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新文化运动，没认清真正的敌人

新文化运动，没认清真正的敌人

文：秦晖  编：木叶

传统文化是个框，什么都能往里装，你往好里说是博大精深，往坏里说，其实就是边界不太清晰，所以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都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因此，要评价传统文化，最好的办法就是弄清楚传统文化到底是怎么变化的。

▌周秦之变：

中国历史上的另一次大变局

晚清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三千年是个粗略的说法，但显然，在此之前还有另外一次大变局。关于这次变局，大家都认为是发生在周秦之际，因此又称“周秦之变”。

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夏商周三代是奴隶社会，秦以后到晚清叫做封建社会。可现在也有人说三代才是封建，秦以后不是建立了封建社会，而是从封建转为了帝国。自秦起这个帝国格局大致已定，其后两千多年只是做一些小的调整。

在周秦之变的百家争鸣中，最主要的其实是儒法两家之争。儒家主张维护周制，坚决反对变化。相反，法家则要为秦制鸣锣开道。儒法之争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冲突延续的时间也很长。

周秦之变后，儒家一直有个观点，就是认为中国最好的时代是三代，以后一代不如一代，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礼崩乐坏。

所以，传统的儒家对中国文明的评价很高，但主要是指三代的文明，三代以后就很糟糕了，所以它的特点就是一直对现状不满。贬儒家的人说这是历史倒退论，称赞儒家的人说，儒家敢于讲现在不好，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良心，反映了一种社会批判的良知。

相反，法家的特点就是歌颂现在的，维护当下统治的。战国时期，有一些儒家知识分子顶不住现实压力就会向法家靠拢，比如说荀子。

荀子是儒法之间的一个过渡人物。《荀子》里有很多不满现状的东西，它还有一句非常精辟的话，叫做从道不从君，很具儒家的现实批判精神。但荀子最著名的理论，就是把儒家的法先王改成了法后王。

法先王和法后王真正的区别在于，先王是死的，只是一套道统的象征，既不能给你高官厚禄，也不能对你实行严刑峻法。法后王就是法现在的王，简单点，就是谁掌权我法谁。

法后王这个理论，和“从道不从君”是矛盾的，我觉得整个就颠覆了儒家的东西。因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荀子培养的学生，像李斯、韩非，就能彻底一屁股坐在秦制的立场上，甚至做出焚书坑儒这样的事来。

儒家主张性善论，法家主张性恶论，到底哪个对，说实在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背后产生的治理逻辑。

儒家主张性善论，是出于周制里的“小共同体本位”的熟人社会和亲人社会，虽然人与人之间也有附属关系，但因为长期的、直接的人际交往，主人与附属之间就显得温情脉脉，因此也具有一种道德美感。

这样由无数小共同体组成的天下，其实就是封建。但这样的统治方式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所谓，宁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

秦制就是把这种小共同体一扫而光，全国只有皇上一个主人，这种制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附属关系是陌生人社会的关系。

天高皇帝远，皇帝就用一些受宠的附庸来管那些不受宠的附庸，但这样的管制往往就会变得更残酷，因为管理者和管制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是暂时的、陌生的。

法家主张性恶论，是把人民当敌人看的，人民是一个需要制服的对象。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就会产生一种道德上的失落感。

▌晚清学习西方，

有中国本土的文化资源

尽管到了汉武帝时代，儒家看起来很美的那一套又被搬了出来，但讲的是儒家那一套，做的却是法家的那一套，而且它的制度安排基本上也是按照法家建构起来的。

这种表里的差异，本身就包含着人们对这种体制的不满。到了晚清，西学进来以后能在中国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原因正在于此。

只要研究一下晚清时代真正和西方有所接触的那些人——不是指被西化的人，而是戴着儒家的眼镜去看西方的人——他们的第一印象不是说西方的船坚炮利，对他们触动最深的，是西方国家对待他们自己的百姓比我们仁义。

以前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总说三代没有了，现在他们发现三代在欧洲，从郭嵩焘到谭嗣同一直都有这样的感觉。中国的第一个驻外大使郭嵩焘，是洋务运动前期到欧洲去的，用他的说法就是“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

所以，实际上这些人发表这种感慨的时候，并不是从军事力量的强弱着眼的。

1844年，鸦片战争后仅仅四年，徐继畬就写了《瀛寰志略》，对很多欧洲国家都称道得无以复加，但他对西方国家评价最高的是美国。

徐继畬

我们现在都知道美国是超级大国，但是那个时候的美国，还处于一个门罗主义时代，根本算不得一个强国，军事实力比英法那些国家差得多，但在徐继畬看来，美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这个做法就像我们的三代一样，是个天下为公的时代。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西学与儒学之间的矛盾。相反，中国人之所以产生学习西方的强大愿望，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儒家对秦制的不满，中国本土文化的资源中本来就有能够接受这个东西的基础。

郭嵩焘、徐继畬、郑观应等一大批人都把西方当成三代，但有趣的是，敢讲出来的并不多。徐继畬和郭嵩焘是少数几个敢讲出来的，但讲出来以后他们就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徐继畬还差一点被加罪了。

李鸿章的副手张树声，是一个官场的油子，当过两广总督，两江总督。他对洋务其实也是很懂的，但为了当官，他什么真话都不讲，他给朝廷写过很多东西，说中国声名文物远在万国之上，除了引进一些兵器，没有什么需要向西方学的。

可是到了1884年，就是甲午战争之前十年，当时洋务派还在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候，张树声生了病，知道自己快死了，就写了一个遗折，快马送到北京。

遗折上就说西方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船坚炮利是很次要的，关键在于他们育人于学校，论政于议院，讲得简单点就是民主政治。他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朝廷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所以，这样的人到死才会讲几句真话。

▌从日本学习西方，道路南辕北辙

我们学西方本来是直接面向西方的，可甲午战争日本人把我们打败了，我们就认为日本是学习西方成功的典范，于是大量的人开始学习日本，朝廷也派出了大量留日学生。

所以，此后中国对西方的理解很多都是从日本来的，包括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中的代表人物除了胡适，其他如陈独秀、李大钊，周家兄弟、刘半农等人基本上都是留日学生。

可是从日本介绍来的西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日本在近代面临的问题和中国是完全相反的。

中国的现代化是要走出秦制，可日本不一样。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虽然接触中国的文化很多，但制度上一直是诸侯林立，从理论上讲倒有点像我们三代时的周制。

因此，日本的现代化是走出周制的现代化，这个过程很类似于我们的周秦之变。通过明治维新废藩制宪，消除诸侯，实现天皇集权，称“大政奉还”。

为了完成这个东西，日本在明治时期曾经对儒家进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批判，也就是说日本在脱亚入欧之前，先有一个脱儒入法的过程。在江户时代的晚期，日本就已经开始有人崇拜韩非，崇拜荀子。

也就是说日本人学习西方，不是用儒家的眼光去学习西方的，而是用法家的眼光去学习西方的。它要建立的恰恰是一个类似于秦制那样的国家，这就是后来形成的所谓的军国主义。

中国的自由主义很大程度上也是拐日本这个弯过来的。五四的自由主义非常发达，基本是特别针对儒家“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的小共同体本位的。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西、儒就产生了对立。

因为当时从日本学西方，其实也是要建立一个秦制，那当然就和儒家产生对立了，它和晚清那个时代又完全不一样了。

可是这次西、儒对立的结果，最后导致的是，儒家的那一套伦理受到了非常严厉的冲击，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是被扫地出门，而西学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几乎被扫地出门。

到头来，中国既没有实现西方的所谓的自由民主、宪政法制，也没有保留下来儒家的仁义道德那种东西。

拐了这么一个大弯以后，我们传统时代讲的是儒表法里，讲儒家的，行法家的。这么一百年，我们实际上做的还是法家的那一套，只是讲的变成了马克思主义。

▌新文化运动，没认清真正的敌人

这一百年来，传统文化经历了评价上的大起大落，新文化运动也是如此。

改革以后，我们一度认为中国的专制、愚昧都和传统有关，所以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有人又把它叫做新启蒙运动，当时打的旗号就是要继承五四的传统，认为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做得还不够。

到了90年代，主要由于政治原因，出现了所谓的保守主义复归这样一种思潮。这股思潮刮得越来越厉害，以至于不仅是官方，包括民间思想界，现在对传统文化的评价又很高了。

相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却越来越厉害。去年，《东方历史评论》召集了一次纪念五四的会，这个会的主题非常有意思，叫做“夭折的宪政，倒退的五四”。

关于倒退的五四，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五四是好的，我们现在从五四的立场向后倒退了，应该克服这种倒退;另一种意思是，五四本身就是倒退。

当时就有人问到底指的是哪种意思?当时发言的几位都说五四运动本身就不是好事情。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宪政派，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宪政的受挫，感到惋惜。其中多数人将宪政夭折的原因，归到了新文化运动上。

但是，今天我们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否定，或是一个简单的肯定。

新文化运动真正令人反思的，是在不该彻底否定的方面否定得太过了，但在应该彻底否定的地方，却又没有否定掉，或者说没有注意。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最大的障碍其实不在儒表，而是在法里。

新文化运动中很多人反传统文化很极端，但对秦制往往又缺乏一种批判精神，即使是鲁迅这样一个“极端的西化派”，骂儒家骂得很厉害，也说过很多秦始皇的好话。

像这样的一种现象，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长久以来，在中国现代化转型问题上，有着太多的争论，然而虽然众说纷纭，却很少有人说到点子上。有时甚至让人怀疑，是不是有人故意误导，让人们在错误的方向上摸黑前行。而此时，秦晖老师犹如一位“问题终结者”，直接指出了问题的要害。

秦晖老师被称作“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其实秦晖老师的研究一直紧紧围绕着中国国家转型的核心问题意识。这是他作为一个中国现代历史亲历者的反思，也是一个历史学家“通古今之变”的责任与担当。

虽然秦晖老师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而且一些作品也受到了限制，但是无论对于专业历史学者或是普通读者来说，理解中国现代转型问题，认清当下现实困境，秦晖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为此，人文英华诚挚推荐“秦晖作品集”签名版，从秦晖老师的作品中，发现历史的真问题。

秦晖是典型的“π”型的学者，从中国古代历史一路走来，辐射世界上其他面临同样问题的国家。他的作品以社会史和经济史两条理路为基本支撑，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转型的全景式思考。

其中，《传统十论》一书已经再版了14次，每次再版都迅速售罄，本次还增加了秦晖老师最新的有趣“点子”。

秦晖老师亲笔签名版，数量有限，感兴趣的书友可识别下图二维码，一键收藏。

来源 |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文章作者秦晖，感谢秦老师。版权为原作者及出版机构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