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毁灭人类的核大战，因她的书消弭于无形

一场毁灭人类的核大战

因她的书消弭于无形

文：云也退   编：木叶

1962年10月，赫鲁晓夫把核弹头运到古巴，时任美国总统的约翰·F·肯尼迪实施海上封锁，双方往来了几个回合，苏联终于在十多天后撤走了莫须有的核导弹。

人类避免了一场可能的灭顶之灾，其间的10月27日，肯尼迪及其幕僚几已决定动武，灾难的爆发真只在一念之间。是什么阻止了他的行动？

说来就是一个传奇了：几个月前，肯尼迪刚刚读完了一本书——巴巴拉·W·塔奇曼的《八月炮火》。正是这本书让他在紧要关头了忍住了冲动。

《八月炮火》写的是1914年，欧洲强国如何以梦游的姿态走进了一场世界大战里，肯尼迪想起书中的往事，不禁怵然：只要一步走错，将来就会有人续写一本《十月导弹》……

让我们理性地看，《八月炮火》的贡献顶多也就是给肯尼迪提了个醒，没有这本书，也许总统也能做出正确决策。但说巴巴拉·W·塔奇曼的书能让人读后依然长久沉浸其中，是没有争议的。

▌性格即命运

——莎士比亚一般的人物描写

塔奇曼是历史写作的行家里手，《八月炮火》发表不到一年就销出七八万册，无数人对它珍爱有加，他们绝对乐意相信这样一个说法：出色的历史著作不仅不需加入等待读者临幸的漫长行列里，而且还能影响到世界重大事件的进程和演变。

在塔奇曼77年的人生中，像这样可以一说的事情着实不多。我怀疑，如果塔奇曼本人再世，是不是会觉得自己值得一写，就像她在《八月炮火》中写霞飞、写威尔逊、写威廉二世，或者像在《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一书中写索尔兹伯里、托马斯·里德、理查德·施特劳斯、克鲁泡特金、左拉、诺贝尔那样。

这些人，每一个都被她写得仿佛又活了一遍似的：霞飞将军“模样活像个圣诞老人，叫人一见便有慈祥朴直之感——这两个品质在他的性格中是不易察觉的”；

炸药的发明者诺贝尔“既是尖酸刻薄的空想家，又悲观认命，腼腆忧郁，几乎足不出户，43岁就过着隐士的生活。”

左拉的形象，她引用福楼拜的评语简直太过精当了——“一个腿脚脏兮兮的巨人仍是巨人”。

托马斯·里德是她在为《骄傲之塔》搜集素材时的大发现，他的“可写度”太高，在成书中，像下面这样的描述，几乎可以视作一出古典悲剧中的一个过场：

“里德既没有亲信也没有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是国会唯一的统治者。为了避嫌，他在公共场合总是只身一人行走。这个身材庞大的隐士每天早晨从他的住所肖勒姆饭店……缓缓走向国会山，很少停下来和别人打招呼，也不去理会街上盯着他看的陌生人。”

里德是“我们时代的失败者”，但世上可称“失败”的人生何其多也，塔奇曼选择重笔濡染里德，是因为他的才干和性格之间具有激烈的冲突，因而其个人传记具有古典悲剧的色彩。

里德在美国加入帝国主义行列的年代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在有望竞选总统的时刻，保持自己爱好冷嘲热讽的秉性，不肯屈尊于公关人情所需。

类似的还有克鲁泡特金，他既是受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头尊重的亲王，身上又背负着无政府主义的根本矛盾，即无法通过有组织的方式竞争政治权力，只能诉诸暴恐行为，消灭人的肉身，于是其醉心的事业必然只能骚嚣一时，缺乏后劲。

其实想一想莎剧就能清楚，古典悲剧的一大核心教训，就是“性格即命运”。李尔王仅仅因为性格原因，偌大的国家就送了出去，爱女忠仆死的死散的散。塔奇曼对人物的痴迷，聚集在性格与命运的联结上，而且“命运”是一个集合名词，不止涉及个人，还关乎群体。

▌日本的面子，法国的焦躁

——洞若观火：民族性格尽在掌握

1936年4月，她发表了一篇深度时评“对日本的诊断”，其中，她以东方人的“面子”观来分析日本人在外交方面的怪异的行为方式：

“举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日本的出租车司机如果找不到路，绝不会问路，虽然你和他都知道已经迷路。他更愿意无望地四处乱开长达几个小时，用尽需要自己负担的汽油和时间（日本出租车是固定价格，不是按车程计价），只是为了保有一个熟悉线路的印象，从而保住面子。”

真是洞若观火，有一种因尽在掌握而不容置疑的口吻。

所以她的散篇文章大多发表于专业外交和政治刊物（“对日本的诊断”刊发于《外交事务》），她的演讲面向的都是专业学会和学术机构（内容往往离不开为何她这样的“业余历史研究者”写出来的书却比专业著作好看很多），她在一生中名气最大的时候，都不愿意去给一大群目不转睛的学生开讲座。

也许塔奇曼只是通过文本和照片来抓捕自己感兴趣的人物，不过，那些政治和文化人物留下的浩瀚资料，够她一辈子潜心玩味其中的了。

塔奇曼若写一本关于日本的书，必然处处能埋伏下有关“面子”的细节；同样，在《骄傲之塔》中，你会发现尽管每一章都涉及三四十号乃至近百号人物，但他们组成的群像，却像超级市场里一栏一栏的货架一样，彼此区分，摆放得井井有条。

写法国德雷福斯事件的一大章“我要战斗！”其中的核心人物，从左拉、克雷孟梭、梅西耶、拉扎尔到法朗士，各各不同，但把他们与写英国的那一章“权贵”相比，你又会发现两国人的差别之大，有如天壤一般。

法国性格是焦躁不安的，语言很短促，很少长篇大论的驳诘，精彩的话语对攻，每个人物的出场都是急匆匆的；英国性格却是一副被“例外论”庇护的笃定相，打猎，赛马，社交，政治事务不是烈性炸药，而是一段在上流人士手中传来传去的玉玩，懒散的讽刺家时不常地讽刺几句。

《八月炮火》折获1963年普利策奖，次年，塔奇曼写了一篇题为“历史何时开始”的文章，发于《纽约书评》，其中提到了威廉·夏伊勒。“我从亲身经历中发现，我写不了当代史，”而威廉·夏伊勒却可以，“他们不因身在其中而受影响。”这是真话。

▌完美计划与易犯错误的人

——警示肯尼迪的前车之鉴

“关于做研究，最重要的事实要知道何时停止……你必须在你完成之前停下来，否则你永远也停不下来，也永远完不成。”她写道。研究是无止境的，“幸运的是，我希望看到作品编印成书的渴望更为强烈，这成了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

历史研究者需要掌握“计以盎司的历史”——她又一篇谈历史写作的文章的标题——精确到锱铢必较是必需的。对塔奇曼来说，爬梳故纸堆，访问与研究课题有关的人，再加上实地考察，三者不可偏废。

她并非学术意义上的历史学者，没有博士学位，但这是她骄傲的地方：她不必受学术中人必须遵循的规范的束缚，不需要削足适履地去处理主题。她使用的语言，承袭了美国19世纪爱默生以来的传统，构句精美，典雅，用词却十分精准。

“历史需要准确，用词不慎会出现作者本无此意，而读者深会其意的差错……文字是极具诱惑的危险东西，要谨慎使用。”

法国作家居伊·德·莫泊桑也说过，不管你要说什么，只有一个词表达你的意思，只有一个动词表述动作，只有一个形容词赋予其声色。“你必须寻找那个词，那个动词，形容词，不要满足于差不多，不要求助于小伎俩，哪怕是聪明的伎俩，也不要借助口头语来躲开难题。”

塔奇曼很讨厌《八月炮火》书评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愚蠢。在她看来，这就是用词不确的写照。让肯尼迪怵惕的是古人的愚蠢吗？也许他认为是。但悲剧存在的意义远在“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之上。

《八月炮火》按悲剧的逻辑架构，其中的政治家和将军们并不愚蠢，正如李尔王、奥赛罗、阿伽门农、俄狄浦斯们也都不是因为愚蠢而让自己毁灭。他们是“性格即命运”一语的证人。

在塔奇曼眼里，最值得描写的历史，是人在心智未能控制自己的行为的情况下的行动，他们会犯下巨大的错误，但命运却从错误和灾难中浮现出来，让人认出它，犹如上帝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现形。

“它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气质，”塔奇曼这样评论“愚蠢”的一战，“使之高于普通的繁芜琐碎，这是伟大的悲剧必需的元素。1914年的8月，有一种东西在逼近，不可逃避，无所不包，笼罩着每一个人。完美的计划和易犯错的人之间的可怕矛盾直让人颤栗……”

“你无法从恶中分离出善，智慧、勇气、善良也和无赖、贪婪和愚蠢相伴；英勇无畏和坚忍不拔也和虚荣、残暴、腐败同生同灭。”这是在古典悲剧精神里熏陶过的人说出来的话。

她不能从当代史中听出同样的音律：“生活在20世纪的人类不值得羡慕。他们以前相信自己是神的造物。现在他们失去了骄傲，开始思索自己最近的斑斑劣迹和眼前的重重困境。他们再也不能如赞美诗诗人那样尊称自己为‘仅次于天使之人’。”

——当代史让她遗憾，乏力，有时甚至恶心，但我们能不能向她引一句中国古人王右军的话：“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

对于史学界来说，巴巴拉·塔奇曼堪称一个掀翻了桌子的人。

巴巴拉·塔奇曼身体力行地反对史学界的“价值先行”，并且将高超的文学技巧运用于历史写作，以一己之力拔高了历史写作的门槛，甚至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写作品类 ——“非虚构写作”。

天才的作品，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种体验，阅读塔奇曼，是在体验阅读之美的同时，完成一场智慧之旅——

●至暗时刻的肯尼迪将塔奇曼作品置于案头，作为决策的依据；

●中美破冰之旅时，尼克松将塔奇曼的作为国礼赠送给中国时任领导人。

●曼彻斯特、黄仁宇、马伯庸等知名作家看了她的书，纷纷将她视作自己写作上的导师，加以模仿学习。

但遗憾的是，塔奇曼的作品在中国被长期被忽视。她的部分作品引入国内后，曾一度绝版。

为此，诚挚推荐《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等六部作品，并与近两年出版/再版的《圣经与利剑》《八月炮火》组成“塔奇曼作品集”，一共八卷九册，是迄今简体中文世界最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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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原载于《外滩画报》2016-04-16，感谢原作者。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内容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