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铁路，第一封电报，第一个煤矿，第一支海军，第一批留学生，第一个驻外使领馆……中国对外开放的所有“第一”，几乎都是他的苦心经营。太平天国、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晚清的种种内忧外患，背后都有他的身影。格兰特总统称他为“中国的俾斯麦”；老对手伊藤博文评价他是“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与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然而，他的人生却是一幕名副其实的大悲剧：他的大半生都在追求国富民强，却无法使国家免于战乱、贫穷和屈辱；他背着“卖国贼”的骂名，竭力为国家争取利益，直至吐血而亡、死不瞑目；在他死后，其“身后名”……李鸿章是顺时应势的政治家，是中国驶向世界的第一个舵手。他的坚韧令人钦佩，他的悲剧令人叹息。他的成就与挫折、他的荣耀与受屈，都值得每一个中国人——乃至每一个现代人深思，借鉴。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生于合肥的一个书香之家。他自幼聪慧好学，文化功底扎实。1840年，李鸿章考中秀才，父亲也当上京官，催他入京考试。少年得志的他，写下《入都》诗十首，诗云：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4年后，李鸿章中举，随后拜入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7年后又中进士，正式授官。1859年，已经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屡建功勋的李鸿章作出人生的第一个重大决定：辞去官职，为曾国藩写奏折。李鸿章是靠写折子起家的。他的文章简明扼要、文辞犀利、感情丰沛、精彩绝伦，堪称政治家的演讲稿范文。正如著名学者雷颐在《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中所说，李鸿章之所以能够几十年平步青云、历经巨变而不倒，与他的精明务实、通达权变密不可分。而他的奏折和书信，最能体现其才学和为人。1861年冬，39岁的李鸿章终于等来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正当曾国藩哀叹“无人出战，愧对朝廷”时，当时的李鸿章挺身而出，领了这项最艰险的任务。他火速赶回老家，招募民兵、筹措粮饷。为了绕过太平军的封锁，上海士绅花高价雇佣英国货轮，将近万名淮军士兵分批运到上海。李鸿章等人都躲在舱底，途中甚至闷死了一个人。李鸿章之所以自告奋勇，不只是为了替领导排忧解难。上海是通商口岸，五方杂处之地。他盼望在这里开阔见识，找到未来的路。
当时，英法联军正在上海休整。李鸿章扮作谈判官的随从，登上军舰参观。近距离观察洋枪炮，他就萌生了引进西方军事技术的想法，并在奏折书信中阐述了“兴办洋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李鸿章雇佣洋枪队的头目华尔走私枪炮。当华尔被英国捉拿审判时，他竟然拿出李鸿章为他准备的中国国籍，使英国的领事裁判失效。在上海，李鸿章“书生悍将”的名声开始流传。在虹桥，李鸿章拦桥督战，谁敢退却，立斩不赦。淮军在上海连战连捷。李鸿章在信中向曾国藩自夸：洋枪炮威力惊人，此战既可让淮军自立，又可震慑洋人。还没得意多久，一个事件却让李鸿章几乎身败名裂，也为他最后的结局埋下伏笔。1863年，李鸿章进攻苏州，随行的有英国军官戈登及其雇佣军。苏州有太平军十万，但李鸿章策反了八个守城部将。八人有心归降，又恐李鸿章反悔，于是由戈登作保，双方折箭为誓。但是八人开城投降后，李鸿章却设计将他们暗杀。戈登闻讯赶来，抚尸大哭。当淮军在城内大肆屠杀俘虏时，戈登提着手枪到处搜寻背信弃义的李鸿章，要和他决斗。事件爆发，舆论大哗，百官要求严惩。各国领事也在上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李鸿章“对人性彻底的背叛”。曾国藩公开为李鸿章辩护，朝廷也对李的行为表示嘉许，并赏下白银和黄马褂。戈登拒绝接受赏赐，并遣散了雇佣军，李鸿章趁机买下全部装备。回国前，戈登终于肯见李鸿章，并给他提了20条建议。包括：1. 中国要自强，必先培养人才，尤其是外语、技术人才；2. 首都离入海口太近，外国军队可长驱直入，不可随意开战；1866年，李鸿章上书朝廷，建议经济改革。“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名句，正是出自这篇文章。人们据此认为“李鸿章的眼界远远超出同时代的很多人，不愧为19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几年后，李鸿章意识到：唯有百业兴盛、民间富庶，才能真正支撑国家由弱转强。于是他又多次上书请求朝廷开放采矿、铁路，兴办实业……这些富民救国的改革举措，本该鼓励全民参与、争分夺秒地完成，但朝廷不止自己不做，还严禁地方和民间去做。李鸿章与容闳推动派遣幼童留学美国，但这批留学生没有完成学业就被强召回国。即便是严复这样留洋归来的人才，也因为没有功名、没有上进机会，饱尝痛苦和羞耻。李鸿章请求恭亲王上书改革科举，恭亲王说“无人敢领此事”。李鸿章这几个洋务官员，只能顶着汉奸的骂名、冒着弹劾的风险，在地方上见缝插针、艰难摸索。为了引进军事技术，李鸿章聘请翻译人才。朝廷禁止民间办企业，李鸿章只好官办、官督商办。江南制造局仿制的第一批大炮，在试验时就两次炸死工匠。洋务运动最重要的翻译家、英国人傅兰雅，创有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中国第一所聋哑学校（今上海聋人中学）朝廷害怕铁轨破坏风水，命令拆毁。李鸿章保留了一小段，去掉车头，改用马拉。李鸿章多次请求建立海军统一指挥，但皇室置若罔闻，还挪用军费。他只好竭力拖延开战，以图将来“给予恶邻沉重教训”……李鸿章的方法是“日进一卒”，史书评价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一步一步往前拱，有机会就走一步，既不会因挫折而气馁，也不会随便提什么“伟大构想”。英国人宓吉如此评价李鸿章的困局：“他一直处在一种矛盾中，一方面他要维护帝国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自命不凡，另一方面他又要削弱它，通过提高自身的物质力量，使中国能和平自信地保持民族利益。他已经成了适应这两种力量的联结点。通过这个点，中外关系就能顺利安全运转。但很可惜，很少有人同情他。他举目无依，势单力薄，很难对整体产生什么影响。”雷颐老师在其新作《帝国的覆没》所表述，尽管李鸿章用尽必生心血拖着大清往前走了几步，但晚清的覆没已是必然，自1840 年起，清王朝对中国面临现代性转型懵然无知，对现代性的一整套价值体系、制度系统懵然无知。清朝的覆没，是它面对“现代”挑战时总体性失败。
李鸿章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这些是他一生最引以为傲的事迹，也是这位晚清第一重臣艰难成事的自谦。1870年，44岁的李鸿章就成为大清国最年轻的总督，兼任北洋大臣，他本想在这个位置上大展宏图。然而在余生的30年，他费尽心力地筹办洋务，战战兢兢地周旋于朝堂，虚耗生命地抵挡顽固派官员……最后却只能无奈落得一个“裱糊匠”的下场，还有最令他不堪忍受的——替罪羊。从中法战争到天津教案，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种种内忧外患爆发的时候，李鸿章都无力插手。等到出事以后，又要李鸿章负责所有善后。晚清的外交，正如郭嵩焘所言：不守契约精神，“一味诈”；不分敌友善恶，“一味蛮”；不知公法大势，“一味蠢”；等到列强兵临城下，又不敢据理力争，“一味怕”，割地赔款，只求苟安。李鸿章利用各方矛盾，左支右绌，息事宁人，竭力减少国家损失。但得到的待遇总是出奇地一致——国人争相臭骂“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谈判总得有人去谈，条约总得有人去签。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千古骂名，但是，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人只能是李中堂。《辛丑条约》后，李鸿章吐血重病。临终前留下一首绝命诗：据说，李鸿章“死不瞑目、眼含清泪”，身边人揉了很久才勉强阖上——不知是因为感伤自己年少时的抱负，还是记挂国家的危难。李鸿章的个人悲剧，通常都被看作是“晚清国运的缩影”。但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传统政治中“能吏”的一种结局：李鸿章们无论怎样精明能干，也难免沦为慈禧脚下的蝼蚁、替罪羊；不知现代法治为何物的人们，“只骂秦桧，不骂皇权”；于是在转型完成后，李鸿章们又很容易成为被清算的对象。雷颐老师在《中国切片，1900》中表述到：皇权专制社会下的实质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大臣永远是替罪羊，在危机时期，这一点表现的尤为明显。专制制度的本质就是否定人，把人当作“非人”。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美，以一人之力改善了中国形象，还替海外华工发声，备受尊崇礼遇。回到国内，却立刻遭慈禧羞辱式的罢免——只为“警醒”他牢记自己奴才的身份。义和团运动时，李鸿章在广东带头发起“东南互保”。孙中山看出这是建立共和的良机。他邀请李鸿章任总统，自己任总理。他甚至已经乘船来到虎门，看见等候在海滩上的李鸿章，这时手下人却突然提起李鸿章当年的杀降事件，于是他们又掉头离去。——如果李鸿章没有杀降，如果二人能够协创共和、打开国门，后来的中国会走向何方？历史没有如果。晚清的悲剧导致了“李鸿章式悲剧”，但是，读懂“李鸿章式悲剧”，不是为了意识形态的翻案，也不该是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应该是为了在一个剧变的时代，汲取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成事智慧。正如著名的法国大革命史专家傅勒说，一个历史事件如果对当下失去了一切参照意义，不再是一个世界的想象的镜子后，“它也就从社会论战领域转移到学者讨论的领域去了”。
读懂李鸿章，是读懂中国近代国运变迁的一把钥匙；更重要的是提供了这样一个样本：身处巨变时代的我们，在现有条件下想负重前行，到底需要怎样的智慧和勇气？
在信息过剩的今天，我们不但需要一本关于李鸿章、扎实而又视角独特的作品。更需要叩问晚清历史真问题的作品。但，国内关于晚清的书虽然很多，但质量、版本良莠不齐。
为此，我们推荐历史学家雷颐老师“晚清作品集”阅读、收藏三个理由：
◎专业水准：雷颐老师是“国内晚清民国史研究第一人”（吴晓波语），他的著作，是我们阅读这段历史的首选书籍之一。
◎视角独特：雷颐老师将李鸿章各个时段的“奏章”，与背后云谲波诡的故事结合，在一个全新的视角下，将李鸿章与的权谋、挣扎、任事的艰难，晚清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细节和悲哀晚景，描写得淋漓尽致。 叩问晚清历史的真相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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