲜独立，其中还有一条是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还把整个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
日俄战争
俄国始终认为中国东北是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不能要。在中日谈判的时候，俄国听说了日本想要辽东半岛，就警告日本不能要，但是日本觉得我打的仗死了那么多人，一定要辽东半岛。
日本一定要辽东半岛，清政府也只能同意了，日本后来就没撤兵，直接开始组织自己的政府。俄国很愤怒，就联合德国、法国说，你必须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日本不同意。后来三国海军联合在日本海出现，日本觉得确实打不过，就同意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但是既然还给中国了，那中国总得给他一点报酬，中国又给了日本一笔钱。
俄国认为我对中国有功，不然辽东半岛全都是日本的了。俄国说，你得给我点好处，中俄就签订条约，提出要在中国建铁路，铁路沿线的治安权由俄国警察来管。清政府同意了。
1898年，俄国一直有野心，又租借了旅顺港做军港。俄国的势力在中国东北迅速壮大，这时候日本就非常愤怒。甲午战争中国人觉得受了奇耻大辱，日本人也觉得是受了奇耻大辱，中国已经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我了，跟俄国人有什么关系？你强迫我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结果成了你的势力范围。日本就一直压着这口气，但是他知道打不过，一直在准备。
1900年，八国联军在中国都有军队。后来各个国家陆续撤军，按照条约，俄国也应该把东北的军队撤回去。但俄国不撤，他要占领东北的野心已经很明确了。
日本就很愤怒，当年是我的，你现在要占。所以日本在1904年突然发动了日俄战争，可以说是日本打胜了，俄国在东北的权益由日本接收了，从长春往南的铁路是日本人的了。铁路沿线，原来俄国是派警察，于是日本派军队。关东军就是这样来的，日本派军队在中国的东北维护着两边铁路沿线的治安。
在中国派驻军队，那就很容易有冲突，有战争了。日本有军队在东北，并且在旅顺还成立了管理地方民政的政府。这时候就很容易导致战争。“九·一八”于是呼之欲出了。
我们再来谈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理论的发展。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提出要改革，提出“脱亚论”。虽然是亚洲国家，但是我一定要学西方，我要脱离亚洲。地理上属于亚洲，但是我的政治、经济、文化一定要学欧洲。他当时甚至模仿欧洲的宫廷建立一些建筑，请欧洲的教师来教日本的皇族欧洲的宫廷礼仪，所以日本比中国的富强和现代化建设要快得多。1904年打败了俄国之后，更使日本的民族自信心、民族主义空前高涨。
描绘日俄战争的日本宣传画
日俄战争是世界近代史以来第一次一个有色人种的国家打败了一个白种人的国家。当时包括土耳其和中国人都很振奋，因为近代以来一直是欧洲国家到处侵略殖民，人家觉得黄种人人种低劣。日本这一仗取得完全胜利，就说明了不是人种的问题。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提出来一个口号（或者说原来就有，但是一直不是主流，从日俄战争之后逐渐成为一个主流的思潮），就是“归亚”，我要回归亚洲。
有人提出日本的民族文化、本土文化要复兴，整个黄种人的文化、东亚地区要抵抗白种人的侵略，叫做“归亚”。“归亚”理论上分两种，一种是说东亚黄种人整体不行，只有日本起来了，可以抵挡白人、抵挡英美。但是日本首先得把中国征服了，才能去和美国、英国去打仗。另一种，日本太小，还得中国领头，联合朝鲜，所以我们不应该侵略这些国家，应该和这些国家团结起来抵抗英美。第二种观点是支流，主要是少数教授、知识分子、记者有这种思想。占主流地位的“归亚”就是说中国都不行了，首先得把中国征服，他成为我的一部分，我再去和白人打。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到1945年就没有停过打仗。日本并不是一个很富的国家，一直打了几十年仗，是得到日本民众高度支持的。
日本民众高度的支持跟法西斯主义的理论迷惑性有很大关系。它有一套系统的理论，认为世界近代以来东亚原有的秩序都被白人列强、英美帝国主义给破坏了。日本人做学问又细，里面引用了大量的资料，论证鸦片战争以来英美从中国剥削了多少，这是一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所以要反英美，汪精卫等人后来还组织中华民族反英美协会。又论证说东亚传统文化就是孔孟之道，就是一种王道的文化。近代以来欧美的帝国主义里的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侵入到东亚的知识界、思想界，所以要坚决反对自由主义、坚决反对共产主义。日本军国主义的理论中，重庆是英美的走狗，延安是莫斯科的走狗，只有大和民族才是真正代表黄种人的利益，代表东亚各民族的利益。
这种理论说日本人是为了重建一个大东亚共荣圈，说他们是在为了东亚牺牲，所以这种理论还是很具有蛊惑性，然后再和大和民族优越论整合起来，只有大和民族才能拯救东亚、黄种人的命运，老百姓很容易就鼓动起来。这套理论以大量的数据分析英美从鸦片战争之后怎么剥削中国、剥削东亚，是经济殖民主义，所以明确提出来要反对经济殖民主义，反对文化殖民主义。
日俄战争的后果是“九一八”这类事件很容易发生，因为有一支强大的军队驻扎在中国的国土上。
讲到“九·一八”，就不能不讲石原莞尔。石原莞尔本来是留学德国，他只是个中佐，到了关东军当参谋，他提出“满蒙生命线”。他认为世界上今后就是东亚文明和西方文明决战，而西方文明的代表必定是美国，东亚文明的代表必定是日本。但是日本的这几个岛没有纵深，打起仗来很危险，一定要有自己的战略纵深。他分析来分析去，觉得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因为朝鲜已经被他们占领了，他就提出之后要占领满洲。他一个小参谋，就一直在想怎么占领满洲。他觉得今后要和美国决战，但在很长的时间内千万不能和美国发生战斗，因为和美国发生战争日本肯定是失败的，只有把满洲占领了，建设好了工业，才有可能和美国打仗。
石原莞尔
但是，占领满洲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所以他后来到了关东军，了解了很多情况。他根据中国的形势分析，如果占领满洲，中国政府不会打仗。一般人在当时都觉得会打仗。日本从军部到政府知道这几个小参谋在做这个事情都坚决反对。但是石原莞尔就一直在做准备，后来还有两三个关东军的参谋最后策划出来了。这几个小参谋想在中国闹事，与原来内阁所制定的“满蒙问题”处理计划大相径庭，内阁觉得非常危险。参谋本部奉天皇旨意，派一个少将前来“阻止”。本来他们计划稍晚发动的侵略，在制止他们少将来的当天决定提前发动，就是9月18号。他们在柳条湖炸了一小段铁路，把乞丐杀死了，穿上中国人的军装，说是中国军人炸的，于是就进攻沈阳。他们都没有通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本庄繁看已经发生了，就下令支持他们。日本政府听到这个事情觉得很震惊，军队在另一个国家打仗，那两个国家就爆发战争了。结果发现中国没打，日本成功占领东北。
按照日本的军法，私自在一个国家调动军队，是应该受到军法严惩的。但是由于这几个小参谋成功了，他们不但没有受到处罚，还都升官了。这样做不受惩罚反而升官，就给了日本很多下层的军官一个信号，他们都想这么做。有一个后来接替石原莞尔的武藤章，想在内蒙也制造类似于“九·一八事变”的事件。石原莞尔是日本少有的具有战略眼光的军事家，他提出不能急于前进。武藤章在内蒙挑事的时候石原莞尔就制止他，说你不能这么做，但是武藤章回答说：石原前辈，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你从前在柳条湖做的。石原莞尔就没话可说了。实际情况就是，中下级军官越来越激进，不制止就会起示范效应。
这时候，全面侵略中国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了。1937年7月7号也是由几个参谋级的人挑起的，所以有人说，日本整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被中下级激进军官绑架了。但是他们之所以能绑架国家，还是因为和国家的主流思想、战略、政策是吻合的。他们挑起了“七·七事变”，没想到中国抵抗了，结果日本就面临了选择，是扩大战争还是就此停住。像石原莞尔和军部的一些人属于缩小派，认为不要扩大，赶紧停，再谈判。但是已经止不住了，因为军队占主导地位的是“扩大派”。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开始了抵抗侵略的战争。
近代东亚的格局的变化是朝贡体系崩溃之后，日本国力迅速上升，中国的国力在下降。在这个过程中军国主义又在日本占了上风，日本就一次一次的侵略中国。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一步一步走向全面战争，也使日本一步一步走向灾难。教训之一是，对极端观点、思潮不能鼓励，任其发展，否则，将把整个国家引向灾难。
中日两国本来是千年睦邻，但是到近代战争不断，就是旧体系崩溃、新崛起的力量要用暴力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结果。在炮舰时代，旧有的均势被打破，往往是通过暴力来重新定格局的。
但均衡总是相对的，不均衡是绝对的，几十年或上百年，某个地区内国家间的实力总会发生此消彼长、此强彼弱的变化，难道只能通过一次次战争来重新洗牌？如果这样，人类将永远无法摆脱战争。在二十一世纪，人类应当认识到，地区均衡格局被“打破”时，应当以和平的方式重组，不能重蹈覆辙。
雷颐老师是国内晚清民国史研究的“第一人”（吴晓波语），他的著作也是我们阅读这段历史的首选书籍之一。读雷颐老师，这两本极为经典：
◎《精神的年轮》：雷颐老师念兹在兹的是，“记住过去，心灵才能不在黑暗中行走”。历史可能是“钦定”的，雷颐老师的近代史，专治“健忘症”。他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尽可能为历史重新“填空”，就是史家之责。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读懂李鸿章，读懂清帝国的衰落与悲凉晚景。李鸿章，晚清“第一重臣”。李死后，梁启超写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读这本书，可以读懂李鸿章别于曾国藩的柔软圆滑身段，几乎给世人上了一堂权变和成事大课。
先知书店有幸邀请雷颐老师为这两本书签名，数量不多，感兴趣的书友抓紧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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