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远：回到历史情境谈梁漱溟和冯友兰
1918年6月冯友兰毕业时的师生合影。校长蔡元培(前排右四)、文科学长陈独秀(前排右三)、马叙伦(前排右五)、梁漱溟(前排右二)、冯友兰(二排左四)
别从自己的角度理解他人，那样永远会南辕北辙。
一个人所占有的公众资源越多，所受到的相应的约束也就越大。
道德评价有其必要性，也有其限度。
回到历史情境谈梁漱溟和冯友兰
文｜陈远
先说一个流传比较广的故事：
哲学家冯冯友兰九十岁生日，在家中设宴，请了他的过去在北大的老同事、同样也是哲学家的梁漱溟先生，但是梁漱溟先生没有去。梁梁漱溟先生给冯先生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说，北大旧人只剩我们二人，按理说我应该去，但是你谄媚江青，我就不去了。
这封信流传非常广。而且这封信没有上款。
按理说，两个人是老朋友，多少年的交情。如果我们给同学写信，我们会说某某同学，或者他们旧时的文人会说“芝生兄”，尊重一点会说“芝生先生”，但梁先生不写上款，这意味这什么？这意味着梁不知道怎么称呼冯才好，同时也意味着梁不愿与冯为伍。
这个故事流传非常广，意味深长。
它折射出来的是学术界和世人对这两位先生的认知。
在公众的认知里，梁先生耿直，骨头硬，敢于顶撞龙颜；冯先生好像就比较软弱，底气也没有那么足，骨头也没有那么硬。
我曾就这个故事问过宗璞老师，宗璞跟我讲，没有这回事。如果说宗璞是冯先生的女儿，有可能为尊者讳。但我同样问过梁漱溟先生的二儿子梁培恕先生，他也表示不大清楚这件事。
所以这个故事，只能存疑。
如果不回到历史的情境，站在现在的立场上看前人的历史，确实容易得出与公众相同的印象。但如果回到历史情境看，就可能不是这么简单。
先说冯友兰。
国人喜欢盖棺定论，一个人，无论是什么样的人，他死了会有个定论。但这件事放在冯先生身上就比较困难，因为冯先生生前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死后的是非也一直延绵不绝。
这种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种是因为冯先生他苦难而传奇的一生，以及在一些事件中做出的反应，在一些学人看来，尤其是跟冯先生同时期的，后来去了香港的新儒家看来，是非常没骨气的表现，比如牟宗三先生就非常看不上冯友兰，说起来用词很不堪。还有一个例子是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里面也涉及到对冯先生的评价，说冯先生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一向给蒋介石捧场。何先生认为，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简直跌份儿。
另一个层面，因为冯先生的学术贡献，他的学术贡献实在太高了，在49年以前，外国人了解中国哲学，基本上是通过冯友兰，在外国人眼中，中国哲学同冯友兰是划等号的，中国哲学就是冯友兰，冯友兰就是中国哲学，冯先生的地位就是这么高，而且在中国的哲学界，能够像冯先生这样建立了自己的学术体系的也是少之又少。同时代的贺麟、金岳霖都是不能和冯先生相比的。冯先生是一个圆满的学术体系。所以，在一些冯先生的崇拜者眼里，冯友兰，是个完美无缺的完人。
对于冯先生的评价，有一个比较中肯的看法，是冯先生的女婿蔡仲德先生，将冯先生的一生分为三期，第一期是建立自我，第二期是失落自我，第三期是回归自我。他认为冯友兰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苦难的缩影，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有典型意义。
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对冯先生的指责，其实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冯先生的看法，主要集中在冯在文革那段非常时期的表现，尤其是批林批孔，他跟形势跟的比较紧，表态表的比较急。
想想看，你冯友兰那么大的知识分子，肯定有无数双眼镜看着你啊，你怎么不能表现的有点气节，你看看梁漱溟先生，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那是多么大的担当，多么大的气魄，你与梁漱溟是同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呀，这么多人看着你，你怎么能表现的唯唯诺诺呢？
据说，文革结束以后，梁效中的比较重头的四个人，每人收到一个纸条，每个纸条是四个字，冯友兰收到的就是“谄媚江青”。开头那个故事之所以流传，跟这点有很大的关系。
再往前追溯，49年以前的冯友兰跟国民党政权走的比较近。蒋介石上庐山，也是请教冯先生，冯先生赶紧上前走两步，握住蒋介石的手，蒋说，你的著作我看了，怎么怎么好呀。完全是一种迎合之势。但到了49年10月之后，冯友兰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说，我今后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来治理哲学，重新写。毛很快就回了一封信，说，我们欢迎你们这一类的人进步，但是还是以态度老实为好。“老实”两个字让冯友兰两三个月坐立不安。他想，我怎么不老实了？我很老实呀。后来他就自我安慰，因为冯先生是河南人，“老实”在河南话里还有层意思就是诚实，他认为很诚实的，经过自我安慰他心里踏实了一点。后来到了文革批林批孔的时候，大家要表态，别人可以不表态，其实是有不表态的自由的，但是像冯友兰这样级别的大知识分子是没有不表态的自由的，因为他表态本身就是一种象征，对这种政治运动的推进，当权者需要这样大的知识分子来在这个事情上做一个表率。客观地讲，当时有很多年轻人是有不表态的自由的，但是那个时代有许多年轻人想着办法竭尽全力地去表态，因为没有办法， 那个社会出头的办法只有一种，想出头的话，就要迎合这种方式。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可能会说，你那时候怎么怎么样。道德评价有其必要性，但是也有其限度，用气节来评价人，多么残酷的一件事啊。
再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一直留心冯先生在文革中反右中有没有揭发别人、批判别人或者陷害别人的资料，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材料。那个时代，有很多儿子揭发父亲，妻子揭发丈夫，兄弟反目，父子阋墙，但冯先生没有。反倒是后来事件过去后有些指责冯先生的年轻人在当年的表现反倒不如冯先生。
说完冯友兰，再说梁漱溟。
梁先生是二十世纪最具传奇色彩和声誉的人物之一。受蔡仲德划分冯友兰的人生阶段的启发，我把梁先生的一生也划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跟他的三个人生横切面联系在一起的：
第一个是他1916年23岁，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究元决疑论》，这篇文章被蔡元培看到，请他到北大教书。在此之前，他考北大没考上。蔡元培发出邀请以后，梁漱溟说我考北大没考上，怎么能到北大教书呢，蔡元培说，我看你行，你就来吧，做不了学生就当老师。梁漱溟也不好推辞，就去了。这件事经常被后来的学子引用，说明当时的大学多么自由。但是我自己有点体会，这件事也不是偶然的，蔡先生本身有这个气魄固然是一个因素，另一方面，梁漱溟先生的舅舅张耀曾是民国司法部长，与蔡元培是民国初期的同僚。
第二个横断面是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梁漱溟从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敦促他继续和谈。他从上海回到南京的时候，国军已经攻占了张家口，他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这句话被当时各大报刊登在了头版头条的位置上，成为民国史上最有名的话语之一。
第三个横断面是1953年的政协会议，在会议上梁漱溟发言，现在的工人和农民是九天九地，过去农民和共产党是亲如一家人，现在不是了，这话让毛泽东非常不高兴，当场争执起来。梁漱溟向毛要雅量，并说：“如果有，我将一如既往地尊重您；如果没有，您将失去我对您的尊重。”当着很多人，将了毛泽东一军。毛说，我不给你这个雅量。结果，梁先生就被赶下台，从此靠边站。他也自觉，自此后不说话了。但在他不说话之前，他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后来很多人评价梁先生是一代直声，就是因为这一点。
这三个横断面实际上代表了梁先生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梁先生31岁之前，1924年的时候。除去成长期，从1917年开始是著名的大学教授，是单纯的知识分子。第二个阶段是从32到60岁，是从25年到53年，在这一段中梁漱溟辞去了教职，致力于乡村建设，这一阶段梁漱溟可是说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基本上与知识分子的生涯无关。第三阶段是靠边站，九天九地之后，开始写作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人生与人心》，是复归于知识分子的生涯。
过去说到梁漱溟，一方面是九天九地，自然地是反面教员，顽固的反动知识分子，这种说法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非常的荒诞；另一种说法把梁先生说成是知识分子的标杆，知识分子的骨气好像都集中在梁先生一人的身上了。
梁先生有没有骨气？答案当然毫无疑问。梁先生是不是知识分子？在一般人看来，这当然也是毫无疑问的。不过，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商榷。
民国以前，中国基本上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笼统的说法叫“读书人”，学界称之为“士大夫”。晚清以降，在西方的影响下，才催生出近代中国第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但是对于这一概念，争论从来就没有断过。我则倾向于把知识分子定义为追求知识、传播知识并且建构知识的人。这样的定义虽然狭窄，但是界定起来却比较清晰，讨论起来比较简易。从这个定义出发，梁先生人生中的第二段生涯，可以说不是个知识分子，至少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对此，梁先生自己其实早有体认，《1949年之后的梁漱溟》一书曾经提到，在梁先生的最后岁月里，“梁漱溟始终对‘否定文革第一人’、‘中国的脊梁’、‘最后的儒家’这些称呼敬而远之，他说，知识分子有学术中人，有问题中人，他自己恰恰是一个问题中人。自己一生所做，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而已。”按理说，梁先生没有否认自己是知识分子，后来者不该强做解人，其实不然，仔细体味梁先生的话，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是一种“不自觉”，而“问题中人”的自我定位，才是一种“自觉”的选择。更何况，这是在梁先生晚年复归知识分子状态之后的自我体认，若是再早些年，梁先生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指点江山之时，又或者是梁先生冒犯龙颜，发出“九天九地”之狮子吼之时，梁先生心中，可曾想过自己的自我定位？如果想过，我想单纯的一个知识分子，是无法囊括梁先生的，否则的话，梁先生也就不必辞去北京大学的教职。
再说一点题外话，历来被士林推重的藐视权贵或者有骨气的民国“知识分子”，比如说王闿运、比如说章太炎，都是敢骂袁世凯的主，在我看来，这都不能算是单纯的“知识分子”，王闿运见了袁世凯是可以叫“慰亭世侄”的主儿，这样的政治资历，谁比得？章太炎是大学问家不假，可是他还有个名字叫章炳麟，那是老牌的革命党，袁世凯见了，是要忌惮三分的，所以“邹容吾小弟”死于狱中，章太炎平安无事，这样的政治资历，谁比得？学者谢泳提出过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就是现代教育的根基，是在一帮传统士子的手中完成的，比如说蔡元培，蔡元培大家都比较熟悉：晚清翰林，老牌革命党，资历深厚，在教育这个领域内，简直是牛刀小试，当时的政界大佬们，谁不给个面子？要说这些人是知识分子，不是不可以，但是要说这些人的骨气和成就是知识分子的荣光，在我，是不敢分享的。
说上面的例子，是为做个横向的比较，让我们看到，梁先生之所以有骨气，是因为他有底气。毛泽东跟梁漱溟这两个人既是朋友，也是冤家。两个人第一次会面是在1918年，那时候毛泽东是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梁漱溟是著名的大学教授。那时候梁漱溟经常去杨怀中家里，毛泽东也经常在杨怀中家里。每次去都是毛泽东给开门，毛泽东对梁漱溟印象深刻，但是梁漱溟对毛几乎没有印象。38年的时候，梁漱溟去延安，毛泽东一见梁漱溟，就说，梁先生，我们很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您经常去杨先生家里，每次都是我给开门。他倆见面以后，从傍晚聊到了凌晨，第二天又是聊了一个通宵，交换彼此对社会问题的看法。这时候的毛泽东已经不是小小的图书管理员，底气很足，面对当年的大学教授，谈起来也是头头是道。而且这一次毛泽东给梁漱溟的印象也很好。梁漱溟对毛泽东的印象是这样的：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一个不相让的争论，但是却让你心情舒展，如老友交谈。然后是梁漱溟参与创建民盟。46年的时候，他经常在国共两党之间奔走，跟毛泽东建立了更加深厚的友谊。到了50年，梁漱溟经常应邀到中南海毛泽东家里去做客。有一次是林伯渠作陪，毛邀请梁漱溟进入新政府，被梁漱溟拒绝了，梁漱溟觉得还是在政府之外多做一些事情。据林伯渠观察，毛当时就有些不高兴，但是没有明说，没有形成僵局。后来毛泽东在吃饭的时候，邀请梁漱溟到河南、山东去考察。那个时候毛基本上就不大能听到下面的比较真实的东西，他也希望能有一个能讲真话的人到基层走一走。对这个要求，梁漱溟很痛快地答应了。回来之后，他们又有一个很长的谈话。49年之后，能够跟毛经常彻夜长谈的只有梁漱溟一个人，而且频率非常高，基本上一个月有一次，或两个月一次，一聊就是通宵达旦。一方面是交换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另一方面与毛喜欢谈哲学也有关系。毛谈哲学后来就找不到对手，只有梁漱溟棋逢对手，可以跟他谈一谈。就像下棋一样，要找一个跟我水平相当的。如果你下的非常差，高手跟低手没法过招。就是因为有前面的交情，到了53年起冲突的时候，梁漱溟并没有意识到他抵触的是一个国家领袖，他可能还是觉得朋友吵架翻脸了，杠几句又怎么样。毛当时的情况应该也是如此，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动用了国家领袖的权力。这可以看出两个人的性格。但是在毛死了以后，有人去找梁漱溟先生，满以为梁漱溟会对毛大家谴责，但是梁漱溟说了一句，“我很难过”。这就是梁漱溟先生高贵的地方，他始终是如一的，对毛充满尊重。
梁先生在因“九天九地”的发言而“靠边站”这一历史事件中的表现和遭遇，还容易让想到张申府。人们常说性格即命运，但是拿这话来对应梁漱溟和张申府这对老朋友，则不是那么准确。张申府的性格与梁漱溟有若干相似之处，至少就倔强这一点来说没有问题，用张申府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宁折不弯”的。两个人的经历也有几分相似，都是在毛泽东担任北大图书管理员时期认识的毛泽东，张申府当时正好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1948年，张申府在《观察》上写了一篇《呼吁和平》，在时局已经明朗的局势下呼吁和平。许多研究者认为张申府之后遭遇与这片文章关系甚大。不过，就是在这之后的1949年初，梁漱溟还在《大公报》上发表过《敬告共产党》和《敬告国民党》两篇文章，似乎，梁漱溟没有因为这两篇文章遭受什么“特殊待遇”。从一些材料来看，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时期与他的这位顶头上司相处得并不是那个融洽。卑之无甚高论，至少我觉得，这样的比较，是看到梁漱溟和张申府相同性格不同遭遇的一个角度。
冯友兰和梁漱溟的不同在于，在进入49年之后，一旦拿两个人比较，冯友兰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因为历史无法更改。如今，冯友兰和梁漱溟都已成为古人，但是历史留给这两个人的，却是不同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